也許，下面一段歷程更能說明溫州人的投資精神：
2001年，第一個溫州炒房團誕生，157名溫州商人浩浩蕩蕩奔赴上海房市，溫州資本首次進入人們的視野。此後幾年，陸陸續續有2000億溫州資本湧向全國一線或者二線甚至三線城市，甚至的遠在迪拜、越南的房地產市場也有溫州炒房團的身影。
2002年，煤炭價格上漲，溫州資本又大規模融入煤市，據說山西省60%的中小煤礦被溫州資本收購，「溫州炒煤團」應時而生。
2003年，棉花市場收購價放開，50多億的溫州資本湧進新疆棉花市場，形成所謂的「溫州炒棉團」。
仍舊是2003年，電力緊缺，幾十億溫州資本進入四川、重慶等水電資源富饒的地區，開始投資小水電站的建設，於是投資市場上又冒出來一個「溫州炒電團」。
2005年，1000億溫州資本進入股市，鬧哄哄的股市被激起朵朵浪花。
2006年，溫州資本進入有色金屬礦產。
2007年，西部油井也沾染上溫州資本的「貴氣」，「溫州炒油團」成為投資市場一個新名詞。
近年來，溫州人還投資過大蒜、生薑、黃金、古董、地皮、飛機，等等，可謂無所不投。儘管溫州資本也有被套牢的時候，面臨極大的風險，但溫州人的投資熱情似乎從來沒有被磨滅過。他們不斷變換投資目標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豐富了投資市場，為這個原本嚴肅枯燥的市場創造了許多娛樂。人們在津津樂道的同時，不免好奇地猜測一番：明天，溫州人準備投資什麼？
2008年之前，幾乎中國所有的企業都在打「奧運」牌，以奧運的精神來引導市場。溫州人也不例外，但他們所投資的項目利潤更大——炒房。他們打著「住奧運房，看奧運賽事」的口號，在奧運賽事進行的如火如荼之時，也賺得盆滿缽滿。而奧運結束之後，溫州人似乎意識到了經濟的不景氣，又及時將資本從北京房地產市場中撤出來。
對於溫州這個以「賺錢」為信仰的人群來說，投資的唯一方向，就是有利潤。——也許你會說，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將錢投在有利可圖的地方，難道誰還喜歡做賠本生意嗎？
溫州人的「有利可圖」，目標是很明確的，如上面所說，一經發現北京房地產的下滑，立刻撤出資本。可並不見得所有人都是這樣做生意的，有的人喜歡在一個領域裡死磨，不管這個領域目前的狀況怎樣，他都會嘗試著堅持下去，也許他想有朝一日成為行業老大。溫州商人就不是這樣的，他們更「急功近利」。
石家莊一條巷子里，原本有兩家定做羽絨服的店鋪。首先開此店的溫州人，在大家都以為人們喜歡買牌子羽絨服的時候，他首先在那條巷子里創了「山寨版」的羽絨服，價格便宜，生意很不錯。
當地人看這個生意不錯，於是不久也跟著做羽絨服生意。由於當地人人脈好一些，溫州人的生意幾乎搶走了一半，但總體來說生意仍然是不錯的。即使如此，溫州人仍然很快將店裡的東西低價轉讓，改開「DIY」店，專門經營手工材料：不織布、絲網花、毛線、中國結、各種手工製作書及工具等，當然也有老闆親自設計的一些漂亮物件。
一般人不會想到這種生意能火起來的，但沒想到現代人動手能力這麼強，尤其是一些上班族和學生，有事沒事都去店裡轉一圈，買些材料回來自己做個小兔子、小飾品，掛在包包上或者送朋友。更重要的是，這種小器材的價格竟然都賣得很貴，溫州老闆說這是時尚、牌子，目前國內只有真正有內涵上檔次的人才玩「DIY」。
再後來，這條巷子里跟風的人又多了，很多「DIY」都冒出來。溫州老闆又在自己店裡加了「格子鋪」的形式：買店中的器材放在格子鋪里店主會幫忙賣出去，不收取材料費，只收取租格子的費用。再後來，同行又多了，溫州老闆又變了投資方略……
總之，溫州老闆總是極力避免跟同行競爭，即使他仍然在賺錢，他也會毫不猶豫地退縮。他所追求只是沒有競爭的最高利潤時，一有競爭或者低迷的苗頭，立刻改變經營路線。
這又引出另一種現象——與其說溫州人緊跟市場，不如說溫州資本在引領市場。
一部分人認為，溫州人之所以能快速發財，是因為他們時刻跟進市場腳步，什麼東西賺錢多就去投資什麼。這話說得固然不錯，但另一種說法似乎更妥帖：與其說溫州人在跟進市場，倒不如說溫州人在引領市場，與其說他們在乎的是利潤，倒不如說是利潤的「最大化」。
溫州人總有辦法成功引領市場，這與他們的膽識是非不開的。溫州人素來膽大，敢於走在國家政策的前面，而政策是市場的導向，往往蘊藏著巨大的能量。據說，每一個成功的溫州商人，都會將每日收看新聞聯播當做必須執行的軍規，每一項國家政策細微的變化，敏銳的溫州人都不會錯過，從而在細微的政策變化中尋找投資機遇。
建橋集團董事長周興增，上海第一所由外地人投資興辦的民辦大學的創始人，他就是在國家政策還沒完全放開的時候，完成了民資辦學這項壯舉的。
那是在1999年，手頭已經有一筆資金的周興增決定棄商辦學，在上海建校。當時他的建議並未得到當地政府的批准，雙方只是簽訂了一個意向書。然後周興增就投資3億元，在浦東康橋開發區開始買地、搞基建、蓋樓舍，將辦學所需的基本硬體都準備得差不多了，然後再到上海市教委審批。
談起這個大膽的舉動，別人問他：難道不擔心政府不給審批？
周興增臉不紅心不跳地說：「若是不先搞辦學的必備條件，那就永遠也批准不了！」這種將政府一軍的巨額投資方法，恐怕一般人不敢輕易嘗試。
別人又質疑：「民辦大學的招生，一般第一年沒多少生源，難道你能確定自己不會賠本嗎？」
周興增依舊不瘟不火：「等我超過1000人，請您再來恭喜。」
結果2000年9月，周興增的建橋學院第一年招生，報考人數就有5300人，當年錄取了1352人（當年上海民辦學校的正常生源可能只有300人）。2001年，上海教委破格准許建橋學院列入國家計畫內招生序列，授予它獨立頒發大學文憑資格的權力。
後來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教委每每談起周星增，都會誇讚：「建橋是一條鯰魚，把上海的民辦大學給帶動起來了。」
古話說：「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緊跟市場潮流固然不錯，但卻不及搶佔市場先機來得明智，如果能成功引領市場走向，那麼無論對自己，還是對社會，都是功勞一件了。
其實，緊跟市場也好，引領市場也罷，無論溫州人的投資路線怎麼變，追逐的東西一直沒變——永遠追逐最大利潤，其他非最大利潤的利潤當放則放。正如一則段子所說：比爾蓋茨掉了1000美元都不需要彎腰去揀，因為彎腰撿錢的這幾秒鐘他完全可以掙到更多的錢。在溫州人的觀念里，那些非最大利潤的投資行為，其實就是一種「彎腰」，是非常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