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的早上，新聞界又給了我一擊，我在德拉姆大街買了一份《紀事報》帶回辦公室，這次報上登了一張我的髒兮兮的頭像，讓我看上去獃頭獃腦，臃腫不堪。標題寫著：私家偵探又捲入另一件謀殺案。
這指的是逍遙宮的案子。正如我意料到的，地方媒體已經聞風而動，記者們小題大做，稱呼我為「會放煙火的私家偵探」。文章充滿諷刺：超級警官，可疑天使或是傷寒瑪麗 ，製造事端卻又能峰迴路轉，化解災難——究竟哪一個是我？故事繼續到這一版的背面，那裡有第二個報道，內容是昨天的採訪還有我對安德娜·霍恩巴克指控的否認聲明。記者沒有寫出任何結論，他也不需要做這個，就任由讀者盡情地發揮想像，肆意評論吧。不管別人決定了什麼，我準備不予理睬。
這次我沒有生氣。我的情緒已經超出了憤怒，更多的是對自己身陷泥潭的無可奈何與自憐。我把報紙揉成團，扔進廢紙簍，然後給自己泡了杯咖啡，坐下來完成給亞當·布里斯特的報告。
十分鐘後電話鈴響了，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也響個不停。卡亞巴里恩打電話來表示慰問，給我出點子。我在《考察者》的酒肉朋友說的全是廢話，他認為整件事很有趣；我以前服務過的債務公司經理很負責任地不斷地告訴我，讓我不要擔心因為公眾關係的原因會影響以後的生意；還有三個媒體的來電，其中兩個是地方電視台，他們都想來採訪我。我用無比的禮貌婉拒了他們。緊接著是兩個難對付的傢伙——一個年輕人說我是法西斯主義豬，一個老太太說撒旦在我的體內，我唯一的出路就是信奉我主耶穌。
歡迎來到艱難時刻，埃伯哈特說過。
沒錯。
我寫好給布里斯特的報告，和花銷表一起塞進信封，貼上郵票。電話又響了，我開始厭惡電話，並理解了造反分子為什麼要去轟炸電信設備。我拿起聽筒：「撒旦偵探所。」——就是想胡鬧一下。
「你這個傢伙。」埃伯哈特說，「如果我的屁股正在煎鍋上的話，我可沒有你一半的好心情。」
「我也不想這麼好笑。你是我今天早上接到的第九個電話了，我累了，就是這樣。」
「你可能會更累一點兒。」他說，但是今天他的語調里並沒有絲毫幸災樂禍，聽得出他確實有點兒著急了，「事情有點兒不太妙。」
「啊，天哪，現在又怎麼了？」
「頭兒今天下午想見你。」
「頭兒？為什麼？」
「你說會為什麼？我昨天告訴過你，已經有人施加壓力要把你拉下來。今天又有新的壓力了。他想私下和你聊聊，看看你自己怎麼說。」
「好吧，」我說，「如果他不喜歡我的解釋，會向州委員會建議對我停職——就是這麼回事？」
「就是這個意思。」
「太可怕了。要我幾點過去？」
「三點半。」
「你會一起嗎？」
「我和克萊因都在。」埃伯哈特說道，「不過他對我們也沒什麼好感。他要查出霍恩巴克案的兇手。」
「你的意思是毫無進展。」
「一點兒突破也沒有。」埃伯哈特對我說，「聽著，如果有什麼在雙子峰山發生的事情你沒有告訴克萊因，你最好跟頭兒說說。」
「我什麼也沒有隱瞞。我為什麼要隱瞞？」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會不會有什麼事情被你忽視了，也許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埃伯，我把所有的細節都告訴了克萊因，而且我自己也在一遍遍地回想。」
「再回想回想，」他對我說，「在你監視霍恩巴克的車的時候，你是唯一知道你看到了什麼或沒看到什麼的人。」
掛了電話以後，我站在那兒看著它。我唯一能確定的是電話隨時會響起；用不了多久，我不想見的人也會翩翩而來，叮叮咚咚地按響門鈴。但是我現在一點兒也不想待在這兒對付這些事情。我的頭又開始疼了，腦子裡都是鈴聲，就像在最後一輪的拳擊手，搖搖晃晃的，失去重心。我需要空氣，運動，做點兒事情。我把電話轉到答錄機模式，以免有人打進來，然後我離開了辦公室。
我開車去的第一個地方是西區，去退休警察米羅·皮特里的家。他退休後做兼職警衛，也為各類私家偵探機構打工。我以前聘用過他，對他很了解，想找他幫個忙。我需要借一把手槍，明天我去羅斯的莫侖霍莊園要帶著用的。喬治·希克科斯早上沒打電話，我估計這份工作還保得住，我也仍有執照和佩槍許可。即使警察局局長決定建議吊銷我的執照，那也至少得到下周才有所行動。
去米羅家的路上，我回想著周一晚上的情景。從我沿著聯合大街跟蹤路易斯·霍恩巴克開始，飯店、報亭、藥店、圖書館、杜威之家、雙子峰山，還有觀景台——都是普通正常的去處，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霍恩巴克停了車，點了根香煙，坐在暮色中，我坐在道奇車裡監視著，直到兩個巡警過來——除此以外什麼都沒有。仍然毫無頭緒，甚至連誇大歪曲的可能性都沒有。
埃伯哈特說的話也一直在我腦子裡轉悠：「你是唯一知道你看到了什麼或沒看到什麼的人。」不管如何，它聽上去挺有道理，不過我可不能把這當做救命稻草。
米羅在家；除非有工作，他一般都在家，而且一如既往地健談。他要知道「大事件」的來龍去脈——他這麼稱呼這件事；我用了十五分鐘的時間，喝了一杯難喝的咖啡，解釋了前因後果。
但是，他很樂意將自己的一把手槍借給我——點三八口徑的配有腰帶和槍套的特警手槍。他不明白我為什麼自己沒有手槍，因為我以前是一名警察，現在是私家偵探，也擁有佩槍許可證，為什麼我不留一把槍？我試著告訴他我已經不喜歡這東西了，不過這並沒有說服他。
他對我說：「不要告訴我你是一個反持槍主義者。」我不想再和他深談下去，在他發表槍支演講的時候，我一句話也沒有說。我謝過他，承諾周日會還。我帶走了槍，鎖在了汽車前座的置物箱里。
你是唯一知道你看到了什麼或沒看到什麼的人。
我開回市區。預訂禮服的地方在市中心附近，我在距離那兒有半個街區遠的圖書館停了車，步行到商店，開了支票付了租金和押金。老闆堅持讓我試穿，想確定是不是合適，我聽從了他的建議。鏡子里的自己穿著這麼一件禮服，看上去像個胖傻瓜，啤酒肚挺著，肩膀鼓著，後背凸著，我從沒感到自己是這樣獃頭獃腦，臃腫不堪。
我看到了什麼或沒看到什麼。
我拎著衣服出了店門，回到車邊，把衣服扔在后座上。我直了直腰，關上車門，看了看四周。圖書館是一幢古老的科林斯柱式建築。我站在那兒，盯著那幢樓。
我看到了一些東西，但有兩樣東西我應該看見而沒有看見。
還有圖書館——對，就是圖書館。
好吧，你應該知道什麼？我思考著，竟然笑了起來。老偵探的煙火又綻放了，時間剛剛好。
如果我是對的，那我的屁股可要離開煎鍋了。
公共圖書館俄羅斯山分館位於列文沃斯，正好在伯克喀爾胥嘈雜的同性戀社區上面。我將車停在一個禁止區域——最近我總是收到罰單，但是我可不介意付罰款——爬上山坡去看這幢位於世紀大樓里的分館。
一個中年胖女人戴著銀鏈眼鏡，站在接待台後面。另一個年輕的金髮女郎，身材豐滿，略有姿色，正在書架前來回穿梭，整理書架上的圖書。除了她們兩個沒有別的職員。可還是有不少讀者——六七個讀者一直坐在書桌邊看書，兩三個站在新書架前，一個女孩正在用複印機，一個小夥子正在附近的架子上放書。
我路過接待桌後面的胖女人，腳步聲咔嗒作響。圖書館裡靜悄悄的，只有複印機工作的聲音。我清了清喉嚨，胖女人看了看我，戴上眼鏡，笑著問我：「有什麼能幫您的嗎？」
「是的，我的一個朋友周一晚上在這兒和一位年輕的女士討論了她推薦的一本書。也許就是那位，」我朝書架那裡做了個手勢，「如果周一晚上是她當班的話。」
「是的，是她。」
「是這樣，我自己也想問問她那本書，」我說道，「我的朋友告訴過我她的名字，不過我一下子想不起來了。」
「威克斯小姐。」
「對，威克斯小姐。吉恩·威克斯，對嗎？」
「不，她叫卡羅琳。」
「卡羅琳——對，就是這個。周一晚上只有她在嗎？」
「不，本森先生那天也在。」
我對那個本森可不感興趣。我說：「非常感謝。」我對她燦爛一笑，朝著那個整理書的女人走去。
她大概三十歲，堅毅的眼神，薄薄的嘴唇，襯衫緊緊地包著豐滿的胸部，身上的裙子也綳著胯部。她看上去很緊張也很專註，我過去的時候，她正站在考古學那個架子前，往上面擺放《裸體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