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悶的星期一，九點二十分，我垂頭喪氣地回到自己的新辦公室——帶著一點兒淡淡的憂鬱，還不至於陷入深深的沮喪。
這地方一點兒也沒有振奮我的精神。辦公室在德拉姆街，距離海厄特區和一條廢棄的內河碼頭高速公路六十英尺，我剛認識凱莉的時候就租下了它。這裡最近剛整修過，電梯運行時不再發出叮叮噹噹的響聲了；接待室和私人辦公室放置了有燈芯絨墊子的合金椅，掛上了威尼斯式窗帘；牆面刷上了柔和的色彩，搭配淺褐色的地毯和黃色的電話機，但以我慘淡的心情看過去簡直是場色彩噩夢。
新辦公室的最大問題是——沒有特色。以前在特德盧安近郊的那間老辦公室充溢著我二十年的生活氣息：斑駁的牆壁、老舊的傢具、脫落的分類標籤、山姆·斯佩德 時期的帶水池的壁龕。那才是私家偵探的辦公室。這兒更像是位銷售員、律師或副經理的辦公室：舒適、不顯眼、單調。它不屬於我，即使我在一整面牆上掛了《黑色面具》 的封面招貼畫。
我不斷告訴自己當我適應這裡的環境後會產生家的感覺；只要有足夠的時間，我能讓這兒帶上我的烙印。但我自己都不相信。我希望回到泰勒街，回到我那間不復存在的老辦公室，管他客戶們的想法，管他莊重的律師形象！我已經五十三歲了，做了二十多年的私家偵探，擁有了體面的生活。難道我非要開始改變嗎？
很諷刺。現在我正是在這兒，在明亮整潔的新辦公室里，像個陷入熱戀的小青年一樣祈求一個小我十五歲的女人做我的妻子。而且我已經單身了五十三年了。我究竟為什麼要改變我的生活呢？
該死，真該死。
我在辦公桌前坐下，望著剛拉開的威尼斯式窗帘。天氣相當不錯，陽光明媚，有一點薄霧，我能看見內河碼頭上的景象。輪船發出的微弱鳴笛聲打破了辦公室的靜謐，可能是索薩利托渡船發出來的。我坐了一會兒，眺望窗外，想了很多，然後起身用電爐燒水，準備沖咖啡。
在以前的辦公室，我把電爐放在我的文件櫃頂上。這兒則有個單獨放它的小桌，上面有罐裝速溶咖啡、奶精、糖、一包塑料小匙和一排一次性塑料杯。也許每天早晨我應該帶盒炸面圈和蛋糕來，好好招待客戶，或者再買二個電爐、煮義大利面機和海員式沙司 ，迅速地做出義大利面，讓他們和他們的義大利私家偵探一起享受一頓正宗的義大利餐……
電話響了。我已查看過留言並關閉了答錄機——周末沒有留言。於是我走過去提起黃色話筒，語氣有點兒憂愁：「偵探事務所。」
一個一本正經的拘謹男聲問我是誰。我告訴了他，他又問道：「你是個偵探？」我心想：不是，我只是個蠢蛋。不過我仍回答：「沒錯。有什麼能為你效勞的嗎？」
「我叫喬治·希科克斯，代表克萊德·莫倫豪爾先生。」
他說第二個名字時的變調似乎表示我應該知道這個人。但我從未聽過克萊德·莫倫豪爾這個名字，也從未聽過喬治·希科克斯。
「什麼事？」
「莫倫豪爾先生需要一名私人保鏢。你能做嗎？」
「是的，我以前做過。」
「這周六你有時間嗎？」
「做幾天？」
「就周六。」
「讓我看看日程表。」我說。
我的日曆像這間辦公室一樣無聊，但永遠別讓顧客察覺到你非常渴望接他的案子。停了十五秒我才說：「是的，周六看起來有點時間。要我做什麼性質的保鏢，希科克斯先生？」
「我想親自來談，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想今天下午晚些時候來拜訪你。」
拜訪，天哪。
「好。你什麼時候方便？」
「三點。」
「期待你的光臨。」
「謝謝。」他再見也沒說就掛了電話。
二十分鐘後電話又響了。我正喝著咖啡，準備發票和言辭激烈的催債信。總會遇到一些這樣的人——雇了你卻對你的工作不滿意，或者就是不想付錢。有兩件案子，當事人各欠我兩百元不到一點，但是已經拖欠了幾個月了。要麼他們立即給付，要麼我把他們送上索賠法庭；我在信里就是這麼措辭的。
這次是個我不認識的叫亞當·布里斯特的律師打來的。他說他從另一個律師那兒知道我，因為我曾經為那個律師工作過。亞當問我能否在一小時內去他辦公室討論一個小調查。我說可以，記下他的地址，感謝他找到我。我並不急於知道他要我調查什麼。我接過許多樁律師的案子，大部分是些基本的小案子。當他們聘用我時，我幾乎已經猜到是什麼類型的案件了。
亞當·布里斯特要我辦的案子果然不出所料。他的辦公室位於克萊門特街，在公園附近。他的眼睛閃著貪婪的光芒，年輕有活力，辦事迅速而條理。他請我坐下後，給了我一張女人的光面照片。在我看照片時他直接開始說重點。
「這個女人叫勞倫斯·皮爾斯，」他說道，「你聽過這個名字嗎？」
「沒有。」
「她是本地名媛，繼承了一筆幾十萬美元的遺產。她交友甚廣，朋友里有政治家、演員、富翁等。她經常旅行，想去哪兒就去哪兒，到處遊玩，從不定居。我肯定你已經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點點頭。照片里的女人四十歲，有一頭秀美的紅髮，綠色的眼睛，非常漂亮，但顯然縱慾無度。烈性酒、毒品或是放蕩的生活已經對她造成了不小的損耗，再過些年她會變得肥胖、邋遢、美麗不再。
「她也很魯莽，」布里斯特說，「特別是喝了酒之後。她開保時捷出過幾次事故，她還能持有駕照就是因為她的那些有權有勢的朋友們。」
我又點點頭，把照片還給他。
「幾周前，」他說，「她從側面撞了我一個客戶弗農·英奇的車之後，駕車逃跑了。英奇先生記下了她的車牌號並報了警。但正如人們的預料，警察沒有多大動靜。皮爾斯從此消失了，沒人知道或者沒人敢透露她去了哪兒。」
我明白髮生什麼了：「你的客戶要告她破壞，是嗎？」
「是的。他傷得非常嚴重，那次事故使他至今不能上班。所有訴訟文件已經備齊，開庭時間也確定了。你的任務就是找到皮爾斯，傳喚她出庭。」
哈，現代社會，私家偵探的角色還真特別。沒有很有錢的客戶，沒有可以做性伴侶的美女，沒有豐厚的報酬，只有一份少得可憐的酬金，雇你去追蹤一個搬家搬得比州長還頻繁的女人，給她傳票，被罵幾句——他們總會咒罵你——然後退出，再接另一樁低薪案件。好吧，沒關係，有份工作總比沒有強。我的財務狀況讓我沒有必要吹毛求疵。
布里斯特微微前傾，貪婪的眼睛研究著我。這雙眼睛讓我覺得弗農·英奇的事完全是個騙局；如果布里斯特說的是真的，勞倫斯·皮爾斯早就付錢擺平這個小過失了。
布里斯特問：「我們要怎麼做？」
「你有皮爾斯的資料嗎？」
「有你需要的一切。很齊全，包括她親戚和朋友的姓名、地址。」
「假如我在瑞士或者南美找到了她，我要跑到那兒去給她傳票？」
「我會跟客戶商量，」布里斯特說，「到時候總會有辦法。」
我們商定了我那可憐的一點點報酬。之後我又問了他幾個問題，簽了份合同，拿了勞倫斯·皮爾斯的那些資料和預付支票，然後他送我出去。他跟我握手時手心是濕的，有些貪婪的人會有這種表現。我一邊用手擦著褲管，一邊向汽車走去。
回到德拉姆街時是中午。我的愁悶現在消失了，腦子裡的案件取代了凱莉，周圍的事物看上去明快起來。我在辦公樓附近一家咖啡館吃了個五香熏牛肉三明治，然後回到辦公室開始工作。
我用十五分鐘瀏覽了皮爾斯的資料。除了親戚朋友們的姓名地址，還有一些剪報，按時間順序記載了各種活動：她參加或舉辦過的社會活動與聚會，比如為一名當地國會議員募集資金；她的前兩任丈夫的賬單，一位叫科爾維爾，是個醫生，另一位叫伊森，是個商人；一檔最近的專欄，爆料她與一個好萊塢影星的緋聞；一篇關於她多年前醉酒駕駛遭捕的新聞，那次她讓兩輛警車追著她一路穿越了舊金山的馬里納區。這些資料除了證實布里斯特對皮爾斯的說法完全符合事實之外，別無其他。
我撥了資料上列出的她家的電話號碼，登記的地址在太平洋高地一處高級住宅區。一個女人的聲音傳來：「皮爾斯公館。」我說找勞倫斯·皮爾斯，那個女人說很抱歉，皮爾斯太太出城了。接著我說我是替那位好萊塢影星打的電話，他有非常緊急的事情要找皮爾斯太太談談。我問她哪裡可能聯繫到皮爾斯太太，她表示沒有辦法。但她說如果皮爾斯太太打來電話或者回家，她會傳口信給她，然後她有點兒冷冰冰地問了我的姓名和電話號碼。不管怎樣，我謝過她之後掛了電話。自作聰明也就到此為止了。
我打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