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mmel/文
奎因的偵探小說水平參差不齊。除此之外，他的作品更是比較清楚地被分為前、中、後三個時期，三種風格。特別是在文學藝術特色方面，奎因一直在變化探索著。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奎因於20世紀30年代中期之前所創作的國名系列偵探小說和上世紀40年代之後的所創作的一些長篇偵探小說。我們把40年代之後的奎因作品叫做「後期奎因作品」。在這裡，我將從四個方面就奎因後期的個人的創作特點作些簡單的闡述。
在奎因剛在偵探小說界嶄露頭角的時候，他們筆下的偵探小說有著濃烈的英式偵探小說的風格。從文學鑒賞的角度，它並不存在特別明顯的社會屬性，而在語言方面也是緊湊簡潔地為偵探小說的線索、偵破進展而服務。但除了國名系列之外，在後期的奎因小說中，它卻有著非常明顯的美國愛倫·坡式的審美意象。審美意象是中國古典美學中的核心概念。在西方現代美學史上，對審美意象的探討也一直為美學家所重視。克羅齊首次把審美意象歸結為情感與形式的關係問題，是情感的形式表現。蘇珊·朗格把審美意象當做「情感符號」來加以考察，認為它是一種「浸透著情感的表象」，是一種「情感符號」。很自然地，在奎因後期的，以《凶鎮》為代表的這一波創作中，情感問題成了文學創作的主軸。奎因把自己的文字以怎樣的形式呈現在他們的小說之中呢？在偵探小說這種特殊的文學藝術形式中，審美意象生成的內在邏輯也是相當有特色的。在奎因的後期創作中，他把情感符號升華成偵探小說的內在邏輯。
奎因的小說（本文中所說的奎因小說均指奎因20世紀40年代之後所創作的小說）中，沒有華麗的辭藻和令人費解而拗口的哲人理論。從它的文字創作生成來看，奎因還是一貫崇尚凝練簡潔的表達。它的文字的力量表現全集中在了真實感和邏輯的可靠性上，敘述方式也是較顯樸實的。這一點埃勒里·奎因與阿加莎·克里斯蒂所創作的偵探小說有著非常明顯的區別。奎因建立在真實上的力度感讓小說整體而堅實，這樣做，以便於大段的邏輯推理恰當地被呈現出來。奎因小說中的邏輯過渡沒有緩衝，情節彈性被省略。對於眾所周知，或者一般人通過簡單推理就能夠得到的信息，奎因在小說中一般不作強調。小說中所創造的人物埃勒里十分愛好康德的理論，康德的一些典型思想甚至成為小說人物埃勒里的指導論。奎因小說中很多的審美意象與康德保持著相同的觀點，它們是被建立在理性觀念之上的感性形象。奎因小說的審美渲染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作，而是帶有人類內在精神的。從里程碑式的小說《凶鎮》開始，奎因立足於美國精神的大背景，萊特鎮中人們的所言所行並不是自由想像，並不是莫名的夢境，而是社會意識的真實體現。如果說奎因在1942年藉由萊特鎮———這個虛構的城鎮作一試探性的創作的話，當奎因結束了「萊特鎮三部曲」的創作之後，在他們的《九尾怪貓》中，奎因嘗試了真正建立在美國紐約大背景下的真實的社會意識形態上的人物、事件的描寫。無論是人性還是政治，奎因都微有涉及。嘗試讓這些東西替代原先國名系列中埃勒里偵探的被獨立開的大段邏輯分析。這樣的「本格」世界，更是充滿了能量和張力，使之達到了一定的文學審美深度。奎因的一貫創作路線反對情感泛濫，這一點從小說人物的性格中就能看出來。埃勒里這個人物在奎因後期的作品中開始具有了細緻的人性化描寫，他在奎因的小說的所有人物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聖潔不濫情，同時也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奎因對於社會情感的描述也是趨於含蓄的。這裡又得提到康德，他的話正反映了奎因小說的表達特色，奎因不斷用文字暗示我們一些想像力，但這種想像力所帶來的圖景是模糊而不確定的，它沒有任何明確的思想或概念。奎因運用這種文學藝術手段觸摸到了生命的深層。
奎因在累積了多年的創作經驗後逐漸領悟到，小說本身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必然具有各自不同的豐富的社會屬性。邏輯推理該被擺置在怎樣的框架之下？奎因對於這個問題的掙扎早在193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但直到1942年，奎因才為小說真正構築出一個成熟而尖銳的社會屬性。奎因在這些作品中讓我們認識到邏輯推理與社會屬性之間的必然關聯。後期的奎因案件，是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成立起來的，案件的動機緣由成為小說故事生成的基礎。在同時代的一般意義上的本格作品中，本格創作者更多講究的是對案件本身的細節探索。不可否認這樣的探索是具有本格歷史性貢獻的，就像卡爾的小說總是能夠讓我們領略到五彩斑斕的密室世界一樣。但無論是案件詭計的細節，還是案件發展的微觀邏輯，它們遠沒有探索社會邏輯意識形式這種偵探小說的創作手段來得更長遠、更具有發展的空間。我們很快在一些二流作品中看到，本格作家的過分執念會讓偵探小說變成科幻小說。奎因相對於克里斯蒂來說，社會活動比較頻繁，所以在這方面的問題，奎因會相對考慮得比較深入、比較現實。
奎因在小說的各個方面試圖著手描繪社會層面的素描。在《九尾怪貓》中，奎因巧妙地安排了一個很長的章節來描述一個當時紐約社會底層的普通白人家庭的起居生活，奎因賦予了小說更進一步的倫理內涵。可以說，其實在《九尾怪貓》中，奎因基本讓每個人———死者也好，活者也罷———身上都被刻上了深深的社會烙印。就連埃勒里·奎因本身，也是如此。在中期的奎因作品中，如果說，埃勒里只是在情感方面被牽涉在案件之中的話，那麼在後期的奎因作品中，埃勒里的人以及他的思想已經牢牢地被牽引在故事之內。這並不完全取決於埃勒里個人的覺悟，而是作者奎因把埃勒里同樣擺在了這個社會背景之中，他必然要受到更深層次的牽連的。奎因明白案件不可能形而上學地被獨立開來，它與政治、生活、甚至是人的性格是有重要關聯的。這個空間相當地大，在奎因的晚年，從他對小說把握的方向可以看出來，他們一直致力於這樣的挖掘。這個主題可以說，直到奎因的作者相繼去世後，都沒有被開發殆盡。而且很遺憾的是，目前的偵探小說家中，很少有作家沿著奎因嚮往的創作道路繼續走下去。在日本，雖然湧現了社會派和本格派這兩種不同風格的偵探小說，但同時信奉愛倫·坡和霍桑開創的文學創作神秘主義派系和奎因個人特色的社會屬性濃烈的本格派案件的作家，幾乎沒有。
後期的奎因作品中也有涉及政治問題的創作。《玻璃村莊》的問世尖銳地表明了奎因在這部小說中的政治立場。本格派的觸角又觸及到了敏感的政治問題上。在《九尾怪貓》中，奎因就已經小露政治色彩的端倪。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美國的反共、排外運動，涉及美國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領域的各個層面。奎因只是一位偵探小說家，但在當時這種激烈的階級矛盾碰撞下，奎因毅然決定以麥卡錫主義作為小說的素材，創作了《玻璃村莊》這樣的反麥卡錫主義立場的偵探小說。一個偉大的政治革命也成為了奎因的創作源泉，奎因非常明確自身的文學創作與政治是緊密相連的。在《玻璃村莊》問世的前一年，1953年，是麥卡錫主義的極端之年。這年春天，美國的一大批左翼作家的書籍被列為禁書，其中包括了很多的偵探小說，甚至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很難倖免。奎因的好友，著名的硬漢偵探小說家哈梅特也被列入「危險名單」。美國當時的文化層面在政治威脅下搖搖欲墜，這讓這兩個偵探作家怎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中繼續他們的埃勒里大冒險呢？文學的意義就是反映現實問題的意義。奎因覺得，偵探小說也是文學形式里的一種，它是不能被獨立地擺在現實之外的。
從《凶鎮》開始，奎因的小說都透露出一種自然主義風格。這種讓人叫好的偵探小說風格成為了奎因後期創作的一大個人特色。奎因的小說風格基本上都是比較樸素的。不否認，奎因的作品中是有一定的傾向性的，但它都建立在真實性的基礎上。即使是在萊特鎮，這個奎因編造出來的鄉村小鎮上，小說人物的行為和語言都是非常真實、自然的。甚至在一些故事中，奎因更是傾力描繪出了一個辨證的世界。這樣的偵探小說更容易被長期流傳。到21世紀的現在，我們來看上世紀40年代在萊特鎮所發生的故事，並不覺得過時，它並沒有受到太多的時空限制。此外，奎因的小說自從開始有了故事般戲劇化的情節鋪展開始，小說情節發展的軌跡一直是在一種非常健康的思想感情的支配下進行創作的。而且因為基於奎因所創作的是偵探小說這樣的一個性質，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不存在生活現象中的偶然性，也沒有太過瑣碎的東西出現。但這並不意味著奎因那些樸素的自然主義風格是呆板枯燥的。他們的後期作品的描寫方式應該還是比較鮮活的。奎因後期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真實生動的。像《凶鎮》中的諾拉·海特、《九尾怪貓》中的吉米·麥凱爾、《十日驚奇》中的霍華德·范霍恩、《從前有個老女人》中的瑟羅·波茲等人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