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ky/文
100年前的1905年，美國紐約的布魯克林住宅區誕生了兩個新生命，100年後的2005年，我們仍然可以在世間找到他們燃燒的耀眼餘光。埃勒里·奎因，史上最為傑出的偵探小說家之一，今年已是整百年了。無論是作為一位作家、編輯甚至偵探，奎因的名字都似一枚枚鮮活的烙印，訴說著品質的保證和強大的鼓舞。
從1929年《羅馬帽子之謎》開始，到國名系列與悲劇系列的結束，這段時期內，奎因的作品有一些令人著迷的特色：調理極為清晰的推理過程，死亡留言的使用，作品當中體現出來的推理的深度在當時和今天看來都是無與倫比的。我們在奎因的很多作品中，可以讀到這樣的字句：「……那是某種模式……」，或「……總有什麼地方不對勁……」之類的，這樣的一種直覺主義證明了奎因仍然承襲了范·達因的一些風格，奎因自己的特點並不在於此，而我們關注的也僅僅是推理的精彩與真相的意外。從奎因最早的作品《羅馬帽子之謎》的解答來看，他的「二分法」推理已經頗具雛形，即非此即彼的推理，偵探嘴裡念念有詞：「通過某某線索可以知道，某某人絕非兇手；或者，既然不是這樣，那麼一定是那樣。」於是當真相的範圍逐漸縮小，我們就可以看到諸如《Z之悲劇》那令人蕩氣迴腸的推理大結局———在一分再分之後，兇手被完全鎖定，非之莫屬（這也許是奎因的二分法推理運用的最為精彩的一次）。類似的情形我們可以在《荷蘭鞋之謎》以及《半途之屋》里看到，尤其是前者最後一章洋洋洒洒的偵探陳詞伴隨著真相的巨大轉折，相信對很多人造成的衝擊至今難忘。
讓我們再來看看奎因作品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公平競爭。在國名系列中除了《孿生之謎》，奎因無一例外的在揭示真相之前發出了挑戰讀者的宣告：至此，所有的線索都已經明白無誤的呈現在您的眼前，如果您是一位有心的讀者，相信此刻，應能與偵探一起發現事實的真相。為了製造真相的意外感通常可以有兩種方式，第一是使用異想天開的詭計，第二是謎題的精巧布局，卡爾是前者的大家，而奎因則完美地詮釋了後者。因此，請別再以為線索越多越好，因為這兩兄弟早就站在布滿岔路的終點偷笑了。我們甚至在很多作品中得到了偵探的提示，告訴我們什麼是不可能的，什麼是必然的，例如《Y之悲劇》與《希臘棺材之謎》（這往往令讀者拍案叫絕，是奎因的又一特色），最終我們離真相接近的距離與總長相比也只是九牛一毛。更有甚者，我們曾被某些作品的多重解答玩得暈頭轉向，這也是導致大偵探奎因間歇性消極不振的原因。
奎因也許不是具有多麼奇思妙想的天才，但他卻絕對是一位大師。偵探小說中的許多元素從他開始展現出極其驚人的魅力，奎因之前也有小說包含有死亡留言，例如柯南·道爾的《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斯泰爾斯莊園奇案》，但抽象的無文字的死亡留言在《X之悲劇》中，所蘊含的推理的藝術和美感，則超越了前人。奎因也寫不可能犯罪，但並非我們常常提及的密室殺人，更多的，奎因涉及到的是不可思議的消失。無論是《美國槍之謎》中的點25口徑手槍，還是《七月雪球》裡面身軀龐大的火車，都消失得有模有樣。通過這些量多質優的作品，奎因向我們展示了他的全能———這一點，似乎沒有人超越。
奎因和卡爾及克里斯蒂不同的是，解謎過程並不是非常離奇，但最後全部合理且完美的解開謎底。完美的伏筆，引人入勝的謎，饒有興趣的各個出場人物，出人意料的犯人設置等等，他所有作品都說明他是一個真正推理小說家的典範。一般人常常說「推理小說不就是解謎么」，但寫解謎小說是很困難的，尤其堅持寫半個世紀更是非常困難的事情，讀了奎因的長篇之後就會有清楚的認識。
奎因後來的作品發生了一些改變，在故事的人物以及場景上，有了新的特點：隱喻和指代。我在這裡並不想對此做過多的討論，因為我認為這一方面，牽涉到奎因自己的思想轉變，以及時代脈搏的變化，並未對後來的作家造成較大的影響。
雷克斯·斯托特（Rex Stout，1886—1975）和奎因一樣也是美國著名的偵探小說作家。他的「尼羅·沃爾夫」（Nero Wolfe）系列偵探小說在人物對話、心理分析、情節設置等方面也深受范·達因和奎因等人的影響。同風度翩翩的奎因一樣，他的人物對話犀利機智，針鋒相對，讀來有古希臘戲劇一般的雄辯色彩，兒時表演戲劇的經歷在這方面發揮了極大的作用。這些對話往往同大量的人物心理活動和性格特徵描寫結合在一起，被用作甄別兇手的手段。也同奎因一樣，他喜歡採用兩段式框架結構。故事一開始·謀殺發生，偵探人物出場。緊接著，揭露兇手的作案手法。後半部則集中描述如何查找真兇。他的故事情節都是由點到面地平鋪開，環環相扣，此起彼伏的一系列事件既是過程本身，又因各自的聯繫而組成有機的整體。此外，他還善於營造真實的氛圍，作品中所有的人物都被賦予固定化的角色，並且每部均有出場。他十分巧妙地把案情的敘述融入單調、重複的日常瑣事中，成功地創造一個較為真實的虛擬世界。
斯圖亞特·帕爾默（Stuart Palmer，1905—1968），是比較公認的受到奎因影響的作家，老處女威瑟斯是他筆下的主要偵探。業餘偵探和紐約警察局，是不是令你想起了奎因呢？沒錯，威瑟斯的初登場作品《企鵝潭之謎》（The Penguin Pool Mystery，1931）也許就帶有《羅馬帽子之謎》的影子：檢察官派普與理查德·奎因相似；相同的城市，紐約；案發現場都是人群擁擠之處，企鵝潭的水族館和羅馬帽子的劇院；在關於兩樁案件里涉及到的帽子提供的線索方面，二者也有很多共同之處。《企鵝潭之謎》甫一出版，即受好評，完全不輸給前一年粉墨登場的馬普爾小姐。
另一位聲名顯赫的作家克雷格·賴斯（Craig Rice，1908—1957）的作品更加被認為像極了奎因。克雷格·賴斯本名喬治亞娜·倫道夫。1939年，她以克雷格·賴斯的筆名出版了第一部偵探小說《凌晨三點的八張面孔》（Eight Faces at Three）。據她自己介紹，這部小說的創作整整花費了兩年時間。起初，她順利地寫完了第一章，但接下來的章節卻不知如何動筆，後來總算敷衍成書。不料，書中的偵探主角約翰·馬隆居然得到了廣大讀者的認可，她由此而成為一個知名的暢銷書作家。克雷格·賴斯一生短促，僅創作了28部偵探小說。這些小說情節曲折生動，邏輯推理環環相扣，體現了奎因式的典型的精巧布局。在偵探小說領域，她與福翠爾和奎因構成了「超現實主義三人行」———將重點放在構造一連串的怪奇表象，形形色色反常的人物和事件令讀者產生極大好奇與潛在的恐懼感；但最終通過邏輯的鎖鏈，將它們完全統一起來。從年代上來看，賴斯是最晚出道的，因此，她成為奎因頭號書迷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她的作品中，除了相似的場景設定，甚至還出現了與奎因小說中相同的身份幾乎一模一樣的人物。
此外，安東尼·阿伯特（Anthony Abbot，1893—1952）的8部「撒切爾·科爾特」偵探小說也有如下標誌性的奎因特色：以複雜生動的情節構思見長。尤其是早期創作的《傑拉爾丁·福斯特謀殺案》（About the Murder of Geraldine Foster），非常強調對謀殺現場的調查，重視目擊者的證詞，將破案解謎的重點放置在獲知謀殺的時間、地點和方式上。不過以上幾位作家筆下的偵探則與埃勒里·奎因有天淵之別，一個是老處女，一個是酒鬼色狼，最後一個則是警察局局長。這一方面說明奎因對其他作家的影響主要在於文章的「plot」，另一方面也說明，奎因早年並不注重對人物的塑造。
也有人認為卡爾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奎因的影響，例如卡爾的邏輯以及犯罪調查程序，對現場的思考深度，對潛在誘因和新信息、新線索的洞察等等。奎因和卡爾都花費大量的筆墨描述案發時所有人的位置、行動、反應，最終構成了一個複雜龐大的舞台。與阿加莎對人物隱藏的過去展開調查所不同的是，這兩人關心的只是犯罪本身。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奎因成為了先鋒式的偵探廣播劇作者之後不久，卡爾也緊隨其後，涉足此領域。
在當代，則有更多的作家是讀著奎因的書長大的。以「短篇偵探小說之王」愛德華·D.霍克（Edward D. Hoch，1930-2008）為例，在他9歲那年，讀了第一本偵探小說，即是奎因的《中國橘子之謎》，這可說是影響他一生的一次閱讀。在表達對奎因的感激之情的《致敬》［收錄在《錯誤的悲劇》（1999）一書中］一文中，霍克這樣寫道：「我想你會說它改變了我的一生，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早期的短篇小說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