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要去門廊脫下外套和帽子，沒到門口，又轉身回來。
「你看，」我說，「我們的車需要活動活動。我們要是打一下午的電話，也許毫無進展。為什麼不這樣：你在這兒給法雷爾的朋友們打電話，看能不能聯繫上他。我開車去費城，到那兒就給你來電話。如果你什麼都沒查出來，我就在當地找他。兩點半我就能到費城。」
「好極了，」沃爾夫同意了，「不過，中午的火車兩點鐘就到費城。」
「對，我知道，但是——」
「阿奇，就這麼定了吧，坐火車。」
「好吧，我想，就這樣吧。」
去賓夕法尼亞火車站，走路只需五分鐘，因此我們可以先好好討論討論有哪幾種可能性。我搭乘中午的火車，在餐車上用過午飯，兩點零二分，我從布洛阿特車站給沃爾夫打了電話。
他收穫不大，只是查出了法雷爾在費城的幾位朋友和熟人的名字。我給能聯繫上的人都打了電話，東跑西顛一下午，美術俱樂部、建築雜誌，還有幾家報社，想從他們那裡打聽有沒有人想建什麼工程等。我開始尋思我在火車上想到的會不會還真有可能。法雷爾也許是和蔡平一夥兒的，出於某種原因，他故意用那台打字機打那封信，也許就是為了被發現，然後逃走？有沒有可能他根本就沒來費城，而是去了別的地方，甚至是在一艘大西洋洋輪上？
六點左右，我竟然找到了他。我給建築師們打電話，找了三十幾位後，終於有人跟我說有位艾倫比先生髮了財，還變得多愁善感起來，要給密蘇里的一個小鎮建圖書館，這座小鎮幸運地生了他，又丟掉了他。我此前沒聽說過這項工程。我給艾倫比打電話，他說他邀請了法雷爾先生七點鐘到他家吃晚飯。
我胡亂揣了兩塊三明治，就趕到那兒，等他吃完飯。
法雷爾在艾倫比先生的書房見到我，當然不明白我怎麼會到那兒去。我給了他十秒鐘表達吃驚等情緒，然後問：「昨晚您給尼祿·沃爾夫寫了張便條。您用的那台打字機在哪兒？」
他像一位被搞糊塗的紳士似的笑了。他說：「我想就在我用的地方。我沒拿走。」
「好吧，在哪兒？很抱歉我如此唐突。我找您已經找了五個小時了，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您的便條和保羅·蔡平的詩是在同一台打字機上打的。就這麼回事。」
「不！」他瞪著我，大笑起來，「天哪，太好了。您肯定？費那麼大勁兒打樣本，然後打了那張便條——這可真要命。」
「對，什麼時候您言歸——」
「當然。我用的是哈佛俱樂部的打字機。」
「哦，是嗎？」
「沒錯，這可真要命。」
「是呀。這台打字機他們放哪兒？」
「嘿，每位會員都能用。昨晚，我收到艾倫比先生的電報時恰巧在那兒，我就用那台打字機打了兩三張便條。就是吸煙室外的那個小房間，跟個壁櫥似的。有許多人經常用那台打字機。」
「哦，是這樣，」我坐下，「好，很好，太好了，好得令人作嘔。誰都能用，幾千人都用過這台打字機。」
「沒有幾千，但也不少——」
「幾十個就夠了。您見過保羅·蔡平用嗎？」
「不好說。不過，我相信——是的，就坐在那張小椅子里，那條瘸腿塞在桌了下面——我肯定見過。」
「您那些朋友里還有人見過嗎？」
「這我可真說不好。」
「他們當中許多人都是那傢俱樂部的嗎？」
「哦，是的，幾乎全是。邁克·艾爾斯不是，我想利奧·埃爾克斯幾年前退會了……」
「我明白了。壁櫥里還有別的打字機嗎？」
「還有一台，是公共速記員用的。據我所知，是一位會員捐贈的，本來放在閱覽室，但有些只會用一個指頭打字的專家太吵了。」
「好的，」我站起身，「您可以想想我的感受，大老遠跑到費城來迎頭挨這一棒。我可以告訴沃爾夫您幾時回去嗎？萬一他要找您呢？」
他說也許明天，他要給艾倫比先生準備好圖紙。雖然沒收穫，我還是向他道了謝，然後出去透氣，坐上街車去北費城。
乘火車回紐約，我坐的是吸煙車廂，車廂里充斥著各式各樣上百對肺的排出物，這可不是能令我高興起來的環境。不論想什麼腦子都不清醒，可又睡不著。到賓夕法尼亞車站時已是半夜，我走回了家。
辦公室漆黑一片，沃爾夫已經睡了。桌上沒有留給我的便條，這麼說沒什麼特別的事。我從冰箱里拿出一罐牛奶，上樓去。沃爾夫的房間和我的在同一層，我的房間面對三十五街，他的在後面。我想也許他還沒睡著，想聽聽這個好消息，就轉到走廊後面，想看看他的門下是否有亮光——不能走得太近，他睡覺時，會打開一個機關，只要有人走到距離他的門八英尺的地方，或有人碰了他的窗戶，我的房間里就會轟的一聲巨響，能把人震癱了。下面的門縫黑黑的，我拿著牛奶走了，邊喝邊洗漱準備睡覺。
星期五早晨，吃過早飯，八點半了我還坐在辦公室。我之所以坐在那兒，首先是因為搜尋希巴德令我很煩，其次我要等到九點，沃爾夫一去溫室我就得見他。但是八點半，內線電話響了，我拿起電話，是沃爾夫從他的房間打來的。他問我旅行是否愉快。我告訴他要是有朵拉·蔡平做伴，那就完美了。他問法雷爾先生是否記得他用的是哪台打字機。
我說：「是哈佛俱樂部的打字機，吸煙室外的小房間。看來那些會員只要心情好，都能在上面彈上一曲。不過至少範圍縮小了，說明不是耶魯的或別的無賴乾的。看得出蔡平希望把事情弄得盡量簡單些。」
耳邊沃爾夫低聲咕噥道：「好極了。」
「是呀，找到你要的一條事實了。太棒了。」
「不，阿奇。我是認真的。這就很好。跟你說，這案子不需要證據，有事實對我們來說就夠了。但我們必須搞到確鑿無疑的事實。請你從哈佛俱樂部找個能幫忙的人，別找現在的客戶，也許艾伯特·賴特願意幫忙；他要不行，就找別人。讓他把你作為客人帶進去用那台打字機打個樣本——不，不能那麼做，不能留任何漏洞讓蔡平溜走，也許他比我想像中的還難對付。雖然他身體不好，還是有可能帶台打字機的。這麼辦：找到人幫忙後，買台新打字機——多好的都行，你看著辦——帶到俱樂部去。新的放下，舊的帶走；你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和服務員商量，或變戲法，隨你。當然，幫你的人得明白他需要隨時合作，證明你拿走的是哪台機器。把打字機帶到這兒來。」
「一台新打字機要花一百美元。」
「我知道，不用說。」
「好吧。」
我掛上電話，拿起電話本。
就這樣，星期五上午十點，我和東電力公司的副總裁艾伯特·賴特，坐在哈佛俱樂部的吸煙室里，喝著苦艾酒，腳邊放著一台打字機，罩著亮閃閃的橡膠罩。賴特非常願意幫忙，理所應當，他的妻子、他的家都是沃爾夫救的，一起典型的勒索案……不提了。沒錯，他的確付了沃爾夫酬金，而且挺慷慨，但憑我的了解，我相信錢是買不到妻子和家庭的；妻子和家庭要麼是無價之寶，要麼正相反，一文不值。不管怎樣，賴特挺幫忙。我說：
「就這事，就是那台打字機，我給您看了批號，還讓您在下面畫了一道。這是沃爾夫先生的意思。」
賴特揚起眉。我接著說：
「您對為什麼這麼做當然並不關心，但如果您想知道，也許他哪天會告訴您。真正的原因是他熱愛文化，不希望看到這麼好的一傢俱樂部的成員用那台垃圾。我已買了台全新的打字機，」我用腳趾碰碰它又說，「剛買的，新型的。我把這台打字機帶來留在這兒，把那台垃圾拿走。就這事。如果被看到，我也不在乎，玩玩兒而已。俱樂部得到它需要的，沃爾夫先生得到他想要的。」
賴特微笑著咂了口苦艾酒。「我之所以猶豫，主要是因為您讓我在那台垃圾上做記號。為尼祿·沃爾夫，我幾乎什麼事都可以做，但我不喜歡捲入麻煩，沒準兒還把俱樂部也拖了進去。我想對於這一點，您無法作出任何保證吧？」
我搖搖頭。「保證不了，但我知道沃爾夫先生在如何布局，所以我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把握。」
賴特坐在那兒看著我，一分鐘後再次微笑著說：「好吧，我得回辦公室了。您就玩兒吧，我在這兒等您。」
沒什麼了不起的。我拿起打字機，走進小房間，放在桌上。公共速記員就在十英尺外擦他的機器，我擺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看都不看他一眼。我把那台垃圾拉到一旁，套上那個亮閃閃的罩子，把新的放好，端起那垃圾打字機就出去了。賴特起身和我一起向電梯走去。
在入口處，賴特站在便道上握了握我的手，但沒有微笑。看他的表情，我想他的思緒已飛回到了四年前，我們上次握手時。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