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客觀地評價中國30年的經濟發展，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之所以取得比較好的成效，不是由於政府干預多，而是由於政府干預較少，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企業家精神煥發。
政府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導致的銀行信貸收緊，合法金融與非法金融交織催生的民間借貸利益鏈條的雙重壓力導致中小企業在融資問題上焦頭爛額。
由此，隱秘的江湖終究露出了馬腳。
2011年7月21日，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最新公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民間借貸利率處於階段性高位，年綜合利率水平為24.4%。據抽查的300份特定監測戶樣本統計，溫州民間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溫州民間借貸規模高達1100億元。炒房投資首次被民間借貸超越。
事實上，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已經遠遠超過了1100億的規模。在炒煤、炒房失利之後，民間信貸成為溫州人最炙手可熱的投資方式。
有暴利必有勇士。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溫州資本也在近年陸續迴流溫州。「這些錢都是最早一代『闖出去』的溫州商人賺的，現在聽到家鄉的民間借貸收益好，人不回來也可以投資，就紛紛把錢委託國內的親友放貸。」
甚至在最為火熱的時候，人們需要托關係才能把錢放進地下錢莊。
這種全民瘋狂的狀態，這場金錢永不眠的遊戲，吸引著更多的人，銀行、擔保公司、典當行、寄售商、投資公司、租賃公司、民營企業、國有企業、上市公司、公務員及普通公眾，不顧一切地撲身其中。
幾年前，溫州倪先生的朋友告訴了他一條「輕鬆賺錢」的明路：以自己名下的房產為抵押，向銀行申請貸款，然後把這筆資金交給擔保公司，高息放貸出去，年底本息一起歸還。
這種方式在溫州已經非常普遍。銀行貸款的利息大概在6%～7%，而擔保公司的則為12%～15%，也就是說200萬的房產抵押款放到擔保公司，可以獲得年利息30多萬，減去銀行的貸款利息，還有超過一半的利息歸自己所有。
後來，民間借貸利率猛漲，倪先生計畫著再投入一筆，他並沒有覺察到「風雨欲來」。
2011年開始，銀根越來越緊的時候，民間借貸利率畸高，但是緊接著跑路、跳樓的消息也不絕於耳。這時，倪先生找擔保公司的老闆，想收回資金，老闆明確表示暫時收不回，然後寬慰他：恐慌很快就會過去！
這只是一個普通溫州人的故事。事實上，在溫州龐大的民間借貸人隊伍中，公務員成為了一大頗具實力的分支。在浙江省一些城市，銀行有某些相關政策，凡公務員即可獲得銀行一筆50萬元的貸款。這為公務員參與民間信貸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2011年9月20日，溫州版「吳英案」東窗事發。溫州永嘉人施曉潔與丈夫劉曉頌，借用當地知名企業順吉集團的名義，為自己家族的多家擔保公司集資，達13億元之多。
在此案的調查中，人們發現相當部分的借款人是永嘉當地的公務員，甚至有人說有8成以上為公務員，還有局級以上的幹部。如此一來，案件變得更加引人注目，看頭十足。
在溫州的民間信貸中，公務員的參與非常普遍。2011年初，溫州龍灣公安局偵破的一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涉案債主居然全部來自於溫州市司法機構，而且單個借款人涉案金額都為數百萬不等。
「我幫你辦事，你幫我放高利貸」，這成為溫州民間信貸的潛規則之一。
在溫州民間借貸業內異常活躍的王先生，原來在溫州市工商銀行負責信貸業務，他透露：「認識人的話，銀行還是比較好說話的，現在收益那麼好，很多人都絞盡腦汁從銀行貸款套現，用於放貸，用房子或其他不動產做抵押，也有巧立名目找到各種貸款事由。」溫州人民銀行的報告指出：「溫州民間借貸的資金來源，其中來自銀行信貸資金間接流入的資金佔10%，其規模超過百億元。」
當然還有公務員、政府官員、銀行職員直接利用自身身份充當「掮客」的現象。
2011年8月，「銀行女職員攜單位7000多萬元巨款潛逃了……」的消息在溫州城內傳得沸沸揚揚。後來事情公開後發現，這位來自中信銀行樂清柳市支行的客戶經理，並不是貪污銀行巨款，而是深陷民間信貸畏罪潛逃。
之後，溫州銀監部門對此類事件進行嚴厲排查和打擊，銀行職員利用職務之便充當「掮客」者，都被開除，並承擔相應責任。從8月至11月，有4名銀行職員充當「掮客」被查出，參與民間借貸的金額總計約2億元。
在溫州的民間借貸一般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通過「中間人」，一種是通過擔保公司。擔保公司就是由公司出面放貸，然後將每年的利息交給出資人的借貸形式。
「中間人」則又可細分為兩種。一種是「中間人」依靠私人關係放貸。「中間人」一般是在朋友圈中比較活躍的女性，人際關係廣，而且在長期的「從業經歷」中被證明比較「靠譜」，有能力將親戚朋友手中的閑錢聚攏起來，然後通過借貸賺取穩定的收益。每位出資人出資的金額不會太大，但經過「中間人」之手後聚沙成塔，總的資金量並不比專業的擔保公司少。據記者了解，在溫州到處都活躍著這樣大大小小的「中間人」，他們得到的利息在保證出資人收益的前提下，會留下一部分當做中介費，中介費的高低根據資金額度、投資方向、借貸時間的不同而略有差異。
第二種「中間人」一般是銀行職員、政府官員，或者大型企業的老闆。他們利用自己資信較高、比一般中小企業更能獲得銀行貸款的優勢，將從銀行拿到的錢再以更高的利率借給其他人，從中賺取利差。這些人放出的每筆貸款往往數額較大，因為要確保借款人一定能按時還錢，他們往往對其還款能力、信譽度、投資項目的風險等事前要經過嚴格的考察。
所謂的「民間借貸」，並非所有的資金都來自個人，擔保公司通過各種手段獲得的「官銀」也成為民間借貸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1年，網路上傳播著一份泄密的銀監會高管的發言稿透露，「官銀」參與民間信貸的現象非常嚴重，據說有3萬億規模的銀行貸款涉入其中。發言稿件中說：「現在由於信貸需求旺盛，紛紛轉行從事高利貸業務，而放貸的資金很大一部分來自銀行，是來自銀行給大型企業的貸款。（這些貸款）在浙江這些沿海地區都是低成本，（企業拿到）後放高利貸賺取巨額利息、利差，實際成為高利貸市場從銀行融資的平台。一些國有擔保公司，財務公司也利用國有銀行的資金，偷偷地放高利貸。」
國企沒有缺席這場「投機盛宴」。部分國企用土地做抵押，一隻手從銀行獲得低息的巨額貸款，另一隻手則通過擔保公司，以高利率放款出去。
隨著溫州金融危機事態的發展，層層內幕被掀開。在這場全民參與的「金錢冒險遊戲」中，上市公司也未能獨善其身。
信貸環境收縮、實業經營環境慘淡，民間利率走高是上市公司開始大量涉及委託貸款的背景和動因。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0月15日，兩市已有139份關於「委託貸款」的公告，涉及79家上市公司，累計貸款額度超過200億元。大多數上市公司委託貸款發生在關聯企業之間，上市公司變身為資金樞紐，給控股子公司提供低利率貸款。上市公司對外委託貸款則大多流向受政策控制的房地產及相關行業，年利率最低為12%，最高則達到24.5%。
上市公司「放貸」固然是為了謀求更高的業績，然而今年以來一張張委託貸款展期公告的出現，讓外界開始意識到民間借貸資金鏈斷裂的風險已開始向上市公司傳遞。
溫州的「跳樓」事件遠沒有結束。
2011年9月23日凌晨，溫州人才大廈樓下血跡斑斑，一名女子從26樓跳樓身亡。
她名叫「阿慧」，是溫州猖狂的民間借貸業中一名「借款人」。她跳樓的直接導火索則是另一名女子——陳繁蓉的失蹤。
陳繁蓉對外公開的身份是邦本印刷有限公司的負責人，實際上她是一名高利貸房貸者，溫州人稱此類人為「老高」。陳繁蓉與「阿慧」同住在溫州人才大廈，又有些沾親帶故的關係，於是，阿慧便將自己名下的幾套房子抵押貸款，共籌措到2000萬元交由陳繁蓉發放高利貸，獲取暴利。豈料陳繁蓉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絕望之下的阿慧從陳繁蓉的家裡跳樓自盡。
與阿慧同身份的人還有數10名，他們都與陳繁蓉相識，或主動或被動地成為了陳繁蓉這位「老高」的「下線」。在阿慧跳樓、「老高」消失後，這些「借款人」卻紛紛收到溫州鹿城農村信用合作銀行矮凳分理處的貸款確認函。也就是說，每人30萬元的貸款已經跟著陳繁蓉這個女人一起不翼而飛，接下來還債的就是更多的「阿慧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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