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溫州，不論是業已身家不菲的企業家，還是白手起家的普通人，都以抱團的形式篤信著「投機者總有天堂」。
溫州人具有超強的購買力。當年的日本被稱做「可以買下整個美國」，而今天的溫州人有相似的說法：「溫州能買下整個中國。」
上世紀80年代初，溫州蒼南縣有一個叫「方岩下」的漁村，是一片人煙稀少的海邊灘涂，「方岩下，方岩下，只見人走過，不見人留下」。
方岩下屬於蒼南縣，而在鰲江河對岸的鰲江鎮，人頭攢動，車水馬龍，一派熱鬧非凡的景象。同樣的地理條件，一邊是繁華城鎮，一邊是荒涼的漁村，形成鮮明的對比。1984年初，「方岩下」與鰲江鎮劃為一體，進行集村建鎮——稱為龍港。
在龍港建設的會議上，蒼南縣錢庫區任區委書記的陳定模建言獻策，他提出發動先富起來的農民到龍港投資落戶。建議得到認可後，回到前庫區，陳定模便發動本區900多名「兩戶」到龍港投資落戶。「兩戶」在當時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有技術有資金，自然是最適合的人選。但是由於戶籍、就業、教育等相關配套政策的問題，落戶問題一時並沒有定奪。
當時，縣領導正準備將陳定模調到縣城鄉建設指揮部任主任，思考了一個晚上，陳定模主動向縣長請纓——任職龍港鎮委書記。
6月，另外8個幹部與陳定模一起組成了龍港鎮的領導班子，懷揣著3000元的經費，陳定模決定不依靠政府把龍港鎮建設好。
讓農民買地建房或建廠，落戶龍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陳定模翻遍了中央文件，找到了這樣一條——「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
有了政策上的依據，陳定模和他的團隊來到周邊的地區「打廣告」做動員，陳定模苦口婆心：「想到大舞台發展的鄉親們，到龍港去，你們不是老埋怨鄉下耳目不靈？龍港敞開大門等你們去，那裡靠著青龍江，對面就是鰲江鎮，水陸交通方便，你們可以開店辦廠，做生意，跑運輸……」
之後陳定模又從馬列經典中找到了「土地有償使用」的理論工具，1984年9月25日，龍港鎮政府(84)19號文件《關於本鎮農民、居民建房的有關規定》正式頒布。《規定》中提出：
龍港轄區內的土地，按照不同地段徵收不同的市政設施建設費，其中最貴的是金釵河至方岩老街每間(一間相當於八分之一畝，包括門前道路)收5000元，純屬解決住房困難而在居民點建房的每間收200元。造房子的錢，原則上由進城農民自付。
很快，對當「城裡人」充滿渴望的農民蜂擁而來繳納市政設施建設費，排隊的長龍在當時龍港唯一一家的信用社櫃檯前從早排到晚。第二年元月，龍港鎮共收到農民繳納的建設費1.2億元。
之後，陳定模開始進行城鎮規劃。他退出了「各付自家綠化錢，包種自家門前樹」的綠化政策，在今天的龍港還可以找到當年農民自費種植的香樟樹。三年之後，龍港的菜市場、電影院、學校，相繼建成。中國第一座農民城矗立在鰲江之南。
歷史總是在回憶中顯得雲淡風輕，而這樣一次「冒險」的「土地改革」遭到無數的質疑與調查。1987年，《農民日報》口氣嚴厲地披露龍港「毀田事件」。事後，陳定模邀請報社總編、農村問題專家張廣友等一行10餘人聚會龍港。雙方進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對話：
專家問：土地是國家公有的，怎麼能商業化？
陳定模答：現在的土地制度並不是名副其實的公有制，哪個部門或農民在哪一片土地上蓋了房子，所處的那片土地實際上就是他的了，國家得到了什麼？我們應當學習西方國家的級差地租理論，用土地有償使用的方法，以地租的形式來真正保障土地的國有化。
問：這套東西是不是太西化了，適合國情嗎？
答：我覺得適合，至少在龍港行得通。我想請問教授們，為什麼在你們的城市裡，各項建設老是趕不上趟？為什麼城裡人總是被走路難、吃水難、上學難所困擾？
因為土地沒有價值，國家沒有錢來進行再開發。龍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價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價值就低，後來搞建設，地價就高。我們搞建築用地的公開招標，價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萬元，一張圖紙賣了1800萬元，就是用這筆錢我們搞起了市政建設……
1988年，修改後的《憲法》正式認定了土地使用權的商品化。然而在1989年的特殊時期，這座「農民城」的「總指揮」陳定模終究沒有逃過一劫：被撤去黨內外一切職務，被迫離開溫州。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龍港鎮率先推出的土地有償使用、戶籍管理都將載入中國的城鎮建設史。從經濟的層面來說，當時龍港所謂的「農民落戶徵收市政設施建設費」在本質上就是商業地產的交易。現在的我國的房地產，只是增加了一個中間方——政府賣地給開發商，開發商建房賣給個體。
1992年，中國房地產市場全面開放，作為中國房地產事業的先鋒人物，陳定模下海開發房地產，在山西太原、河北唐山、福建寧德等地都有其操作的項目。
不僅是陳定模從龍港的建設中發現了「土地是財富之母」的商機，整個溫州人都體驗到倒賣房產的巨大利益。當年落戶龍港的農民無一不是身價倍增。
在龍港建鎮初始，一間房子地基不到千元，3年升值7倍，再過3年飆升至16萬元。1996年，龍港炒樓幾至頂峰，一套住房均價輕鬆過萬，同時期的杭州或是上海最佳地段，單價也不過2000元上下徘徊。龍港的低價，更是今非昔比，從當年約3萬元一畝的價格，增值1000多萬元一畝。
2004年，龍港砸掉了當年「中國農民第一城」的碑牌，掛起來「打造宜居宜商宜創業的現代化海濱城市」的橫幅。根據建設鰲江流域區域中心城市的規劃，通過國際招標，將使用由塗灘圍墾的4萬多畝土地，來建設一個新的龍港城，來此投資的房產開發商絡繹不絕。
龍港的建設，成為日後聞名全國的溫州炒房團隊的第一試驗地。
溫州市建設局房地產開發處的領導曾透露，「溫州的房地產開發規模相當於江西一個省的總量，而溫州市區的人口不過100萬多一點。」在「家門口」練就了一身本領，把本地的地產已經炒熟，「溫州炒房團」開始四處擴張，展開了一場浩浩蕩蕩的神州「掃蕩戰」。
1999年底，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政府積極採取擴大內需，刺激增長的政策。這一年年底，上海的一些樓盤為了提升銷售，把目標客戶鎖定在溫州地區，於是在溫州媒體刊登樓盤廣告。溫州人開始在上海購置房產。
溫州「炒房團」的形成離不開一個重要的第三方——媒體。當時，深圳、上海、杭州等地的樓盤都紛紛在《溫州晚報》刊登廣告，晚報廣告一般能拿到9折左右的優惠價。
於是當時有人流傳著這樣的故事：2000年，杭州城西某房地產項目開盤，蒼南一生意人花200多萬元買下5個商鋪，隨即轉手凈賺300萬元。
2001年的3月，溫州人謝老闆在上海考察，在虹口商城銷售處交付40多萬元，買下一所20多平方米的商鋪。「辦廠做生意胎心困，不如把錢投入到房產，倒騰幾次便賺得盆滿缽滿。」隨後幾個月，謝老闆成為虹口商城常客，先後花費88萬元、150萬元，買下兩套住宅。在他的帶動下，親朋好友——一干有實力的溫州人紛紛到上海購房置地。其中9人一擲千金，斥資1100萬元，組團買下虹口商城一層住宅12套房子近1800平方米。
這一年的8月，《溫州晚報》組織了一次大型的廣告策劃活動。沒想到，就在無意間，《溫州晚報》成了溫州炒房團的「催生婆」，掀開了溫州團大舉進軍各地市場的序幕。《溫州晚報》大肆宣傳上海房產租金回報高，並決定組織一批人前往上海實地看房。而報社則可以獲得上海開發商5個整版共計30萬元的廣告費。
很快，報名者紛紛而至。8月18日，有157名溫州人，據說足足佔滿3節火車車廂，組成了第一支「溫州看房團」，財大氣粗地闖入上海灘。
他們四處看房置地，下手闊綽，一旦看好，毫不猶豫立即出手。3天下來，即有100多套房子成交，成交額達5000多萬元。溫州人的實力讓上海開發商笑得合不攏嘴。
隨後，《溫州都市報》、《溫州商報》等媒體相繼效仿，拉起「媒體看房團」大旗。剛開始，看房團成員由商人、個體工商戶等富裕的中產階級組成，少則百人多則數百。隨著炒房的愈演愈烈，普通市民加入進來。令人熱血沸騰的場面出現——每周五晚上，大隊人馬從溫州出發，遊走全國，周日晚上返程。通常情況，報社負責交通住宿，開發商負責請客吃飯，看房者則只需根據安排考察比較，然後決定買或不買。
不買幾乎是不可能的。中國大地，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