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項偉大的社會試驗可以在暮氣沉沉中完成，更沒有一項改革能夠在四平八穩中成功。溫州民營經濟波瀾壯闊的進程史上，溫州人以年輕而不無魯莽、激越而不無尖銳、感性卻不少理性的創業基因，充當著開拓者的角色。
正因如此，歷史才被他們在規則與破壞規則之中反覆寫下。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李瑞環來到柳市考察，南存輝被安排在電器總廠接見。李瑞環說了很多勉勵的話，忽然問南存輝：「你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對問題沒有準備的他猶豫了好久，才吞吞吐吐地回答：「幾萬元吧。」李瑞環聽後哈哈一笑：「你不要怕露富嘛。」
「樹大招風」、「槍打出頭鳥」等俗語道出了中國人在財富面前低調隱忍的原因。
1999年，一個叫胡潤的英國青年設想尋找中國最富有的人群，為他們列一個排行榜。然而，事情遠沒有他想像得那麼容易。在當時的中國，個人的財富還完全處以一種不透明的狀態。那麼多處於社會金字塔尖端的富人們都幾緘其口，謹言慎行，不露聲色，誰也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家底。
對於從改革開放前後開始成長而來的新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而言，誰都不是天生的富翁。他們都是從生活的底層開始摸爬滾打，發軔於草根，步步為營，歷盡千辛萬苦，甚至一度還力挽狂瀾，這些千迴百轉的辛酸往事，都讓日後的他們不堪回首。
當然，隱秘在這些發家史身後的，還有無數引人遐想的可能。
一些為人磊落的企業家，回顧自己的創業史時，動情之時也常透露一些不為人知的隱秘：1984年開始創辦了聯想集團前身——北京計算機新技術發展公司的柳傳志，在功成名就後坦言，早年的聯想面對著企業生存的壓力，有過不願為人知的經歷——賴過賬，走過私；新希望集團創辦於20世紀80年代，劉永好承認，自己的手下曾以銷售玉米製成的「假冒」飼料為總司盈利500萬元，導致豬食用後不長膘；力帆創始人尹善明多年後回憶，作為機械製造業，重慶力帆僱傭工人眾多，在20世紀90年代，工人的待遇讓他感到心有不安。
更多的企業家則對這些過往諱莫如深，心有餘悸。
如果說中國第一代企業家有著無法洗脫的原罪，那麼各種大環境下形成的「灰色地帶」是培育原罪的溫床。在20世紀的70～80年代，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漫長過渡中，政策監管不健全，市場調控盲目滯後，各種被逼與無奈，各種機會和漏洞，都讓那些創業者別無選擇，或者說是無力抵抗。而到了9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法律法規存在眾多的空白地帶，通往財富金字塔的隱秘之路俯首即是，膨脹的人心肆無忌憚，一夜暴富的案例層出不窮。
而在溫州，「中國改革的麥加」，這片不安分的土地上，中國最早一批民營企業家往往都是白手起家，他們賺取第一桶金的過程幾乎無一例外都帶有瑕疵，都或多或少涉足政策監管的灰色地帶鋌而走險。
計畫經濟體制下的各種嚴防死守，民營經濟受擠壓打擊歧視的不公平待遇，直接催生的是溫州土地上走私、詐騙、偷稅漏稅、地下錢莊甚至政商勾結腐敗等病毒的滋生繁衍。
相對於「原罪」的說法，有房產界哲學家之稱的馮侖認為：「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論造成的源發性疾病，歸根結底是制度環境所激發出來的賭性。」
杜博奇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國首富報告》中曾這樣剖析那些落馬的富翁。
賭性比原罪更不易察覺，卻同樣與生俱來。不難發現，絕大多數第一代企業家屬於白手創業，下海前囊中羞澀，兩手空空，實際上是在一無所有的基礎上博人生。他們都是生活困頓的窮人，下海其實是無奈之舉，正因為一無所有，所以才無所畏懼，所能失去的無非就是原本沒有的。帶著這樣想法的人不在少數，而這恰恰是人性中潛藏的賭性，一旦窺見致富門路，就拋棄所有的道德、法律觀念，不惜鋌而走險。
賭性體現為冒險性就是扎堆投機，找一個能賭的地方和能賭的項目盡情發揮：20世紀80年代末的倒爺泛濫，20世紀90年代初的房地產泡沫，隨後的股市狂熱以及經久不衰的官商結盟。在這種充滿刺激的遊戲中，有人傾家蕩產，也有人成功突圍，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而後又迅速抽身撤離。就像吳曉波在《大敗局Ⅱ》中提醒的那樣：如果你是一個身無分文的創業者，你不妨到那些充滿了暴利和遊戲規則不健全的產業中去撈取你的第一桶金；可是如果你又是一位胸懷大志的企業家，那麼，你就必須馬上把雙手洗乾淨，然後儘快而永遠地離開那裡。
儘管在中國早期企業家身上，原罪都普遍存在，但社會各界心照不宣，因為這是中國經濟發展蛻變新生不可迴避的陣痛。
2002年底，在中國企業領袖年會的閉幕式上，自由派經濟學家張維迎將民營企業家的原罪擺上桌面，他提議能否一攬子給予赦免，這在當時形象地被稱為「零點方案」。
2003年的最後一天，河北省政法委頒布《關於政法機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造良好環境的決定》，部分採納了張維迎的「零點方案」。
2004年2月2日，河北省委政法委發布了對該《決定》的說明。
關於第7條「為民營企業經營者營造寬鬆的發展空間」。其中規定：「對民營企業經營者創業初期的犯罪行為，已超過追訴時效的，不得啟動刑事追訴程序。」這實際是對法律規定的重申，之所以加以強調，主要是為了防止一些執法部門對民營企業的經營者存在這樣那樣的偏見；對法律明確規定不得查處的超過追訴時效的案件，忽視或故意不審查追訴時效，仍立案查處；啟動刑事追訴程序；等到問題查清了，才發現已經超過追訴時效。目的是要求司法機關在查處這類案件前，先審查有沒有超過追訴時效。如果確有犯罪行為，但已超過追訴時效；依法不得啟動刑事追訴程序。這樣，既體現了嚴格執法，又保護了企業的合法權益。
儘管只是河北一省的決定，但這反映的是大趨勢，無數戰戰兢兢的早期企業家們長舒一口氣。對於熱衷於「揭老底」的中國人而言，這一切顯得多麼的難能可貴！
20世紀80年代，溫州里隆與香港九龍、台灣基隆並稱的「三隆」。在如此「雅號」的傳播下，溫州里隆以瘋狂、混亂的「走私」而聞名全國。
在當時，溫州是全國走私最猖獗的地方，其中又以里隆最為集中。
在市區望江路安瀾碼頭，每天一船一船儘是往那裡去的人。一個多小時便可到里隆。踏上埠頭，進得村來，但見村路邊、農戶家裡，擺在地上的、放在屋前的，琳琅滿目儘是各式各樣來自港澳台的精巧商品——雙獅自動表、手提錄音機、黑白電視機、小折傘、新式布料等等。在那商品極度緊缺的年代，一下子冒出那麼多物美價廉的東西，立刻吸引了溫州市民及周邊縣區群眾蜂擁而來，一般每天上萬人、高峰時多達兩萬人……
這便是20世紀80年代的里隆走私市場。
於是，里隆及周邊黃華等地的村民帶著無數銀元、黃金，到台灣東沙島附近洋面與港台走私船調換商品。村民一般以幾十枚或百來枚銀元搭股參與，無數真金白銀從大陸流出。東北、西北和內地各省銀元、黃金販子也聞風前來，里隆村頭到處響著「叮叮噹噹」的銀元聲，銀元從最初的5元一枚漲到後來的20多元。
溫州靠近台灣，地緣優勢明顯。與其隔海相望的島嶼之間兩岸人可以自由來往，為走私提供了天然的交易所。走私之風始於1977年前後。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漁船把境外的手錶、服裝、小家電和小五金偷運進來，在樂清、蒼南漁村上岸。
一開始，走私行為只是小部分漁民偷偷摸摸的進行。走私來的商品，不僅新鮮時髦，而且性價比高。上海牌手錶是當時中國最有名的手錶，每塊120元，普通工人省吃儉用一年才能買得起一塊。走私而來的全自動機械錶——東方表卻只要60元，性能好，還很美觀。
走私伊始時，有人還以為這只是在做對外貿易生意。然而，隨著走私品的大受歡迎，走私成為一種暴利的商業行為。越來越多的溫州人爭先恐後，加入到走私的行列。
溫州樂清有一個張姓的走私頭目，被稱為「保險船老大」，據說他在兩年時間內駕船出海12次，出海一次，團伙成員達幾十人，走私貨品多至十幾萬元。最瘋狂時，走私已形成團伙甚至公司化。幾乎所有溫州漁民均放棄正業，參與其中。狡猾的他們在漁船上修一個夾層，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讓邊防人員根本防不勝防。
1980年，已經有膽大的溫州商販背著走私商品沿街兜售，甚至走出溫州，走進上海。
在當時國內物質極大匱乏的時候，還有一些能幹的溫州人，以「舶來品」為模板，在自己的家庭作坊里生產「山寨」品，對外銷售，發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