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層層疊疊，距離我們越近的回憶，越有死生契闊的感覺。
明清時期，浙江溫州、處州就開始出現專業的坑戶負責採礦，而爐戶則負責冶煉：「至於坑、爐各戶，多者數十人，少者不過五六人，所費工本無多，煎洗甚易為力，散處眾山，零星工作，各自依山為業。」
以分工為基礎，出現了礦石買賣行為，而這，就成為了中國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形成。據道光年間《辰溪縣誌》卷二十一記載：「又有廠民收買炭礦，雇募人夫，煽鑄生板，計每爐一座所需僱工及挑運腳夫約數十人。」設爐僱人冶鐵的「廠民」多是外來商人，也有土著居民，因而鐵廠有客廠、鄉廠之分：「其收買炭礦，開設爐墩於縣屬溪邊河岸，雇募人夫煽鑄生鐵，名生板者，有多廠、客廠之分。鄉廠者，數人共一爐墩，各以所獲炭礦輪流煽鑄，為日甚暫。客廠者，或一人或數人合夥，先期收買炭礦，每秋涼時開爐，至次年春夏之交為止。」
溫州，在不經意間就進入了中國經濟史當中，不過這些模糊的經濟模型還遠不能與改革開放之後，溫州真正經歷的東西相比。
1978年是當代中國商業史的新開端，也是溫州人作為「草根商業階層」實現「中國財富夢」的另類樣本。
在新中國經濟發展大潮中，溫州人敢想、敢試、敢為、敢為天下先，打造了許多令人驚羨的第一；溫州人膽大包天、包地、包海、包島、包油田……佔盡市場先機、屢屢得勝。溫州人的膽大包天不是個別溫州人的行為，它更深刻地體現為整個溫州團體的特徵和品質而被社會各界廣為流傳。
就是這段「另類」的市場樣本，卻有著特殊的歷史機遇，它離我們今天的生活不過30年，卻又似相隔千萬里。儘管我們總在事後感慨「歷史有驚人的相似性」，但對於某些歷史而言，又是如此不可複製。
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革命。政策的鼓勵，輿論的支持，社會環境的好轉，商業形態處於一種懵懂的萌芽姿態。在歷史的感召下，許多出身困苦的人，主動或被動地紛紛走上個體工商戶的道路，積攢原始資本，為今後的從商之路埋下伏筆。
他們，就是我們。
這是一群怎樣的草根？
他們的出生地，並非「地大物博」，巴掌大的地方既不能「靠山吃山」，也不能「靠海吃海」，唯一一條水路還是死路。而他們的發跡之路，似乎與「知識就是力量」背道而馳。大多數人都是泥腿子下海，與高學歷、海歸毫無瓜葛，商人的底色大都以「農民」、「小商小販」渲染；政策撐起保護傘時，他們少受庇佑，往往被邊緣化；急剎車時，他們則是風眼，承受著各方的意識形態的壓力，是所有口誅筆伐者的活靶子。然而，就是這群人，在巴掌大的溫州，頂著「資源稟賦貧乏」的帽子，以徹底弱勢的姿態，創造著財富神話，成為經濟命題中的悖論。
土地，是中國人祖祖輩輩賴以養家糊口的生產資料。在中國歷史上，土地肥沃就意味著物產豐碩，百姓富裕。
溫州市位於浙江省東南部，三面環山，東臨大海，山地超過總面積78%，「七山一水兩分田」之說名副其實。據資料記載，溫州在新中國成立前人均耕地僅三分四厘，人多地少，生存壓力巨大。
有時候，造物主似乎並不公平。耕地稀缺的溫州在地質礦藏上也非常貧乏，除了一些較為廉價的石材，就剩下零零星星的金屬礦藏，規模小，開採價值不高。溫州所有需要的煤炭資源全部來自外地，由海上船隻送來。
屬於丘陵地帶的溫州，周邊的山海拔不高，卻分外陡峭。溫州就更誇張了，清江、甌江、飛雲江、鰲江平行分布在溫州境內，汽車橫穿溫州需要擺渡四次。「汽車跳，溫州到」「跑遍天下路，就怕溫州渡」，此類民間諺語把溫州的惡劣交通條件形容得淋漓盡致。
在改革開放之前，從溫州前往大都市上海，需要乘坐三天三夜的輪船。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海上交通提速，也依然需要一天一夜。溫州與上海的距離也象徵著溫州經濟與發達之間的距離。
作為海濱城市，歷史上的溫州，曾有過一段不瘟不火的時期。
其南部的泉州、其北部的寧波，成名於大唐盛世，紛紛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到宋朝時期，泉州成為「東方第一大港」，寧波也位列對外貿易的港口重鎮，其輝煌不可一世。
位居中國東部海岸線中段，同樣，作為一個海濱城市，溫州也有著對外海上交往的任務，但在寧波、泉州、揚州等的比較之下，始終平淡無奇，乏善可陳。
明清時，長江沿岸的南京、九江、武漢也因地利而日益繁榮，而由於海禁政策，溫州沿海全線內遷，溫州終究未能脫穎而出。
「很大程度上，雖然溫州也沿海而建，但卻並沒有突出的建港條件，並且作為港口腹地也不夠廣闊。因為其背後的大山阻隔了貨物的運輸。」並不出眾的地理位置，溫州無計可施，始終與發達的對外海上貿易無緣。
先天「資質」的淺薄，似乎註定了溫州的落後。
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的20世紀60～70年代，貧窮和饑荒依然困擾著溫州。「平陽討飯，文城人販，永嘉逃難，洞頭靠貸款吃飯」的民謠流傳甚廣。改革開放前的溫州有8個縣，其中蒼南、平陽、文城、泰順、永嘉的居民都有「忙時種地，閑時討飯」的習慣。
據記載：「1978年的溫州，560萬人口的溫州，GDP是13.22億元，全市人均儲蓄僅有8元。以永嘉縣為例，1978年的耕地面積是38.29萬畝，比1949年少了4.1萬畝；但是人口在這年達到了68.32萬，比1949年足足多了33.76萬人。更要命的是，年初的一場暴雨，讓縣內2萬畝農田受了災。到了夏天，一場乾旱從8月29日一直持續到10月30日，受災農田7萬多畝。」
如此無以復加的貧窮困苦之下，是一個個被貧窮逼得走投無路的家庭。
俗話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這樣的故事在20世紀70年代的溫州層出不窮。
據傳，溫州一帶姓南的人家回溯三代以上，就會發現他們大都來自一個地方：樂清黃華鎮叫做南宅的古村，為當地望族。
1976年，溫州柳市上園村，一個姓南的補鞋匠，有個長子叫南存輝。
碎石片壘牆、茅草蓋頂的住房，半飢半飽的日子，遭人歧視的感受刻骨銘心，歷盡艱辛與磨難，南存輝的童年和少年與望族無關。6歲時，他挑著米糠，提著雞蛋沿街叫賣。
一天，補鞋匠外出發生意外，腿部粉碎性骨折，醫生吩咐需要休養一兩年。這家女主人向來身子孱弱，一時間整個家庭失去了頂樑柱，陷入焦慮。於是，補鞋匠把長子南存輝叫到跟前，手把手傳授他補鞋技術。無需多言，養家糊口的重擔落在了這個年僅13歲的少年身上。離初中畢業只有十來天，生活的壓力迫使少年南存輝輟學，成為一名小手工業者。
寒冷的冬天，補鞋的錐子扎入手中，咬牙拔出錐子，用破紙包上傷口，堅持為客人補好鞋——這是南存輝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他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怕同學看見後沒面子。終於，他遇到了同學的母親。她關切地問：「怎麼是你？你怎麼在這裡補鞋？難道你不上學了？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也一定要讀好書。」
幾句關心話衝破了南存輝的心理承受極限。他當即收攤回家，對躺在床上的父親大聲喊道：「這事沒有前途，拿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幹了。」他父親耐心地勸說：「靠自己雙手養活一家很光榮。如果弟妹們將來成才，那就是你的成功。」就這樣，生活的無奈讓南存輝不得不重新背起工具箱，早出晚歸，一晃就是3年。
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修鞋補鞋的南存輝見多識廣，3年後便有了新的發家念頭。
1984年的某一天，南存輝遇到了小學同班同學胡成中。
胡成中比南存輝大3歲，此時的他已經在外跑推銷長達數年。
胡成中的「高收入」讓後者既羨慕又嫉妒，南存輝動心了。眼瞅著柳市許多家庭以「前店後廠」的方式做起了低壓電器生意，南存輝與胡成中一起湊錢擺了個櫃檯，之後發展成為「求精開關廠」。
這就是如今溫州鼎鼎有名的民營企業兩大巨頭——正泰集團和德力西集團的前身。
土地稀缺，地處一隅，溫州的貧瘠與造化的冷落，迫使著溫州人自尋門路，苦心鑽營，發奮圖強。
上蒼也是公平的。溫州沒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卻孕育了一群心靈手巧的人。
溫州古稱「甌地」，所謂「甌」，是一種陶制器皿，據歷史學家判斷，在新石器時代，居住在溫州一帶的原始人就開始製作陶器。從唐宋時期開始，溫州的造紙、造船、絲綢、綉品、漆器、鞋革等手工製作業就有著不可小覷的地位。
甌綉、發綉、甌塑（油泥塑）、石雕、黃楊木雕、筍殼雕、樂清細紋刻紙、彩石鑲嵌、米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