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年底，那時候我剛到中央電視台香港記者站常駐不久，聽著社會到處都在議論「領匯事件」，開始並不覺得有什麼值得關注，不過是香港人自己的事，也構不成什麼重大的新聞。可是2005年1月，最新的一期《亞洲周刊》出來，我翻開一看，有篇文章題目異常刺眼——《司法狙擊與政治角力》，文中刊登了一幅老婆婆的照片，照片說明：「公屋婆婆玩殘政府。」老婆婆一邊用牙籤隨意剔著牙，一邊帶著滿臉的自負，剛剛打下了勝仗一般。我的注意力立刻被集中，馬上回頭詢問身邊正在場的其他記者：唉，你們誰知道「領匯事件」？「公屋婆婆」有什麼背景？怎麼就能夠「玩殘」了政府？
沒人回答，因為我身邊當時的其他同事也都是剛從內地來到香港，大家對「領匯事件」誰都摸不著頭腦，就是讀了文章，知道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也都不可思議於事件的實質。
這件事情的「實質」是什麼？一個政府、一個市民，一對一的成了對立的雙方，這種開戰的陣容在內地極少見——政府，那是多麼巨大的一種力量？一個普通市民怎麼竟敢公開和政府叫板？這不是做夢或者吃錯了什麼葯？
細看文章，接著立刻找到了我們大廈的物業管理員，人家是當地人，或許知道「領匯事件」的背景，果然一打聽還真清楚了，原來香港的「領匯事件」是政府和受政府援助的社會弱勢群體之間發生的一場官司：2004年香港房屋委員會為了解決長期以來的財政困難，決定把轄下公共屋飾的100間商場以及停車場化公有為私有，以「領匯基金」（The Link）的名義上市，如果事成，香港房屋委員會預計可以從中獲得210億的港元收入，這樣對緩解政府的財政緊張不失為一條簡單的出路。然而就是這項「政府行為」，已經籌備得八九不離十了，誰知道一位老婆婆，長年租住政府的廉價公屋，每個月還會向政府領取3000多塊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簡稱「綜援」），就是她，反對政府的做法，不願意讓「領匯基金」上市，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毅然決然就此事向香港法院申請了「司法覆核」。結果她老人家的衝天壯舉不僅沒有遭到周圍人的一哄嘲笑，而且初戰告捷，最後真的使「領匯基金」第一輪上市遇到難產，從而導致了香港房屋委員會1.3億的上市開支以及已經付給了包銷商的3億多元港幣全部付之東流——
「領匯事件」讓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香港草根階層的厲害，那時候我已經要得出「誰在香港當家做主」的結論了，但是這個「結論」論據還嫌單一，同樣的「論據」以後還會不會有？有，沒過多久，香港就鬧出了「銷售稅」風波，這場風波一直持續了好幾個月，開始的「動靜」也是市民紛紛向政府「抗議」，抗議政府開徵「商品及服務稅」，讓政府「舉棋不定」，接著政府就不得不「投降」，最後乾脆聲明暫時放棄此方案諮詢——
2006年7月18日，香港特區政府謹慎地向市民公布了一份《有關建議改革香港現行稅制》的諮詢文件，財政司司長唐英年解釋說：「香港現有的稅基非常狹窄，過去多年來，香港一直依賴有限的稅種及非稅項收入來應付公共開支，這些收入會因我們無法控制的經濟轉變而大幅波動，同時也大大局限了政府制訂長遠計畫和做出投資決定的能力，因此為了確保香港社會經濟的長遠繁榮，其中考慮開徵『商品及服務稅』不失為一個可行的辦法……」
然而誰知道，唐英年的話音未落，香港社會立刻就炸開了鍋。市民堅決反對徵稅的呼聲鋪天蓋地。這當中沒有人冷靜地考慮香港政府之所以提出徵稅，其合理性在哪裡，對香港社會的長期經濟繁榮有沒有前瞻性的責任感，只是一提「徵稅」，大家就受不了，就怒火萬丈：好傢夥，你財政司司長，財神爺，膽子也太大了！多少年來香港一直都是保持著「低稅制」的優惠制度，老百姓幾十年「受益其中」也「樂在其中」；而同時，香港的「購物天堂」，這塊招牌每年都會吸引來很多的外埠客人到香港來消費，外來買家如果聽說我們這裡也要開始徵收「消費稅」了，以後人家誰還來？那不是砸了香港的牌子，摔了全體香港人的飯碗？！
儘管唐英年代表政府一再向市民曉以利害，費盡口舌，語重心長，表示：「政府無意改變香港令人稱頌的低稅率稅制」，然而，根本打動不了香港人的心。接下去的4個多月，社會各界紛紛採取各種「行動」：座談討論、民意調查、示威遊行，立法會議員提出反對議案等等，強烈抗議政府的做法（實際上還只是個「想法」），結果到底使「開徵銷售稅」的諮詢被擱淺——2006年12月5日，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不得不突然宣布：「政府在餘下的稅制改革公眾諮詢期內，不會再推介銷售稅。」
香港市民齊聲反對開徵「銷售稅」，終使這一諮詢叫停，如此的「民意」取向究竟是犯下了一個集體無意識的「短視」的錯誤，還是挽救了一次有可能使香港「零稅制」的優勢開始喪失的危機？我篤定沒有發言權，但是經過了長達4個月的上下折騰，特別是最後的結果，我非常吃驚：香港這個社會老百姓活得到底和我不一樣，人家心裡比我多了樣東西，什麼東西？底氣。不管哪一任政府、哪一位最高行政長官，要辦大事，首先必須參考市民的意見，「市民的意見」通過什麼渠道來反映？他們的「覺悟」到底是從何時才開始誕生的？英國人統治香港的一百多年的時間裡，老百姓是不是也敢像現在這樣「犯上」？也敢這樣要求民主、參政議政？他們當時也敢和港英政府說一聲「不」嗎？
一個問題引出了許多問題，每個問題擇出答案都要承擔風險。
客觀地評價：香港老百姓，過去，在英國人統治的一百多年的時間裡，說「不」的機會並不是沒有，但是人們說「不」的次數卻極少。那段歲月不是一個單純的「敢」和「不敢」的問題，而是很多人心裡壓根就沒這個念頭，嘴巴上更沒有這道程序；然而現在為什麼人們突然「膽大」了？現在是「特區政府」，那時候是「港英政府」——「說了也沒用，港英政府那時候誰理你中國老百姓？」最後的這句話並非出自我的研究，而是來自一位政府官員，香港人自己解釋，可信度斷然是不會拖帶水分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