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文明程度不同，香港人從過去到現在，對內地人懷揣種種的「看不起」，這其實是很自然的一種表現，不過香港人在「看不起」內地人的同時是不是只會唾棄，不會伸出援手「拉兄弟一把」？不是。很多香港人，尤其是經濟上有能力、胸懷上有氣度的，他們都願意為內地的文化普及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提供幫助，這就形成了我在內地從來也沒有聽說過的一個名詞：「捐獻文化」。這種「文化」與富人對窮人的「施捨」完全不是同一心理，是真情奉獻、親緣體恤。
有一次我和當地的一位朋友晚上約好了出去辦事，一見面她就說：「真不好意思，我得先去找家銀行的自動取款機。」我問為什麼？她說：「剛才有個社團組織對內地貧困兒童的募捐，我把兜里的錢都捐了，現在是身無分文，什麼也幹不了。」
是嗎？「身無分文」？捐獻捐到這種程度？
在香港，我見過了不少窮人，也認識了不少的富人，窮人當中有骨氣的自強不息者不在少數，而富人當中謙和內斂的慈善家也不鮮見。不過在富人的行列里，有人半生捐獻，最後「慷慨解囊」竟「解」到把自己家的缸底都掏空，賣了豪宅、抵押了工廠，自己則甘願租住到一處三居室的普通民居，重歸「平民」的行列，這樣的「富人」是不是可以衝擊世界「吉尼斯紀錄」？這樣的「富人」當我第一次聞聽，腦袋都彷彿不在自己的脖子上，敬仰與感動也不知道跑到了哪裡，首當其衝的反應就是暈頭轉向，不可思議——
我說的這位香港「富慈」名叫田家炳，香港「田氏化工有限公司」的大老闆。
其實說他「大」，他的財產遠遠抵不上「長江實業」（李嘉誠的公司），但是他的捐獻功德，如果拉出一張「明細」，A4的複印紙，用最小號的5號字列印，密密麻麻的竟能印滿4張，這4張「明細」還僅僅是獲贈單位的名稱，並不包括具體的項目和支出。
截止到2006年9月，田家炳先生在教育方面已經為內地的71所大學、大專院校捐出了一片成林的教學樓；他老人家建立的「田家炳中學」共計130所；在30個省、市的貧困中小學讓1150間「田家炳圖書館」遍地開花，此外還有中專、幼兒園、獎學基金、科研基金，如果算上其他的方面，比如醫院、老人院、青少年服務中心、博物館、天文台等等，田先生愛國濟民、無私奉獻的熱忱更是流芳大江南北，溢澤長城內外。
2006年12月，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就讀研究生的老師來到香港開會，她說「這次來港，一定得抽出時間去看一看田家炳老先生」。那時候我還不知道田家炳的「悲壯故事」，還以為田先生捐資500萬，為我們學校建立起了一座藝術樓，所以我的老師來到香港，總不能不去表示一下感謝。不過當我的老師看出了我的淺薄，立刻糾正我：「哦，你可不能把田家炳只當成一個一般的香港富商，田公家炳可不是像你知道的那樣，只是對咱們學校有一副特別的好心腸，長期以來他為全國的教育，能做出的舉動你知道嗎？他把自己已經居住了37年的老宅子都賣了，把賓士車也賣了，還拿著自己的企業去做抵押，向銀行貸款幫教助學！」
「是嗎？」聽完老師的話，我腦袋沒了，嘴裡一個勁兒機械地往外吐「不可思議」、「難以置信」、「他怎麼會把事情做到了那一步」？而心裡一層層的歉意直往上涌。等我恢複到正常的思維，馬上意識到一件事，跟著就委託老師幫我介紹，問問田家炳老先生肯不肯接受我們中央電視台的訪問，這樣當代的「武訓」、「陶行知」如果我不去採訪，不把他的「特例獨行」讓天下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我這個記者在香港駐站還有什麼責任感？也太失職了。
幾天以後的一個晚上，周六，我的手機顯示了一個完全不熟悉的來電號碼，摁下接聽鍵，沒想到竟然是田家炳老先生。三天前按照老師說法：她先打電話問一問田先生願不願意接受採訪，之後我再預約，結果我撥了電話，當時田先生不在家，又去內地檢查他的捐獻項目去了，他的家人告訴我「先生可能禮拜六回來，到時候我來轉告您的意思吧」，我就暫時松下心來，以為此事怎麼也得拖上一陣子，本來香港的富人就不好找，即使找到了，同意採訪，也不會很快和你約定見面的時間。
然而田家炳老先生一返香港，當天晚上就主動給我這個小記者打回了電話，電話里老人還首先向我表示感謝，謝我對他的關注，謝我要去登門拜訪。不過緊接著，老先生的聲明就來了：「如果你要採訪的目的是為了宣傳我個人，我就謝絕了；但是如果目的是想提倡一種精神，讓今天中國人大家都懂得，大家富裕了，不應該忘了國家、不應該忘記去幫助比自己有困難的人，那我倒是願意配合。」
「願意配合？」「不願意宣傳個人？」田老先生在電話里一字一頓地向我交代得清清楚楚。因為敬重田先生的人品，不管田先生最終會不會同意接受我的採訪，那幾天我都已經在研究他的資料，知道田先生的思想自成體系：「幼承庭訓，敦品勵學，淡泊名利，不求聞達。」這是田先生一生的座右銘。但是放下了電話，我還是忍不住自問：咱不是活在21世紀吧？21世紀，國門裡外，上上下下，中國人的世界裡哪裡還能找得到如此「大富若貧，重實輕華，濟事報國，不圖虛名」的「老頑固」？難怪有香港媒體「頌揚」田先生是一個《賣掉了豪宅捐資10億的「傻根富豪」》。田家炳這樣做是不是有點怪異？如果「怪」，他的內心支撐是什麼？什麼力量能把他的心田開闢得如此寬廣？
最後田先生雖然被我說服到底同意了接受中央電視台的訪問，但是沒有同意我同時提出來的另一個請求，那就是我想帶著攝製組去他家，因為在他家（就是那套三居室的普通民房），我聽說有一扇窗子，從這扇窗子望出去，拍攝機的鏡頭可以直接拍到原來他的那幢大別墅。田先生對我說：「大家見面先談談吧，如果將來真要錄像，我想也就在我的基金會辦公室」，並不理會什麼「藝術手段」、「電視效果」，可能那樣做，他又認為多少有點「宣傳他個人」的嫌疑了。
1982年，「田家炳基金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公司存在的使命就是專門運作由田先生提出來的「回饋祖國、反哺民眾、惠仁利他、兼善教育」等相關「業務」，捐助資金均來自他為此特別建造的「田氏工業大廈」的每年租金。
2006年年末，我按照田先生提出的建議「大家見面先談談」，來到了他的基金會辦公室。一進門，田先生一身西裝領帶，鶴髮童顏，精神矍鑠。我想法子很禮貌地打聽了一下他的年紀，什麼？已經88了？那樣子可是看不出。接著坐下來，田先生讓人給我倒了茶，然後對我說：「你想了解什麼就開口問吧，千萬不要客氣，我不是什麼偉人，只是個普通的香港市民，坐公車，吃家常飯，住的也是和老百姓一樣的房子。」面對這樣一位不同尋常的「普通人」，我滿肚子的問題，一時竟不知道該怎樣啟口。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經濟連續幾年低迷不振，田家炳為了恪守捐資的承諾，2001年4月在大廈租金收入不足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將自己親手設計並且居住了37年的九龍塘豪宅變賣出售，此舉得款5600萬港元，全部撥作了長流水的教育捐資。
「當年您為什麼要賣掉別墅？」我的第一個問題終於湧出嘴巴。
接著是第二個：「當您捐助資金周轉不過來的時候，您為什麼還要抵押上自己唯一的企業向銀行貸款，萬一賠了呢？企業不就完了？」
面對面，臉對臉，這兩個問題無論如何我都要真實地聽一聽老先生心裡「究竟」怎麼想？
「我心裡究竟怎麼想？」
田先生聽完笑了：「事情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你也不要那麼言重。其實你算算賬啊，當年我賣掉了老宅，因為兒女都大了，我們老兩口根本也住不了那麼大的房子，而且5600萬，一個月的利息就是40萬，不賣、不變現，睡一宿覺就浪費掉一萬多，豈不更可惜？然而5600萬港幣，我能幫助多少內地的學校蓋起多少座教學樓？還有貸款捐獻，那也是在打時間差，教育有時也像人種地：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這個道理誰不懂？」
未與老人見面，說老實話，我內心其實還是保留著某種世俗的看法：一個人一旦把自己認為一生當中最應該做的事情看得過於「重要」了，就會偏執、就會走極端，甚至不近人情，這樣做未必就是科學的態度；然而見了田家炳，特別是老人在解釋我提出的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時沒有任何的「豪言壯語」，只是給我算賬，讓我明白他的真實想法，讓我看到了他的「痴行」並非不夠理智——
「不過，您老人家賣了別墅，一旦周末或節假日兒女都回來，那麼一大堆的兒孫，您讓人家上哪兒和您團聚去？」
田先生實在，我隨後的提問也更具體。
田先生打了個愣兒，這個問題顯然讓老人有些「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