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韋斯那空空的酒店房間出來，進了電梯，丘特斯基一邊把槍塞進皮箱，一邊一再囑咐我要表現得正常些，別著急也別害怕，等我們進了大堂時，我已經矯枉過正地看上去很百無聊賴了。我確定丘特斯基也是這副模樣。
總之，我們溜達著穿過大堂，邊上不管誰看我們，我們都朝人家微笑。我們溜達著出了門，走下台階，走過穿著海軍上將制服的門童，溜達著下了馬路牙子，上了他為我們招來的計程車。我們將緩慢愉快的節奏延續到了計程車里，因為丘特斯基吩咐司機帶我們去埃爾莫羅城堡。我沖他揚揚眉毛，他只是搖搖頭，我只得在一旁兀自狐疑。據我所知，埃爾莫羅城堡沒有地下通道。那兒是哈瓦那最火的旅遊勝地，絕對充滿了鏡頭和防晒霜的氣味。可我還是把自己假裝成丘特斯基，像他那樣想了一下，也就是說，我老謀深算地合計了一下，結果，真讓我想到了。
那裡是個旅遊勝地，如果最壞的事情發生，我們就在人群中逃走消失，誰要是想找到我們就要費點兒勁兒了。
所以我踏實地坐回到座位上，欣賞月光下的沿途風光，琢磨著韋斯現在到底在哪兒、下一步要幹什麼。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這讓我稍微舒服了一點兒，不過還是沒讓我真正開心起來。
天上是一輪清冷的月亮，它那柔弱的笑聲將靜電的火花灌注在我體內，並噼啪作響，讓我在黑夜中血脈僨張，我想馬上去劃開我能找到的頭一個兩足動物。也許這只是緣於韋斯溜走給我帶來的挫敗感，但這種衝動非常強烈，到埃爾莫羅去的一路上我得死死咬住下唇才忍得住。
司機在通往堡壘的入口處把我們放下來，那兒有一大堆等著看夜晚表演的遊客，還有不少小攤販正在搭建帳篷。一對穿著夏威夷花襯衫和短褲的老夫婦爬進我們剛剛下來的計程車。丘特斯基走到一個小攤旁，買了兩罐綠色罐子的凍啤酒。「來，夥計，」他說著遞給我一罐，「咱們邊走邊喝。」
先是溜達，現在是徜徉。我覺得有點兒頭暈。不過我還是邊啜飲著啤酒邊跟著丘特斯基走了一百碼，走出了人群。我們又在一個賣紀念品的小攤旁停下腳，丘特斯基買了兩件正面印著燈塔的T恤衫，還有兩頂印著「古巴」字樣的帽子。我們朝馬路盡頭走去。然後他懶洋洋地朝四下里看看，把啤酒扔進垃圾桶說：「好吧。看著不錯。這邊來。」他悠閑地朝一棟位於兩座舊建築物之間的大樓走去，我跟著他。
「好吧，」我說，「現在幹嗎？」
他聳聳肩。「換衣服。」他說，「然後我們去機場，趕第一班飛機走，不管去哪兒，然後回家。哦，這兒，」他說著摸向皮箱，拿出兩本護照。他翻開，遞給我一本，「德里克·米勒，行嗎？」
「行，有什麼不行。挺好聽的。」
「可不，」他說，「比德克斯特好聽。」
「也比凱爾強。」我說。
「凱爾？」他舉起自己的新護照。「是加爾文，」他說，「加爾文·布林克爾。不過你可以管我叫加爾。」他開始往外掏外套口袋裡的東西，然後把它們塞進褲子口袋。「我們現在得把外套扔了。我本來希望能有工夫從頭到腳換一套。不過目前這樣多少也能改觀一點兒。穿上這個。」他說著遞給我一件T恤衫和一頂帽子。我滿懷感激地脫下那件雷人的綠外套，套上新T恤衫。丘特斯基也如法炮製，然後我們一起走出衚衕，把浸信會傳教士的行頭塞進垃圾桶。
「好啦。」當我們又走回入口處的時候，丘特斯基說道。那裡有幾輛計程車在等著。我們鑽進了第一輛，丘特斯基跟司機說了聲「何塞·馬蒂機場」，車子便載著我們絕塵而去。
去往機場的路上，情形和來時沒什麼兩樣。基本沒有什麼別的車，除了計程車和幾輛軍用車。司機把車開得好似在駕校鑽桿練習，不過夜裡開車稍微有些艱難，因為道路沒有照明，所以他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有好幾次都把我們顛壞了，最終算是毫髮無損地到了機場。這回司機將我們放到漂亮的新機場入口，而不是來時那個古拉格辦公樓。丘特斯基直奔離港顯示屏而去。
「去坎昆的飛機三十五分鐘後起飛。」他說，「棒極了。」
「你的詹姆斯·邦德皮箱怎麼辦？」我問道，想著過安檢的時候可能有點兒麻煩，因為裡面都是槍支彈藥以及天曉得其他什麼東西。
「別擔心，」他說，「在這兒。」他朝一排存儲櫃走去，塞了幾枚硬幣，將皮箱放了進去。「好啦。」他說。他將櫃門砰地一下關上，拿走鑰匙，大步朝墨西哥航空公司的櫃檯走去，半路上又將鑰匙扔進一隻垃圾桶。
排隊的人很少，我們迅速買好了飛往坎昆的機票。除了頭等艙沒別的座位了，不過我們從共產主義陣營死裡逃生本來是有權享受加價服務的。和藹的年輕姑娘告訴我們現在正在登機，我們得加快速度，於是我們照辦，出示了一下護照，付了沒幾個錢的出境費。我以為護照多少會有點兒麻煩，可完全暢通無阻。跟那相比，出境費完全無傷大雅，儘管我心裡覺得這概念很荒唐。
我們是最後登機的乘客。我打賭如果不是買了頭等艙，空姐一定不會朝我們笑得這麼甜。他們甚至送了我們一杯香檳以感激我們登機遲到。等他們關閉了通道，將客艙門關好，我想我們大概是真的逃出升天了，於是享受起了香檳，也不理會肚子還是空的了。
在機場里，丘特斯基去安排我們接下來的返程機票，我坐在一個閃閃發亮的餐館裡吃著香酥餃。
「坎昆到休斯敦，休斯敦到邁阿密，」他說著遞過來機票，「我們早上七點到家。」
在塑料椅子上睡了大半夜，最後看到邁阿密的時候，我從來沒像此刻這樣思鄉心切。朝陽照耀著跑道，飛機最終降落在邁阿密國際機場。我從人頭攢動、推來搡去的人群中感受到了歸家的溫暖，最終，我們上了機場大巴去長期泊車場取車。
我按丘特斯基的要求，把他在醫院放下，好讓他跟德博拉會合。他爬出車，猶豫了一下，還是將頭伸回車門說道：「抱歉沒解決問題，夥計。」
「是的，」我說，「我也是。」
「你要是還需要我幫忙解決這事兒就跟我說，」他說道，「你知道，萬一你找到這傢伙又下不了手，我能幫忙。」
我對這事兒不覺得有什麼下不了手，不過他能想到替我動手，不得不說還是挺周到的，我謝了他。他點點頭，說道：「我當真的。」然後關上車門，一瘸一拐地朝醫院走去。
我則逆著上班的車流朝家開去，到家還是沒趕上麗塔和孩子們出門。我沖了個淋浴，換了衣服，沖了一杯咖啡，烤了點兒麵包，然後就出門上班去了。
路上繁忙時段已經過去，不過還有不少車輛，在停停走走的路上我有充足的時間思考，不過我不大喜歡我思考出來的結論。韋斯仍然在逃，我有理由認為他不會改變主意就這麼放過我而去找下一個人的麻煩。他仍然跟著我，很快會找到別的辦法，要麼殺了我，要麼讓我生不如死。而我此刻除了等待沒別的可做——要麼等待他動手，要麼等待好主意像餡兒餅一樣從天上掉下來砸在我頭上。
最終我到了辦公室，要是我原本期待大家熱情歡呼迎接我凱旋的話，那我可要大失所望了。文斯·增岡正在實驗室里，我進去的時候他抬眼看了看我。「您這是去哪兒了？」他問，語調中充滿譴責。
「我挺好，謝謝。」我說，「我也很高興見到你。」
「這兒都忙瘋了，」文斯說，顯然沒有理會我的話，「外籍勞工的事兒。另外，昨天有個渾蛋殺了他老婆和他老婆的男朋友。」
「這可真糟糕。」我說。
「他用的是鎚子，要是這樣你覺得好玩兒的話。」他說。
「聽上去不好玩兒。」我說，心裡加了一句，除非是對那個人。
「本來需要你幫忙的。」他說。
「被人民需要的感覺可真好。」我說。他假模假樣地看了我一會兒，轉過了頭。
這天接下來的時間沒好多少。我去了鎚子兇案現場。文斯說得對，那真是一團糟。已經幹了的血濺得兩面半牆、沙發和一大塊原本是米黃色的地圖到處都是。我聽一個把門的警察說，那男人現在被拘了，已經認罪，還說他當時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這沒讓我心情好多少，不過看到正義能發揮一次力量還是件挺美好的事兒。工作將我的注意力從韋斯身上轉移開了一點點。有事兒可忙總是好的。
一想到韋斯可能也是這麼想的，我的心情就又變壞了。
我忙忙叨叨，韋斯也是一樣。丘特斯基幫我查出他上了一架飛往多倫多的飛機，離開哈瓦那時正好是我們到達哈瓦那機場的時間。不過那之後他幹了什麼，用電腦是查不出來了。
我心裡有個聲音在眼巴巴地念叨著，興許他就此罷休在家踏實待著了，可這細小的聲音被一陣雷鳴般的大笑蓋住了，這笑聲蓋住了其他細碎的念頭。
我幹了幾件能想到的芝麻綠豆大的小事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