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下班後，我一進門就知道有點兒不對勁兒。有人進過我家。
門鎖好好的，窗戶沒有被撬開，也沒有發現任何毀壞物品的跡象，可我就是知道有人進來過。你可以把這叫作第六感，或者別的什麼。也許我嗅到了來人在我房間的空氣中留下的信息素，要不就是我那把拉茲男孩躺椅周圍的氣氛被人攪亂了。
這似乎並不值得大驚小怪。畢竟這裡是邁阿密。每天都有人回到家裡，發現電視機不見了，珠寶和電子產品被盜了，家裡被人砸了個稀巴爛，財產被人洗劫一空，家裡養的母狗懷孕了。可我這件事與眾不同。就在我迅速地查看公寓的同時，我知道家裡的東西一樣也不會少。
結果被我猜對了。什麼也沒少，但是多了一樣什麼東西。
我花了好幾分鐘才發現多的那樣東西是什麼。估計是某種人工引發的反射促使我先檢查那些顯而易見的物品。在正常情況下，強盜光臨你的家，就一定會拿走你家裡的東西：玩具、珠寶、私人遺物、剩下的幾塊巧克力餅乾。於是，我先檢查這些東西。
但是我所有的物品都原封未動。電腦、音響、電視機、錄像機都在原地，就連那些珍貴的顯微鏡載玻片也好端端地擱在書架上，每一塊上面乾涸的血跡依然如故。每一件東西都是我離開前的那個樣子。
接著我檢查較為隱秘的地方，卧室、衛生間、藥品櫃。一切都保持原樣，但是每一件物品周圍的空氣中都充斥著一種感覺：這些東西被人檢查過、觸摸過、移動過——只是此人的動作極其輕微，連物品上面的灰塵顆粒都不曾拂動。
我回到客廳，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環顧四周，突然感到有點兒不妙。我敢肯定有人進來過，但這究竟是為什麼呢？究竟是什麼人對我這個不起眼的小人物如此感興趣，闖進寒舍卻不動一絲一毫呢？垃圾桶里那堆舊報紙好像偏左了點兒——可那是不是我的想像呢？會不會是空調的微風吹的呢？沒有任何異樣，什麼痕迹也沒有。
那人到底為什麼闖進我的公寓？我的公寓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這一點我敢打包票。這是我營造哈里形象的一個組成部分。與人交往，舉止適度，寧可讓人覺得自己有點兒呆板。會引起別人議論的事情千萬別去做，不要收藏任何引人注目的物品。我就是這麼乾的。除了一套音響和一台電腦之外，我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而隔壁鄰居家裡有好多更令人垂涎的目標。
不管怎麼說吧，為什麼這人闖進來卻不拿走任何東西，不幹任何事情，不留下任何痕迹呢？我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開始對這件事進行各種想像。這肯定是由煩躁不安引起的幻覺。是缺乏睡眠、過分擔心德博拉事業上的挫折而引起的一種癥狀，是可憐的德克斯特墮落到水深火熱之中的一種跡象，是從反社會者變成精神變態者的一種毫無痛苦的過渡。在邁阿密，如果你假設自己被無名的仇敵所包圍，那也不一定表明你精神失常——但如果你的行為與社會格格不入，那才是精神失常呢。總有一天，他們非得把我送進精神病醫院不可。
可是這種感覺十分強烈。我極力擺脫。我站起來，伸了伸懶腰，做了一次深呼吸，極力讓自己想一些愉快的事情。但是愉快的想法不肯光臨。我搖搖頭，走進廚房喝水。
這下子可找著了。
我站在冰箱前面看著，也不知道看了多久，反正就這麼傻乎乎地瞪著。
一個芭比娃娃的腦袋掛在冰箱上，一塊熱帶水果形狀的磁貼將芭比娃娃的頭髮夾在冰箱門上。我不記得這是不是自己乾的，也不記得自己是不是買過芭比娃娃。要是買了這樣的東西，按理我是記得的。
我伸手摸了一下那個小小的塑料腦袋。這玩意兒輕輕地轉動著，碰在冰箱門上發出細微的嗒嗒聲。轉了四十五度之後，芭比娃娃警覺地昂起頭來看著我，那種興緻盎然的神氣勁兒活像一條柯利牧羊犬。我也看了它一眼。
我打開冰箱門，只見裡面芭比娃娃的軀幹小心翼翼地躺在上層的一個格子里。雙腿和雙手被扯了下來，軀幹從腰部折成兩半。這些身體碎片被小心翼翼地包裹起來，整齊地堆放在一塊兒，用一條彩帶捆綁著。芭比娃娃的一隻小手上攥著一樣東西，是一面小巧玲瓏的芭比鏡。
過了很長時間，我才把冰箱門關上。我很想躺在地板上，讓臉頰緊貼著冰冷的地面。不過，最後我還是伸出小指彈了一下芭比娃娃的腦袋。那玩意兒撞在冰箱門上發出嗒嗒的聲音。哇，我又有了一個業餘愛好。
我讓那個芭比娃娃就那樣掛在那兒，自己轉身走進客廳，坐到椅子上，屁股深深地陷到墊子里，然後合上眼睛。我知道自己應該感到煩躁、憤怒、害怕，應該覺得自尊心受到了傷害，內心應該充滿偏執狂的敵意和正義的憤怒。但是，這些感覺全然沒有。相反，我覺得——除了有點兒神志不清之外，也許很焦慮，要不，就是高度的興奮？
至於誰闖進了我的公寓，這一點幾乎是無法知曉的。除非我能輕信這樣一個假設：一個從未謀面的陌生人，出於某種不為人知的目的，無意中把我的公寓當作一個理想的場所，來炫耀他這個被砍了腦袋的芭比娃娃。
不。來造訪我的是那位我最喜歡的藝術家。他是怎麼找到我的，這並不重要。那天晚上在堤道上，他可以毫不費力地記下我的車牌號。他藏在加油站後面有足夠的時間監視我。然後只要是稍有電腦常識的人，就可以通過車牌號找到我的住址。找到住址後，就可以輕易地溜進來，細心地四處瞧一瞧，然後留下一個信息。
他留下的信息是，被砍下的腦袋吊在那裡，屍體殘肢卻堆放在冰箱的格子里，還有那面鬼鏡子。聯想到此人對我公寓里的其他物品毫無興趣，這隻能說明一件事。
他想告訴我什麼？
他可以留下一樣東西，也可以什麼都不留下。他可以將一柄血淋淋的屠刀刺穿牛的心臟，然後扎進我的地毯里。可是為什麼他偏偏要留下芭比娃娃呢？芭比娃娃代表他上一次肢解的屍體，這一點是明擺著的，可他幹嗎要告訴我這個呢？難道與更花哨的東西相比，芭比娃娃更陰森可怖？要不就是更溫和一些？他是想說「我在監視你，我要逮住你」嗎？
要不，他是說：「咳！想玩一玩嗎？」
我是想玩一玩。我的確想玩一玩。
但是那面鏡子又怎麼解釋呢？這次他加上一面鏡子，其意義就遠遠不只是那輛貨車和我們倆在堤道上的追逐了，而要比那深遠得多。我能想到的意義只是：「瞧瞧你自己。」可那又有什麼意義呢？我明明是想看看兇手，我幹嗎要看自己呀？所以這面鏡子的意義我目前還沒有弄懂。我甚至都無法肯定這面鏡子是否有任何意義。它很可能並沒有什麼真正的意義。我不願意相信這個高雅的藝術家會創造出毫無意義的作品來，但這也是有可能的。而他要傳達的是某種非常隱秘、非常混亂、非常陰森的信息。這就沒法兒知曉了。
我做出了正常人的選擇，決定不採取任何行動。我不會把發生的事情向上級彙報。再說了，彙報什麼呢？沒有丟失任何東西。除了說「呵，馬修斯局長，我想告訴您，很顯然有人闖進了我的公寓，在我的冰箱里留下了一個芭比娃娃」之外，我沒有任何情況可以向上級彙報。
如果我真的這樣向上級彙報，聽上去還很有道理，那麼肯定會引起警察局的重視。沒準兒多克斯警官會親自調查，最後得意地露幾手絕招，進行無拘無束的審問。沒準兒他們會簡單地把我跟可憐的德博拉一道列入「因智力缺陷而無法操作」的名單，因為這個案子已經正式結案了。即使沒有結案，也跟芭比娃娃扯不上關係。
是的，沒有任何可彙報的情況，沒有任何可以解釋的東西。我打算也不告訴德博拉，如果她知道了會責怪我，那就讓她責怪去吧。由於某些我無法解釋的原因，我決定把這當作個人的秘密，誰也不告訴。這樣一來，我接近來訪者的機會就更大了。而接近他的目的當然是將他繩之以法。
做出這樣的決定之後，我覺得心情輕鬆多了，甚至有點兒飄飄然的感覺。我不知道這麼做的結果會是什麼，但我在心理上已經做好了應付一切的準備。這種感覺伴隨了我整整一夜，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我上班的時候。在上班時間裡，我寫好了一份實驗室報告，安慰了德博拉幾句，偷吃了文斯·增岡的一個炸麵包圈。這種感覺又伴隨我驅車穿行在夜晚的車流中，這時司機都把軋死人當作一件開心事，而我則處於一種禪定狀態，能夠應付任何驚嚇。
起碼，我自己是這樣認為的。
我回到家，靠在椅子上放鬆自己的情緒和身體，這時電話鈴響了。我只管做深呼吸，不去理睬它。我想反正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再說了，我安了一個五十美元的電話留言機，總得讓它派上用場啊。
電話鈴的第二聲響起。我閉著眼睛。吸氣，放鬆，老兄。第三聲響起。呼氣。留言機咔嗒一響，開始播放我那段溫文爾雅的錄音：
「您好，我這會兒不在家，請您在聽到響聲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