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判進行期間，非正式的議論也有過幾次。譬如，在宮內目睹現場這一事實已經清楚無疑的那天，谷本審判長就跟其他兩位審判官議論說道：「看來，關於這個案子，搜查部確實存在問題呢。」
在通常情況下，象這種單純的案件，議論是在辯護人最後的辯論開始之前結束。也就是說，大多數審判官認為：在證據對證的階段已經形成心證，在量刑方面，只要問一下檢察官的意見即可——實際上這也是作為一種「行情」的預測——用不著聽一個頭腦不清的辯護人的辯論。
作為立足於當事主義立場的現行刑訴法的方針，也許有人認為這沒有什麼不合適的，但是，在法院這塊達官領地上，那種強烈的保守氣氛和根深蒂固的，舊的心理習性，是很難消除的。
成績優秀者當審判官，次之的當檢察官、律師。一戰前的這種等級觀念是難以排除的。在審判官的頭腦里仍然塞滿強烈的職權意識，他們大多認為：唯有自己的判斷才是最正確的，而沒有必要聽取他人意見。
有這樣一說道：辯護人在最後的辯論中，如果對論據論述過細，反而吃虧。其根據是：大多數審判官們都是以「那事早知道」的表情聽著，因此如果是以教誨審判官的態度辯論的話，就必然會遭致厭惡或反感，罵他狂妄不自量。
因此，辯護人不得不在「酌情」上下功夫。所謂「帶淚的辯論」、「硬磨軟泡的辯論」迄今仍然風行，據說就是由於這種情況所致。
但是，上田宏一案，其議論並沒有在最後的辯論前結束。其原因也是顯而易見的，這就是：不論怎麼說，菊地律師曾當過二十年的審判官，具有著豐富的辦案經驗，又著過書，又在大學開過講座。
岡部檢察官在求刑結束後，主任審判官野口以隨便的口吻說道：
「不管怎樣，認定是有意殺人，這不妥吧。」
他的話是想引起谷本審判長的注意。但谷本審判長卻說道：
「怎麼說好呢？先聽聽菊地辯護人的辯論再說吧。」
至此，議論就不能不結束了。不過，不能全怪審判長這句話。那天還有對其他兩個強姦致傷案的求刑，該議論的案件不少。
這次議論是在閉庭後，地點是審判官室內。通常都是在工作期間即下班前結束，但關於上田宏一案的議論卻化了較長的時間。
「那麼，野口君，先說說你的意見吧。」
谷本審判長催促說。野口是主任審判官。指揮法庭的雖然是谷本審判長，但做詳細記錄、整理證據等卻是野口的任務，判決書也是由野口寫。
主任審判官坐在審判長右側，故稱右陪席；另一個坐在審判長左側，故稱左陪席。左陪席好象是聾子的耳朵——擺設，不起什麼作用，踉最高法院的審判官一樣，坐在席上打盹，以至於審判長不得不時而扭他一把或捅他一下。但在議論時，他卻是一個不可缺少或忽視的力量。至少，在以殺人而上訴的案子中，如果三位審判官意見不完全一致，就不能進行判決。
「我認為，正如菊地所說，是一次事故。有意殺人一說，我認為是不能成立的，被告人的責任僅僅在於他拿出小刀，但他不是故意犯罪。這就是我的想法，不知道是否正確？」
野口窺視著谷本審判長的表情。他知道審判長因非常關心這個案子，就連筆記也做得很詳細。
「矢野君，你認為呢？」谷本審判長沒有直接回答野口的問題，而是把頭轉向矢野。
「我得到的心證是被告有意殺人。」
矢野愣頭愣腦地回答說，他從司法進修所出來才兩年，是位新手。他似乎無所顧忌，總是乾脆地提出自己的見解，因而，常使谷本審判官震驚。
現在，他主要是受理一個司機開車壓死人逃跑一案。前年，在審理一個品德惡劣的汽車司機一案時，他提出應以殺人罪論處。但當時遭到谷本和野口的反對，仍按慣例判為過失致死罪。現在看來，這樣做還是有先見之明的。
總的看，矢野的量刑是重的。野口感到：矢野之所以考慮問題無所顧忌，是受了現代青少年身上一般所具有的那種虛無主義氣氛的影響。
野口之所以有這種感覺，是矢野曾經在下班的路上對他講過一段這樣的話：一個審判官即使想用人道主義的思想方法做出正確的判決，也是不可能的，這樣就會陷入自我矛盾衝突之中。只要日本法院的實際狀態不改，又存在一個案子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問題，因此，只注意完美的判決的話，案子並不算是審理完畢了；審判官只要追求裁判的真實就可以了，而不必追求論理的真實；如果說，反正是要在適當時候妥協的話，那麼，其靈活的裁判辦法就是使檢察官的論點成立。——這些話，矢野當然沒有敢在谷本面前講過。
「菊地說，刺傷只是由於被害人撲過去的動作造成的，但這是不可設想的。難道被告一方就沒有採取積極的行動嗎？說被害人把住對方的手，這不過是純粹的想像罷了。」矢野候補審判官以強烈的無所顧忌的語調，滔滔不休地說，「當然，這不過是枝節問題。從整個案件來看，是具有著兇殺案件的輪廓的呢。即使領到現場去的是被害人，但拿出刀子來的卻是被告人。也許被害人去奪被告人手裡的刀子呢。不是說初子是一個相當野性的女人嗎？——被告拽住被害人屍體的兩腿——這種相當殘酷暴虐的行為，難道是一個一時疏忽的人所乾的嗎？掩蓋屍體，隱藏兇器，又毫不在乎地同女人私奔同居。即使這些行動不是有計畫的行動，我認為也可以確認是有意殺人的表現。」
「你這番話簡直跟檢察官講的是一個腔調吶。」野口苦笑著說，「菊地的辯論難道全白費了？——但我嘛倒是得到這樣的心證，即：作為有意殺人的動機，不論怎麼說，其根據是很不足的。僅僅因為初子要把良子懷孕一事告訴其家長，被告人就想殺人嗎？初子不是向被告傾訴了心中的一切愛了嗎？拽住屍體兩腿——不錯，這從表面看來也許是殘酷，但除此辦法以外，別無他法移動產體。被告人此時當然是怒氣衝天，分不清善惡、是非。難道不是這樣嗎？」
「但是，在作案之後過了很長時間，被告人不也是什麼也沒有做嗎？」矢野也不相讓。
「正如菊地所指出的，關於初子和被告人之間的感情上的關係，初子和宮內之間的關係，搜查的材料是不足的。所以，我認為不能確認為故意殺人。」野口說。
「但是，即便如此，現場的情況卻是給人印象太壞了。案件的核心不就是被告是怎樣作的案嗎？」矢野固執地說。
「這一點，我清楚。」野口稍微不悅地說。他想，自己不知不覺地老了。年僅三十三歲的野口不知為什麼，一來到矢野面前就這樣想。他跟矢野只差八歲，但他感到自己好象是另一個世界的人。
最近以來，年輕的律師中，象矢野這種無所顧忌的人增多了。如果說，審判官只考慮裁判的真實和效率的話，那麼，律師如果不持有相同的想法，就不能與之對抗。案件增多，律師也增多，而且集中在城市裡。如果不以效率為中心，在今天的城市世界裡將無法生活。
野口候補審判官想：「我是不是同情這個被告人呢？」
矢野繼續喋喋不休地說道：「我希望他回憶一下拉吉諾·畢奇所寫的《激情犯》中的一種觀點：在與人發生口角後驀然用刀捅對方的傢伙還是事先有殺意的。發火時其行為的限度一般是將對方推倒或者揍他一頓。但是，如果說有刀子，並且亮起了白刃突然向對方捅去，這也是因為在此以前曾想過要殺人，儘管表面看來似乎一時火起，無殺意。我認為：這個被告人在聽到要良子打胎的勸導時，不止一次地想過：要是把她幹掉、沒有她就好了，我認為對於忌妒狂的女罪犯和所說的《激情犯》，日本法院實在是太寬大為懷了。這種傾向非改不可。如果採取英、美刑訴法，故意殺人犯就應全部處以死刑。」
「好啦，好啦，請等一下。」野口候補審判官笑著說，「我們不是研究修改刑訴法的，而是討論如何認定本案犯罪情況的。」
「我的話也與此有關係呢。」矢野認為說，「這就是說，即便是被告人於這一天在作案現場，並不是故意或有準備的要殺人，即便是被害人先走在前面領路，其思想也仍然是抱有殺意的，所以，他那拿著刀子的手才沒有撤回去，倒是一時抑止不住激動的情緒，象決堤的洪水一般一泄而不可收拾。」
「所以，被告人對被害人這暴舉並不是故意乾的呀。」野口接話說。
「嘿嘿！」矢野奸笑了一聲。「你可真會接話茬，不過，我不會上你的當。你這是首先讓我認定其暴行不是故意，然後就是自然地否認有殺意，最後只剩下這樣一條：是故意威脅。」
「這個案子要是讓你審就好了。」野口又苦笑了一下，「而且，我也象你一樣，可以自由地提出相反意見。但是，這個被告人對前途還是抱有期望的。他拒絕良子打胎，一定要將孩子生下來。這樣一個人如果輕易地懷有殺意，這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