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濱地方法院候補法官野口直衛，剛剛度過了三十三歲的生日。眧和二十七（一九五二）年於M大學法律系畢業。在司法進修所接受兩年期間的法曹實際教育後，於昭和二十九（一九五二）年被任命為候補審判官。以後，輾轉於札幌等各地方法院，取得了實際經驗，於三年前調於橫濱地方法院工作。
在他被任命為候補法官的第二年，與光子結婚，並有了一個女兒紀子，今年三歲，住在橫濱北郊妙蓮寺官邸，過著和平、安寧的生活。
候補法官的薪水長得慢，對於憑著良心從事於司法和正義的人來說，不論是在社會地位上，還是在金錢方面，得到的報酬不能說是很多的。不過，野口對現在的生活並沒有什麼感到特別不滿意的。
在進修所同期的同學中也有選擇了收入很高的律師職業。而他卻沒有發揮自己才能、壓人一頭、開拓出一條成功之路的自信和意志。他認為，還是依靠國家權力為後盾的公務員的生活，更適合於自己的性格。
妻子光子是他畢業的大學講刑法的土方教授的三女。土方教授交際很廣，跟最高法院和律師協會都有來往。因此，對野口現在地位的爭得應該說是有過幫助的。按規走，野口如果再干三年候補法官，就會成為正式法官。法官在審判時只要不十分丟人現眼，失體統，就既不會被罷官，也不會違背自己的意志，被強行調轉工作地點。就是說，可以享受其他公務員所沒有的身分保障。櫪木縣地主兒子的野口，已經習慣於這種特權的生活了，並為此而感到安適。
但是，法官的工作並不是那麼輕鬆的。每周三次公審犯人。在橫濱地方法院，剩下的三天為「宅調日」，就是在自家查閱審判記錄或寫判決書，晚上十二點以前睡覺的時候很少。要是碰到麻煩的案子，星期天也得搭上，忙得不亦樂乎。
在最近十年期間，刑事案件件數增長了四倍，而法官卻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象野口這樣值得稱道的人看來很少，定員經常不足。因此，不論哪個法院，未處理的案件積壓如山。假設現在不發生新的案件，只處理全部陳案，據有的人統計，最低也得三年。
審判官總是被案件所驅使，好象套在馬車上的役馬一樣，必須不停步地向前跑。開始，辦案拖延了，總覺得對不起不幸的被告，但漸漸地也就習以為常，不以為然了。總之，自己是作為龐大組織的一部分而工作的。因此，陷入了「都是組織之罪」這樣一種（來自流行的「論《組織與人》」一書）思想感情之中。
關於對少年上田宏殺人、屍體遺棄的公訴案轉到野口直衛手中時，也正是處於這種狀況之下。
案子發生在農村的一個小鎮里，所以，東京的報紙只是在地方版作為頭條新聞登出那麼一段。關於初子被害原因，直到上田宏被捕為止，該報是這樣評論的：根據初子是酒館女主人的情況，可以認為是由於男女關係引起的。關於這一案件，專講實話的一家周刊，還連謅帶編、捕風捉影地寫了一篇生動有趣的風流故事，加以發表，但知道罪犯是個少年後，便再也不吱聲了。
最初從實事求是這一角度報道這一案件的，是《女性周刊》。但由於被害人既不是家庭主婦也不是公司職員，而只是一個小酒館的主人，也沒有引一般婦女的充分同情。這是因為，在一般婦女看來，象藝妓、女招待、賣春婦等這樣的女子，即使被殺也是活該倒霉，即使她們沒有達到破壞自己家庭的幸福的程度，也是造成自己丈夫浪費的一種危險勢力。
因此，《女性周刊》把焦點從被害者移到被害者母親身上也是理所當然的。該刊強調的是：由於上田宏的犯罪，使農村寡婦及其女兒們的生活遭到嚴重地破壞。
該刊解釋道：上田宏為了跟自己的愛人繼續過著所謂理想的生活，而不惜殺死愛人的姐姐——小酒館的女人，這是戰後青少年所謂「排除妨礙者」的極端利己主義的表現。
該刊指出：不論哪方誘使，跟那種男人戀愛，懷孕，是良子的不幸；要求結婚遭到父母反對，於是離家出走，要建立兩人的安樂窩，這聽起來似乎悅耳，然而，一旦私慾得不到滿足，就不擇手段，這乃是一種「私慾膨脹」的反映。
「兩人的歡樂窩是在二樓廚房前一個三個草墊子大小的房間，房租每月三千日元，是這所公寓中最便宜的。」記者這樣寫道，「在這裡，兩個人共同度過了短暫的五天幸福、快樂的時光。然而，這種幸福與快樂，是建築在金田鎮杉樹林中初子的屍體上的，好比在火山口上跳舞，必將遭到可怕的毀滅。」
記者進一步寫道：「他們倆人象一般情侶一樣，不可能一個勁兒地耽於追求性的快樂。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們不想生兒育女建立理想家庭。但是，他認為把這種特殊的幸福可以建築在別人的屍體上這一點，卻是超越了一般性道德。這是這個案件的特色。」
最後，記者歸納道：正如初子所勸，良子懷孕應該打胎。在這一點上，小酒館的女人作為良子的姐姐做得是正確的。日本是打胎的王國，也是一個文明的國家，就連遭致性解放之禍而不幸懷孕的別國的母親，也必須特意越過重洋來這裡做打胎手術，發揮日本法制的美學作用。因此，打胎的限制更應放寬。
一般來說，審判官不能為報紙雜誌的報道所迷惑。只應根據向法庭提出的事實證據而裁決。因此，為了避免叵測，審判官是不可讀那些以趣味性為宗旨的雜誌、周刊的。——這是野口直衛在進修所進修時，老師教給他的。但是，七年的實踐經驗告訴他：這不過是一種表面現象而已。審判官，其實是屬於那種經常讀報的一類人。
不僅僅是有關判決的評價，報紙雜誌關於審判中的案件的報道也始終是審判官室內的話題。
但是，審判官不管讀了多少報紙、雜誌，在進行判決時，也不能受其左右，判決是審判官根據自己的意志和良心獨立進行的，對此，審判官同僚也不予以妄加評論。
在涉及到政治問題的案件時，考慮到最高法院的意圖而進行判決的下級法院的審判官也是有的。不過，這是例外。判決可以表現各個審判官的良心，即一種個人秘密，因此，具有同樣經驗的審判官同僚們之間，避免相互評論。
檢察官就上田宏案件作為殺人、屍體遺棄罪起訴，因此，法院組成了由三個審判官組成的三人審判小組。按規定，三人中，二人必須是審判官。但如果審判官不夠時，其中的一人，經最高法院任命，可以由具有候補審判官經驗達五年以上者擔任。連續工作了七年的候補審判官野口擔任了上田宏的案件審理工作，就是在於他具備了准審判官的資格。
審判長跟野口年齡相差很大，好象是父子，是一個戰前派的老審判官，據傳，不久就要被調到關西最高法院。這是三人審判小組的第一個人。第二個人就是主任陪席野口，第三個人是剛結束司法進修而被任命的候補審判官羅基。
由於上田宏未滿二十周歲，在法律上還是少年，所以，首先必須接受家庭法院的審判。因為被告人有自供書，案件不是那麼複雜，所以，捕後一個月後的八月三日就辦完了有關家庭法院的手續，被送到地方檢察院。檢察官進行起訴是十天後的十二日。第一次公開審判決定於九月十五日，在橫濱地方法院第四法庭進行。
這是一個天空十分晴朗的初秋的一天，野口所住的妙蓮寺官坻向東的飯廳，雖然射滿了陽光，但並不感到熱。
官坻是由寢室（八張席子大）、書房兼客廳（六張席子大）和飯廳（六張席子大）組成的一幢和洋折中的平房建築。離東京至橫濱鐵路線車站妙蓮寺站步行五分鐘遠，位置是在樹林茂密的山崗半腰上。挨排還有一幢同樣的官坻，是橫濱家庭法院一位候補審判官住的。橫濱地方法院的官坻，分散在近郊，在妙蓮寺的就這兩處。
官坻與民宅為鄰，由於地位和工資的相差懸殊，容易產生奇妙的摩擦和矛盾，特別是在太太們之間。因此，這兩幢房子分配給井水不犯河水、地位相當的兩位候補審判官，可以說，是出自總務處的一番精心考慮吧。
橫濱家庭法院認為應當給予上田宏刑事處分。家庭法院正如其名字所示，它是對離婚等家庭案件進行審判或調解的機關。即使跟地方法院同級，跟野口也絲毫不存在什麼工作關係。因此，兩位太太頂多於道上相遇相互寒暄一下完事，而不會產生摩擦的餘地。
野口那天早晨八點，比往日稍早一點坐到了餐桌上。只要能趕上十點開庭就行，所以，從上班來看，比一般公務員晚些。他乘東橫線的車到櫻木街站下，然後徒步到法院。
如果當了審判官，那麼家在東京、湘南地方的人，坐火車到橫濱站下車後，可乘去向法院的專門班車，上班。但候補審判官卻沒有這個特權。
關於這個案子，野口只看了一份一個月前由地方檢察院轉來的起訴書，不過，通過報紙和周刊雜誌，也知道了這個案子所包含的各種有趣味的問題。
野口想在開庭前若無其事地摸一摸審判長的底，看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