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與死的差別只有一張紙那麼厚。天地間再沒有比這更神奇的事了。
最能表現出這種奇怪事實的莫過於海洋了。換句話說海洋蘊藏著最奇怪的事實。
有這樣一個關於泰坦尼克號海難的真實故事。
讓我們從各個角度，儘可能真實而詳細地記述吧。
把兩個橄欖色皮膚的法國小嬰兒，放在船上備用的清洗籠里後，再放到大門板上讓他們隨波漂在海面上，最後還奇蹟般地得救了。問到名字時，他們模糊地回答著，一個說叫路易斯，一個說叫羅羅。在日本迷路兒收容所里他們一個被叫做正雄，一個被叫做米易，這是一對讓人感動得落淚的海上國際迷路兒。路易斯和羅羅是一對非常可愛的兄弟。在倖存者中尋找了很久，但是沒有人知道這對兄弟到底是誰家的孩子，在歐美的各個主要報刊上每天都刊登著兄弟二人的照片，廣泛徵集線索。就這樣過了一個多月，從法國南部的里斯傳來了消息，有一位自稱納夫拉蒂爾夫人的二十一歲的女士看了照片後，說那對兄弟是自己的孩子。她的丈夫拋棄她後帶著兩個孩子逃走了，她正在四處尋找他們的下落。同時還有其他的人為她作證，經過調查，確為事實。納夫拉蒂爾夫人欣喜若狂地立刻去紐約接孩子。從船客登記本中發現，她逃跑的丈夫用了化名登記，想帶著兩個孩子到美國去。這位丈夫已經淹死了，而兄弟倆卻奇蹟般地得救了。這位納夫拉蒂爾夫人的故事被作為泰坦尼克號海難的頭號事件保留了下來。
之後的詢問會或其他的場合，倖存者們都說出非常難聽、中傷、誣衊的語言——「那個男的做出了這樣不人道的事情反而被救了」，「那個人像惡魔一樣把女人和孩子扔到海里，自己卻乘船走了」。那些人說著一些毫無根據的話，然後這種互相揭短的較量持續了很長的時間。
「其實這些倖存者們誰都沒有任何的企圖，卻都成為了社會的笑柄。」雷迪·達夫·戈登日後這樣說道，「這只是船舶公司有目的、有計畫的行為。日後大家就明白了。因為在那樣的場合下大家都在看著，所以就出現了很多無根據的說法。公司的謀士正是利用了這一點，突出了倖存者之間的紛爭，從而把社會的注意力都轉向那一邊。由於當時船上的救生船不足，也沒有對船員進行救助作業的訓練，這些都是違法的行為，公司需要為此擔負責任，所以他們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引起社會的關注。各種各樣的紛爭正好可以分散社會的注意力，可以一時地矇混過去。就是為了這個，他們不惜使用這種卑鄙的手段，致使一些有名人士幾乎被社會拋棄。經過時間的驗證，真相漸漸被人們看清了，這些人才得以洗脫污名。但是起初公司的宣傳是奏效的，與海難的根本原因比起來，這些無謂的紛爭成為了人們議論的焦點，他們成功地達到了轉移人們注意力的目的……」
這個十九年前的悲劇和之後的故事給予了世界航海界嚴厲的教訓。第一，絕對不會沉沒的船是絕對不存在的。第二，比起會客室的坐椅墊和甲板上的網球場，更需要配備的是充足的救生艇。第三，雖然和貴婦跳舞的禮儀很重要，但是也不能疏忽船員們的救生訓練。這是犧牲了一千五百條生命和大量財產後帶給人們的教訓，永遠不能被忘記，讓之後從事航海這一神秘事業的人們永遠銘記於心吧。「泰坦尼克號海難」，作為一個傳說，已經漸漸地開始褪色。
當時的左翼新聞曾爆料說，三等艙的船客全部都被用槍威脅著不允許靠近救生船，而頭等艙的大富豪和他們的家人得到了優先上船的機會。這樣的信息可能也是有問題的，在那樣的場合下恐怕也不是事實。所有人都是平等地面對著死亡的。不論是那些飯後一隻手拿著咖啡杯，長長的煙槍里金邊臣香煙還冒著煙，用下巴使喚著用人的紳士們，還是他們的用人們，在那種情況下，大家都是站在同等的地位，都是在用全力保護著自己的生命。那個時候再也沒有金錢和社會地位的區別了，有的只是個人的體力和勇氣的區別，被嚴格遵守、看上去不可撼動的社會制度在一瞬間被破壞和顛覆了，人們都回歸到了最初的原始狀態，都憑著各自的臂力和力量來保護自己和所愛的人—這就是海難船上的事實，看上去像革命一樣悲壯，卻是非常痛快的事實。
紳士們一邊摟著女士的腰在地上划出優美的舞步，一邊注意到悄悄掉落在地上的煙灰；或者是躺在甲板的椅子上蓋著毛毯，聽著旅行秘書發來無線電報，彙報著股票的漲跌，在大西洋上發出華爾街的指令……這個時候，在「地獄」般的鍋爐前，有海底野獸之稱的火夫和炭夫正在憑藉他們結實的肌肉拚命地勞動著。如果他們出現在甲板上被頭等艙的船客看到的話，女士們會感到厭煩，紳士們則會覺得礙眼並向船長發出責難。如果說這就是社會生活的常態，那麼這樣的規則被完全顛覆了。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沒有帶一樣貴重物品的紳士們和剛才還在為了生計拚命工作的工人們，到底誰該沉入海底，誰又能成為英雄，那麼就看誰擁有活下去的力量了。如果當時還有頭腦冷靜的女士的話，在這個場合下把「紳士」和「野獸」進行對比，就會發現到底誰更強、更美、更靠得住了。
紳士們意識到之前還像是自己手足一樣的服務生和下級船員突然佔有了壓倒性的優勢，他們甘願放下身段，聽從他們的指揮，承蒙他們的照顧以開啟自己的生命之門。而且在那樣的場合下，能夠拯救自己的不是金錢和社會地位，當看到這些幾乎赤裸的人們有著那樣的力量時，紳士們的愕然是可想而知的。比起對船隻遇難的驚訝，發現的這個事實帶給他們的震撼肯定更大。
也有傳聞說船員們收了大量的金錢，把救生艇賣給了富豪，讓他們先行逃生。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可以推翻這個傳言的證明就是有一批非常有名的有錢船客在這場海難中死去了。
約翰·雅各布·阿斯特先生是美國一流的名門望族，是美國那個時代最富有的人；還有喬治·歐·威德納擁有的資產約為一千九百萬英鎊（一億九千萬日元）；本傑明·古根漢姆先生和威德納的身價差不多；接下來還有華盛頓·鮑布林和艾撒德·施特勞斯，兩位的身價都有八百萬美元—他們都在遇難者的行列中。
全體船員都繼承著英國海員傳統的沉著和機警的血統，他們的行動有條不紊，他們之中沒有誰有過恐慌的情緒，也不允許有引起恐慌的行為。直到最後一艘救生船離開母船之前，他們都一直保持著微笑—情況就是這樣的，實際上當時的情況就是慌亂的船客對他們失去了信任，可以從種種跡象看出是船客之間的恐慌引發的暴動導致救助作業進行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