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家後十分鐘，正想打電話給凱莉，電話鈴響了。我接起電話說「你好」，對面傳來粗粗的喘氣聲，伴隨著一陣陣的咳嗽。因此在對方自我介紹前我已經知道是史蒂芬·波特。
「我跟你提過的裝著哈蒙·克雷恩稿件的盒子，」他喘著氣說，「終於被我找到了。正如我之前猜測的，果然在地下室，不過是藏在亞當·波特那隻舊皮箱的最底下。」
「那些稿件對我有什麼用處嗎？」
「嗯，說不上來。大部分是手寫稿的複印件。有一些寫給哈蒙的信，一些哈蒙寫的信，似乎都和工作有關。當然——」咳嗽，「當然，我沒有全部看完。可能你會發現一些有用的信息。」
「也許。什麼時候可以給我看看？」
「現在就行，如果你同意的話。我想直接送到你家，但中午我有個學生要來……」
「不了，不了，我去你工作室。半小時後如何？」
「好極了。我會——」咳嗽，「我會在這兒等你。」
我決定待會兒再給凱莉電話，現在立即向北海灘出發。天氣很好，到處是遊客。每逢周六，貧民區的人也都出來走動了，我在大街上根本找不到合法的停車位。離波特最近的停車場在幾個街區之外，因此我不得不在他房子周圍找了個公共汽車停靠點停車。該死的。
波特還穿著那件綠色工作服，戴著同樣的紅色蝴蝶領結，就算不是同一套衣服，也一定是我上次來這兒看到的那一套的雙胞胎，上面都沾著一塊一塊的黏土。他一手拿著煙，鼻子和喉嚨因劇烈的咳嗽而發出持續的雜訊。
那個盒子在其中一張沾滿黏土的工作台上，是一個很大的硬紙板盒，裡面塞著的稿件大部分是黃色大頁紙。我問波特是否想要我在這兒整理，他說：「不，你可以把盒子拿回去。」說完後又是一陣咳嗽，這次很厲害，他整個人都蜷了起來，臉一下子漲得通紅。我想做點什麼，但幫不上什麼忙，只能無助地站在那兒，等他喘過氣來。
「糟糕的一天，」他說，「該死的肺氣腫。」
應該說是該死的香煙，我想。
我帶著盒子走到工作室門口。波特陪我一起過去，路上又點了一支駱駝煙。行屍走肉，我這樣想著。說再見時我盡量掩飾，不讓他看出我的同情。
手寫稿、手寫便簽、列印的片段和未完成的故事、來自克雷恩紐約事務所以及許多書刊雜誌出版商的信件、克雷恩寄給這些人的信、幾封寄給克雷恩的私人信件、幾封克雷恩的回信和其他幾封私人往來信件。所有的稿件都是複印件，時間從一九四二年到他死前這段時間。
我坐在飯桌旁，把信紙和黃色大頁紙都分好類。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哈蒙·克雷恩像只倉鼠一樣喜歡收藏東西。我開始看那些枯燥乏味的紙張。先是手稿；兩本約翰尼·阿克斯小說——《阿克斯的煩惱》和《別砍我》，三十多篇中篇和短篇小說，大部分主角都是約翰尼·阿克斯，所有的書稿都貼上了「已售」標籤，上面還有具體日期和刊登它們的小說或者雜誌的名字。我從一九四九年的手稿開始迅速翻看。很多內容收藏家或學者會很感興趣，但對偵探而言卻沒什麼可看的。我把那些複印件放回盒子，集中注意力在短箋和零碎的小紙片上。
大部分短箋是手寫的一沒有標註日期——似乎是小說的構思：卡尼有槍，極客被警察拘捕，阿克斯受雇成為新的極客——可笑還是怪誕？近乎兩頁紙的長度：故事的開端、對地點和人物的描述、對話的要點、情節梗概。還有兩部分更長的片段。一段標題是《踢吧，阿克斯！》，寫了十四頁，似乎是《斧頭和痛苦》開篇的早期草稿。我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尋找貝托魯奇的名字，沒有找到。
另一段起了個很通俗的題目——《人難免一死》——差不多比八頁紙長一點。我以為那是一篇未完成的小說，然而卻不是我想的那樣。剛看到第一頁中間，我就意識到它的意義非同尋常。
里克·杜賓盯著木屋地板上的屍體嚇呆了。卡拉！是卡拉！他去村裡的商店買東西時有人來過了。有人用大塊木頭把她打死了。
博雷利，他想。一定是她的丈夫，博雷利。
杜賓在她身旁跪下來，想哭卻哭不出來。他愛上她了。真的嗎？他不知道。他現在無法思考，只知道她死了，被謀殺了，靜靜地躺在地上，紅髮被自己的血染成鮮紅色。一個小時前她還是溫暖、激情、充滿活力的。
他該怎麼辦？
第二頁，杜賓抱起屍體，來到小木屋外面的安科爾灣，把屍體埋了起來。埋在一個地震形成的裂縫裡：前一天發生了一場「可怕的」地震。他沒有通知警察就把屍體埋了，因為他怕報警後被誤認為是殺人犯。沒有證據能證明卡拉的丈夫博雷利是兇手，而他自己又是小木屋的房客，獨自居住。卡拉是另一個男人的妻子；而他自己的妻子正在舊金山的家中。就算警察相信他的故事，也會傳出醜聞。杜賓是個作家，好萊塢正在籌劃把他的一本書拍成電影，要是此時傳出醜聞會毀了他整個職業生涯。
杜賓回到小木屋，擦乾淨地上的血跡，然後收拾好卡拉的錢包和其他物品，一起放入地縫中埋起來，最後在上面用土、草和牡蠣殼遮蓋好。他想，這樣一來就不會有人知道了；沒人會懷疑他和卡拉的婚外情——除了博雷利——因為他和卡拉都極力隱瞞這種關係。沒有什麼可以把卡拉或者她的失蹤和他聯繫在一起。現在他把她埋了，就覺得自己徹底安全了。
所有的事都處理完後，他帶著自己的細軟回到舊金山的家。但他對卡拉念念不忘，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無法忘懷。卡拉死去的臉反覆出現在他的夢裡，一遍又一遍地質問他：「你說過你愛我。你怎麼能這樣對待你愛的人？」他不能睡覺，不能工作。他甚至想回到安科爾灣，向警察交代所有的事情，帶他們到掩埋她的地方。但他鼓不起勇氣——太晚了，時間已經過了這麼久，他們永遠不會相信他了。於是他開始酗酒，試圖去除心底的罪惡感，減輕愈演愈烈的妄想症，但無濟於事。
每次電話鈴或門鈴一響，杜賓都擔心那是警察。或者更糟糕——博雷利。博雷利很暴力，是個危險人物，但並不愚蠢。他清楚卡拉的屍體被處理掉了；他知道是誰幹的，以及那麼做的動機。也許他不想就此善罷甘休，也許他決定殺人滅口，殺了那個知道真相的人、知道他殺了卡拉的人。要是他來了怎麼辦？要是他想殺我怎麼辦？要是他——
要是
片段到此結束。如果我還不知道一九四九年十月托馬利灣發生的事情，那麼無論對我還是對史蒂芬·波特，這段故事只是一篇小說的開頭而已，而且是那種賣不掉的、乏人問津的小說。因為在那個年代背景下，它顯得太感性了，又超越了一般道德底線；事實上，克雷恩把真實事情寫成小說，可憐兮兮地企圖減輕自己的罪惡感——就像一份永遠不打算讓人知道的懺悔。儘管他寫不下去了，但他的收集癖又阻止了他毀掉這東西。這幾張紙有力地解釋了他為何後來要結束自己的生命，基於黑暗、凄涼、醜陋的動機：罪惡感、恐懼、自我厭惡、妄想症。可能他曾經有那麼一點愛凱特·貝托魯奇，可能這也是他自殺的一條理由。他不僅沒有勇氣將殺凱特的兇手繩之以法，還把她當死去的小動物一般草草掩埋了事。
他的懺悔並不讓我驚訝，但眼前這些黃底黑字——哈蒙·克雷恩親自寫下的字句——加深了我的抑鬱。我起身開了瓶米勒淡啤來到客廳。濃霧仍然籠罩著這座城市；我站在面向海灣的窗前，看著頭上的天空一會兒變成藍色一會兒變成灰色，想像著如果克斯卡頓看到這些稿件會有什麼反應。他看不到它們，除非我拿給他。但是今早他已經把我解僱了，我沒有義務再跟他分享我的發現。
我的發現。今天一整個下午我所做的，就是在這些舊稿件中翻找搜尋，體驗一個死去的可憐作家肉體和精神上所受的痛苦折磨嗎？不管怎樣，我的工作已經完成了。我受雇找出克雷恩自殺的原因，我找到了，並且最終因為自己的努力被解僱了。就是這麼回事兒。
是不是呢？
貝托魯奇謀殺案。有人殺了他，而原因和哈蒙·克雷恩有關。事實上我的工作還沒有完成，我自己心裡清楚。哦，見鬼，別再說了。
喝完了啤酒，我回到廚房坐下。好吧，繼續看。接下去是一些公務往來的信件。克雷恩的經紀人通知他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被錄用了，還有關於約翰尼·阿克斯系列小說的版權銷售合同。另外幾封的內容是經紀人推薦他為雜誌寫一些小故事，還有一些市場信息。編輯們的來信大都在討論某本書怎麼修改的問題。一封兩頁紙長的信里詳述了為什麼編輯退回了一篇故事，克雷恩在信的第一頁手寫了一個詞：胡說！還有一些克雷恩給上述那些人回覆的複印件。一些寄給經紀人和編輯的個人簡歷，附有手寫稿。另外幾封信里有和經紀人討論財務問題的，也有和編輯辯論小說修改問題的；克雷恩在討論修改問題的信里常使用具有諷刺意味的詞，比如：約翰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