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辦公室時埃伯哈特又走了，桌上給我留了張紙條。上面寫道：
下午兩點四十五分
我和迪卡爾布談過了。看起來你發現的是具女人的骸骨。實驗室找到了女人的結婚戒指——一隻嵌在黃金底座上的一克拉鑽戒——戴在手指上。被害人是成年人，年齡在二十五到五十歲之間，目前他們就發現了這些。屍體被埋之前頭顱可能遭到重擊，但他們還不能確定這一點。私下裡迪卡爾布覺得這可能是起謀殺，與你的案子有關。他希望與你保持聯繫。
和骸骨一起被埋的物品有：串在一個金屬環上的四把鑰匙、香煙盒（沒有字母和花紋）、女人的粉盒、帶兩顆藍寶石的金色胸針、梳子、鋼筆的殘餘、兩枚金屬搭扣。迪卡爾布在被害人的錢包里找到了這些東西。
你有個來電，又是之前那個膽小的女人。她說你知道她是誰，而且她會再打來的。唉，女人們。
我坐下來，望著窗外籠罩整個城市的霧。是啊，我想，女人們。我不想再和克斯卡頓太太交談了，希望我在的時候她不要打來電話，再談下去恐怕也和我們在公園裡所談的內容相差無幾。
不去想她了，我轉而思考那枚婚戒——嵌在黃金底座上的一克拉鑽戒。似乎哈蒙·克雷恩的紅髮情人已經結婚了。某個和哈蒙認識的人嗎？還是陌生人？無從知曉。不管事實如何，這種事發生得太多了；對於這個女人的死亡來說沒什麼特殊的意義。
我拿起電話撥了史蒂芬·波特的號碼。現在接近傍晚，他似乎不在家，沒有人接電話。一時衝動，我查了「拖出去」·揚科斯基的住宅電話打了過去。管家接的。我亮明了身份，她讓我稍等；三分鐘後，她終於回來了，說揚科斯基先生不在家，就掛斷了電話。哈，那個狗娘養的小心眼。
電話和我互瞪了好一會兒。我在考慮是否應該打給迪卡爾布，告訴他紅髮女郎的事。但現在好像也沒什麼眉目。我仍然不清楚那個女人是誰，因此我也不敢確定昨天我們找到的屍骨就是這個女人的。也許是另一個女人。該死的，丹瑟爾的看法不對，克雷恩在托馬利灣肯定有一幫女人。最好再深入挖掘下去。我比迪卡爾布更有動力：這份特殊的工作帶給我豐厚的報酬，而且現在我對一九四九年十月底究竟發生了什麼越發感興趣了。
我凝神望著窗外。阿曼達·克雷恩會知道那個紅髮女人是誰嗎？不太可能。種種跡象表明她很崇拜她的丈夫；即使發現丈夫有外遇，她也是那種寧願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不願承認事實的人。鑒於她目前的健康狀況，去問她關於這方面的問題顯得太殘忍了。倒不是說我不能再去看她，但她身邊有個保鏢似的侄女……
那個侄女。她會知道哈蒙·克雷恩的一些隱情嗎？她五十歲不到，克雷恩死時她還是個少女；但有時候青少年的洞察力比成人還要深——更喜歡追問——很可能哈蒙死後，她從克雷恩太太或其他人那兒知道了他的一些事。
那侄女叫什麼來著？我想了一下，對了，叫杜貝克，瑪麗蓮·杜貝克。短時記憶喪失——我真是老了。我從信息中心查到了杜貝克的電話撥過去，想看看她是否在家。如果她接了電話，我打算這麼說：「抱歉，打錯了。」然後掛掉電話，驅車去伯克利——兩天里的第三次了。但她不在，電話無人接聽。
事情暫時陷入僵局。
也好，已經過了下午四點了——接近下班時間，高峰時段的擁堵即將上演。誰願意聞一個多小時的尾氣？誰願意碰上白痴司機？誰願意在一個活生生的紅髮女郎馬上要回到鑽石高地的時候跑到伯克利去討論一個死去的？誰願意在有凱莉·韋德陪伴的時候去找那位豬小妹？
我提早半小時下班，驅車趕往鑽石高地。
凱莉和我去吉拉德里廣場看了場電影。是部懸疑神秘片——「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式的傳統，令你經歷一次夢一般的戰慄」。據影片的廣告詞所言，看完這部電影你會做噩夢。影片和他媽的廣告詞本身都是騙人的。
現在的導演似乎都把懸疑等同於血腥：觀眾坐在那裡，兩手直冒冷汗，期待下一次流血，下一次斷頭，下一次血漿四濺的剖腹。希區柯克不是這樣的，每個四五十歲拍黑色電影的導演都深諳懸疑電影的正道。懸疑的關鍵要素是角色、氣氛和心情，電影和文學皆如是；真正的恐懼是你看不見的東西，被逼迫著去想像的東西；讓你坐立不安的，是它們而不是流血。看在上帝的分上，不是暴露的內臟、滾落的頭顱；不是人類最墮落的惡行。
這部垃圾電影剛開場七分鐘，就來了場血腥的鞭打。一分鐘後仍在持續，於是我們起身走了出去。生活中我看過了太多的血和屠殺——真正的血，真正的屠殺。我沒必要再看場電影喚起那些記憶。被撕裂的肉體、殘暴的人性、破碎的夢想，這些該詛咒的垃圾。
在電影院外散步的時候我把這些都告訴了凱莉。我有些發怒了，而當我生氣時，通常需要釋放一下。凱莉一般都任由我大吼大叫，她的原則是：如果某人想發脾氣，就應該讓他盡情發泄。我的女人很理智，有時候這幾乎使我鬱悶至極。不過這次她自己也有些惱怒了；她和我一樣討厭那種片子，尤其是這部擁有明星陣容，號稱「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式的傳統，令你經歷一次夢魘般的戰慄」的片子。
我們走到我家去，一路在詛咒。我倒了幾杯飲料以驅走不快，然後邊啃著剩餘的烤肉，邊看電視里演的《我尖叫著醒來》 那是一部真正的懸疑片，連維克多·梅切爾都一反常態地體現出了一定的演技。
我請凱莉晚上留下來——明晚我們見不到面了，因為她另有安排——但她拒絕了。她說明早她必須很早起來去辦公室。再說，近期做愛太頻繁了，這對我心臟不好，尤其像我這樣上了年紀的人。
她的冷幽默又來了，但我沒被逗樂。
她走後，我這個「老人」蹣跚著上床，再翻了一遍《仁慈的阿克斯》的前三章。書是二戰時候寫的，關於五十個專欄作家、橡皮製品和汽油配給券黑市、一個名叫「傳播庫」的大農場以及「戰爭寡婦慈善基金」。裡面的角色都很滑稽荒唐，包括那五十個專欄作家和黑市商人。既有詼諧的場景描寫，也有對話。幾年前我讀這本書時，覺得它十足爆笑。但這次我可沒那份歡快的心情，在看過暴力血腥電影，聽過凱莉的揶揄之後。
不知為何，哈蒙·克雷恩不再那麼有趣了。
周五早上我到辦公室後五分鐘，一個叫迪克·馬斯丁的律師打來電話：他案子里的一個女性證人消失了，想讓我找到她。我想把這活兒交給埃伯哈特，但他不在——像往常一樣——而馬斯丁必須在十一點出庭。因此我答應下來，準備馬上去馬斯丁辦公室詳談。永遠不要拒絕一份有薪工作，尤其是你手上的唯一工作是像哈蒙·克雷恩的調查一樣撲朔迷離的時候。
我和馬斯丁談了四十五分鐘，然後回到辦公室打了幾個電話，開始干這份追蹤工作。埃伯哈特仍然不在。要麼他不想工作了——上周那件事發生後他就玩失蹤——要麼他又想逃班一天去撫慰那位鞋店女王。如果是後者，那麼我們得好好談談，埃伯和我。無論是否會惹惱他。
我打電話給史蒂芬·波特時已接近中午了。他在家，並樂意提供幫助，問題是他沒什麼可以告訴我的。他不記得有那麼個紅髮、皮膚白晳、有雀斑的女人和哈蒙很熟，事實上他聽到哈蒙和別的女人有染非常驚訝。就他所知，哈蒙對阿曼達絕對是全心全意的。我沒告訴他阿曼達性冷淡；這件事不該隨便提起。
我去凡尼斯大道上的一家連鎖飯店用餐，要了份吞拿魚沙拉三明治和冰茶——冰茶的味道很像用刷鍋水做出來的——隨後回辦公室。我撥了瑪麗蓮·杜貝克的號碼，仍然無人接聽。我考慮是否再打給揚科斯基，但決定還是不要浪費時間了。我查出了那些知道克雷恩的小說家，按照號碼挨個打過去，又是浪費時間，沒有人記得和克雷恩有關係的紅髮雀斑女。
如果我有羅素·丹瑟爾的電話，我會再讓他回憶回憶，但我沒有。或者可以找到？我打給聖馬泰奧鎮信息中心，查魯茲媽媽火烈鳥酒吧的電話。丹瑟爾在那兒，但對我一點幫助也沒有。他差不多「半醉得像攤屎」了，即使認識那位神秘的紅髮女郎，他也無法從爛醉如泥中回過神來告訴我。
我再試了一次瑪麗蓮·杜貝克的電話，這次是忙音。我看到了希望，於是先給馬斯丁的失蹤案擬了份文件，十分鐘後再次撥了瑪麗蓮的電話。四聲鈴響後杜貝克的聲音響起：「你好，瑪麗，是你嗎？」我說：「打錯了。」我掛上電話，戴好帽子，穿上大衣。我必須和她單獨談談，以期得到些準確的消息，而不是被敷衍了事。
今天下午伯克利的陽光很熾烈，比舊金山厲害。但這並不表示伯克利很溫暖。這兒有股強冷空氣來襲，風吹落了椴樹街的樹葉，折斷了不少枝幹，覆滿了街道。杜貝克家的草坪上已全是落葉，甚至堆到了門廊樓梯上。等風停了，我想，她大概會拿把掃帚——或是吸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