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早上，我沒去辦公室，直接開車穿過海灣地區去伯克利。我不打算一直在辦公室里徘徊，等待埃伯哈特恢複平靜回來工作，或者擔心他就此不回來了。要是依拉·羅卡福特餐廳的事情在他看來嚴重到可以把我們的友誼和合作關係一筆勾銷的話，那他就是個十足的蠢蛋，不值得我擔心。我和自己的愚蠢鬥爭已經夠麻煩的了，可不想再應付另一個蠢蛋。
今天早晨我又有那種陰鬱的感覺，但我說不清楚是哪種，也許是昨晚的濃霧和今天陰沉沉的天色造成的。即使在平日陽光充足的伯克利，今天也是一片陰沉，電報大道行車更難了。
但我首先去的是林登街，阿曼達·克雷恩和她侄女住在那兒。這次我不是去找克雷恩太太的，我想與她的侄女談一談——如果能有這個機會的話。她一定知道一九四九年發生的所有事情，也可能從克雷恩太太或者是別人那兒拿了什麼東西，這也許對調查有幫助。
不走運的是，她和阿曼達·克雷恩都不在家。或者她們都在，但不願給我這樣的人開門。
我穿過沙特克，在錢寧路上停了車，走回電報大道，然後轉向北，前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班克羅福特校門。人行道十分擁擠，各色人等混雜在一起：學生、顧客、妓女、商人和買家、音樂家、賣各種物品的街頭藝人，兜售著從廉價首飾到手工雕刻小煙斗那樣五花八門的小玩意兒。一個穿斗篷的女孩在一家店門口一邊賣銅手鐲、戒指、耳環和項鏈，一邊彈著吉他曲，唱著瓊·貝茲 的《抗議之歌》，吉他底部有個紅白徽章寫著「戰爭販之死」。一名截癱患者開著摩托輪椅隆隆地經過我身旁，匆匆前往某個地方，又或者只是漫無目的地閑逛。在伯克利你能看到很多截癱患者——有些是天生的，有些則是越戰的犧牲品。去班克羅福特的路上有三個小孩向我乞討，其中一個眼神空洞，流著口水，像個白痴。一名女流浪者在陰溝里撿拾壓扁了的可樂罐。一個男人一手拿著本《聖經》，一手捧著一堆宣傳單告訴我上帝生氣了，上帝不再壓制憤怒，隨後遞給我一張宣傳單，上面用粗體黑字印著幾行字：末日即將來臨——準備好！沒人能逃過審判日！
去山上宣傳吧，兄弟，也許有人會聽。
這條街使我沮喪，總是這樣。醜陋，無處不在的絕望感。荒地。責任全在我們自己——在人類本身。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製造出電報大街，正如過去八十多年來我們製造戰爭，培植貪婪，默許傻瓜和惡棍的所作所為。這個世紀，我們的二十世紀。啟蒙、理解、智慧、同情的世紀。
在這個陰冷的十月的早晨宣揚憤世嫉俗的哲學不是什麼好事，也許我該站在那個發傳單的人身邊，大聲地說給所有人聽。路過的人大概會笑話我：又一個電報大道的瘋子。
加州大學校園某種程度上減輕了我的沮喪。它乾淨、迷人、精緻，天真的莘莘學子聚集在那兒。我在他們中間穿過，經過學生會和路德維希噴泉，來到斯普勞爾樓。學生辦公室就在這幢大樓的一層，我進去時只有幾個辦事員在。秋季入學註冊高峰已經過了很長時間，現在這兒很安靜。
接待我的辦事員壯得像匹小公馬，而臉長得像老母馬：尖耳朵，劉海遮住了眼睛，長臉，牙齒很多。我告訴她我叫威廉姆·柯林斯，正在為加州大學以前的一個學生寫一本傳記，他叫哈蒙·克雷恩，是個家喻戶曉的通俗小說家。她從未聽過哈蒙的名字——她高傲地說她從來不讀通俗小說，圖書館沒有這類收藏；她讀過普魯斯特 、薩特 、喬伊斯 的作品。
普魯斯特、薩特、喬伊斯，老掉牙組合。不過我並沒有把我的不屑說出來。
我說我想查一下哈蒙·克雷恩的第一任妻子埃倫·科尼爾的信息，三十年代初她也是伯克利的學生。我希望可以看一下埃倫·科尼爾的記錄資料。她說不行，絕對不行，這違反了學校的規定。我合理地爭辯道，那些記錄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了，現在拿出來不可能對當事人造成任何傷害。我向她展示了我的文學史常識，儘管我們只是在討論一個不入流的神秘小說作家。她動搖了。
「我不能給你看記錄，」但她還是這麼說，語氣很堅定，「絕對不行。」
「那麼我問你一些問題，你來回答，怎麼樣？」
「我不能回答關於某個學生入學材料方面的問題。」她說。
「我不問那些。」
「或者學分記錄。」
「也不問那些。」
「或者筆試成績，不管是個人的還是班級的。」
「我就問一些背景。」
她終於點頭了，說查這些文件要花一些時間，所以建議我一小時後再來。於是我去校園裡逛逛，從地球科學樓走到北門，再往回走，一小時後我準時站在了馬臉女士的面前。
「你真準時。」她露齒一笑。我幾乎期待著她開始讚賞自己也是如此守時了。
我問了一些埃倫·科尼爾的家庭背景；她回答問題時把資料放得很遠，好像怕我越過櫃檯一下子奪走它們似的。她所說的沒什麼用。埃倫·科尼爾出生於明尼蘇達州的伯米吉；兩歲母親去世，七歲父親也去世了，在那之後她搬去加州和姑媽住在一起。她沒有兄弟姐妹，也沒有其他親戚。她姑媽一九三二年時六十二歲，也就是埃倫·科尼爾進大學那年。如果她還活著的話，現在應該有一百一十四歲了，似乎不大可能仍然健在。一九三三年科尼爾退學，與哈蒙·克雷恩結婚，兩年後她又回到學校繼續攻讀，取得了學位。
「什麼學位？」我問。
「對不起，我沒聽清。」
「她獲得了什麼學位？專業是什麼？」
「哦。製圖學學士學位。」
「製作地圖？」
「製圖學，先生。」
「啊哈，一個冷門專業。」
「我想你會這麼說。尤其對一個女性來講。」
「女性進步了不少。」我微笑著對她說。
她沒有笑。「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她的語氣里含有警告的成分。我想告訴她我不是敵人——凱莉曾非常真誠地稱我為「男女平等主義者」，讓我倍感榮幸——但是要讓眼前這位二十歲，閱讀普魯斯特、薩特、喬伊斯的作品，而視神秘小說為垃圾的女士認清我這個人，真是項艱巨的任務，大概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和耐心。我再次向她表示感謝，然後走出史普羅樓，從班克羅夫特門出了校園。
但我沒去電報大道拿車，而是走了很長的路，從班克羅夫特到鮑迪奇。今天我需要這段附加的旅程。
椴樹街的房子依然沒有人。於是我開車返回，通過海灣大橋，把車停進歐法雷爾大樓車庫，走向辦公室。門沒鎖；我推開門走進去，發現埃伯哈特坐在辦公桌後，怒視著桌上一堆文件。關門聲使他的目光轉到我身上，但他什麼都沒說。所以我來打破堅冰。
「哦，哦，」我說，「瞧瞧誰來了。」
「我不想談那件事。」他說。
「哪件事？」
「你知道的。我不想談。」
「好吧。」
「業務，只談業務。」
「隨你，埃伯。」
「凱莉打過我的電話，我也這麼說。」
「那她說什麼？」
「你想她能說什麼？她說好的。」
「好。」
「嗯。好。今早有兩個電話找你。」
「誰打來的？」
「都是邁克爾·克斯卡頓。他叫你打給他。」
「他說明原因了嗎？」
「沒有，但聽上去他有點生氣。」埃伯哈特停頓了一下繼續說，「凱莉不會也對他做了那種事吧？」
「我以為你並不想談這個呢。」
「什麼？」
「依拉·羅卡福特餐廳發生的事。」
「我講過我不想談了。」
「我也是。」
我掛好帽子和外套，給自己倒了杯咖啡，在辦公桌前坐下。埃伯哈特一直看著我，我撥通了克斯卡頓的電話。
克斯卡頓正在生氣。鈴只響了一聲他就接起來了，好像他一直在電話機旁徘徊一樣。一聽到我的名字他就說：「該死的，你昨天幹嗎不打給我？為什麼不告訴我事情到底怎麼樣了？」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見鬼。你在托馬利灣發現的那堆骨頭。」
「你怎麼會聽說——」
「馬林縣縣長辦公室。迪卡爾布警官。他想在我這兒證實一下你在為我工作。你是不是呢？」
「為你工作？當然——」
「那你為什麼不打電話給我？要我從警察那裡得到消息，你覺得我的感受會是怎樣的？」
「你看，克斯卡頓先生，」我耐心地解釋，「我沒打電話給你，是因為所有的事情都還沒法確定。那些骸骨可能與你父親無關。」
「也許你相信，但我不這麼認為。它們和他的自殺有關，一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