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點多我回到辦公室，埃伯哈特出去了，像往常一樣給我留了張紙條，放在桌上的一沓信封上。他的打字水平同寫字一樣糟糕，出現了許多疊字和拼錯的地方，打字機上還沾了不少色帶的顏色，所幸還能看懂。
下午三點——這是有關克雷恩自殺的報告。內容被縮減過了。
昨天打電話來找你的女人又打過三次，但仍然不肯透露姓名，也沒有留口信，只說她還會再打來。凱莉知道這件事嗎？
我現在去給丹尼森回收那輛二手車。如果晚上我趕不過去，你們先去。我已在依拉·羅卡福特餐廳訂了座。地址是聖布魯諾大街二六二一號。晚上七點半，和溫黛約好了。
我簡直等不及了，埃伯。我嘆口氣，把紙條塞進口袋裡。依拉·羅卡福特，聽起來像出租場地的倉庫或是福爾松街上的某家性虐待色情酒吧的名字。挑中依拉·羅卡福特這樣的義大利餐廳，正是溫黛的風格。一連兩晚享用豐盛的義大利食品。凱莉會愛上那裡的，正如她鍾愛鞋店女王一樣。
埃伯哈特開了自動答錄。沒有幾通電話：第一通沒有留言，只有一串電話機里發出的嗞嗞聲，好像某人在掐一隻鴨子。大概打錯了，要不就是那位神秘女士打的，不管她是誰。
我坐下打開桌上那封信。正如埃伯哈特所說，報告沒有什麼內容——就是些報紙上報道過的以及過去兩天我搜集到的信息。除了這麼一條：哈蒙·克雷恩在十一月六日，也就是自殺前一個月，從銀行賬戶中取走了兩千美元，沒人知道他拿這筆錢做什麼用。這筆錢並沒有出現在他的個人財產中，也沒有被花掉的記錄。揚科斯基猜測他可能輸在賭博上了——克雷恩喜歡玩撲克和賭馬——輸了那筆錢更使他抑鬱了。沒人確切知道在生命的最後一個月里，克雷恩有沒有去賭博。
警察詢問克雷恩的鄰居後並沒發現疑點。克雷恩死前一段時間內沒人看到有誰進出過他的房子，不過那房子周圍都是大片大片的森林，有點與世隔絕，所以這樣的證詞也沒什麼用。有一份石蠟測試——當時這種方法仍被普遍使用——檢測克雷恩是否親手扣下了扳機，測試結果也不確定。可以理解城裡的警察為什麼逐漸棄用這種測試法了，它實在沒什麼用。根據驗屍官的檢驗結果，克雷恩身上只有一處槍傷，就是右太陽穴上的那個。一槍斃命。死時他處於醉酒狀態。實驗員在克雷恩辦公室沒有發現可疑之處，沒有任何線索證明這可能不是自殺。
窗戶都是鎖上的，窗台上的灰塵很均勻。沒人能從窗戶進出，因為辦公室在二樓，窗外也沒有可以攀爬的東西，使用梯子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因為窗下就是一個花園，那天下午下了很大的雨，但泥濘的土地上並沒有凹陷或腳印。
辦公室的門從裡面反鎖了。揚科斯基和亞當·波特衝進去的時候鑰匙還從裡面插在門上。有一點能證明兩人的清白：門和門框之間沒有縫隙，這排除了有人用繩子或其他工具從外面轉動鑰匙的可能性，儘管門鎖和門框已經被他們兩人衝進去的力量弄壞了，但都不是事先就壞的。在我來看，如果是謀殺的話，只可能是揚科斯基和波特合謀，在報警前已做了精心布局。但是偵查員蓋茨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就目前所掌握的證據來看，我同意他的觀點。揚科斯基和亞當·波特根本不可能聯手。為什麼他們倆會想要密謀殺害哈蒙·克雷恩呢？況且那天晚上的情形決定了一個事實：如果是他們聯手作案的話，阿曼達·克雷恩也將參與其中，這根本是無稽之談。
所以，自殺，不得不承認是自殺。
我瀏覽了蓋茨和他手下調查過的人的名單，尋找可能非常了解克雷恩、能解釋克雷恩抑鬱的真正原因的人。但除了揚科斯基和波特，再沒有其他人了。我抄下了部分人名，這些人和丹瑟爾是同行，偶爾一起喝酒。但似乎這條路已經走不通了。名單上有兩個作家克斯卡頓曾提到過，沒能幫上忙；剩下的人已經離開舊金山很久，或者去世了。
我把報告塞回信封，撥通了史蒂芬·波特的電話。我想問問他克雷恩第一任妻子埃倫·科尼爾的事，但願他知道。我還想問問他，克雷恩為什麼會從賬戶里取走兩千美元。但是電話沒人接。傍晚似乎不是個聯繫他的好時機。
我打到貝茨和卡彭特事務所，凱莉正在接一通電話；我坐了五分鐘，等待凱莉的同時理一理頭緒。我告訴凱莉我們今晚聚餐的時間和地點，她說：「又是義大利餐廳？我就知道。我恨那個女人，真的。」
「保持微笑，忍耐一下，好嗎？」
「如果你向我保證這是最後一次。」
「你知道我保證不了。」
「哦，好吧。那麼保證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這是唯一的聚會，至少是這樣。」
「好。今天你過得怎麼樣？」
「差勁。晚上最好別再這樣。」
「不會的。」我說，希望這不是個彌天大謊。
我們剛講定我去接她的時間，她又有電話要接了。「我要是那麼受歡迎就好了。」我說，但她已經掛了。
我走到打字機那兒，站著打了份簡要的報告給邁克爾·克斯卡頓。我打算過一會兒去見他，研究一下他的約翰尼·阿克斯系列小說，但客戶都希望同時拿到書面報告。打在事務所信紙上的字大概可以使他們消除疑慮，確信我是個嚴肅、勤勞、認真的偵探，給他們安全感。
打完報告我撥通了克斯卡頓的電話。林恩·克斯卡頓接了。我問克斯卡頓在不在，她說：「他在睡覺。你是哪位？」我告訴了她，她的聲音立即變得很輕很輕，像是耳語。我勉強聽到她說：「哦，太好了，很高興你終於打來了。我已經試圖聯繫你兩天了。」
「是你一直在打我辦公室電話？」
「是的。」
「為什麼不留下你的名字？」
「我不希望你跟邁克爾說我打電話找你。」
「為什麼？」
「因為我不想讓他知道我在和你聯繫。我們需要談談。」
「談什麼？」
「邁克爾和他父親，他雇你做的事。我們能立刻見個面嗎？」
「好……我正要問你丈夫我是否可以來拜訪。」
「這兒？為什麼？」
「我要看他父親的小說。」
「為什麼？」
「找一個名字。你看，克斯卡頓太太——」
「我們在公園見面，」她說，「對街的那個。就幾分鐘，在你見邁克爾之前。求你了，這很重要。」
「……好吧。在公園哪裡？」
「有個長凳圍成的圈，直穿過我家綠地的第一條小徑邊上就是。你能找到的。多長時間能到？」
「大概二十五分鐘。」
「我等你。」她說。
今天海風很大，把金門高地上的樹都吹彎了腰，弄得葉子沙沙作響。綠地上空無一人，只有幾個孩子在北邊的兒童樂園玩耍。我把車停在昨天的老位置，經過克斯卡頓的房子，低頭穿過草坪。風不停地抽打在我的臉上，眼睛都被吹出了淚水。
我毫不費力地找到了那條小徑，克斯卡頓太太一會兒也來了。她蜷縮在一件白色駝呢大衣里，亮藍色圍巾圍在短髮外。她找了條靠近圓圈盡頭的長椅坐下，對面有棵巨大的雪松。她看起來寒冷、嚴肅、擔憂。
「謝謝你能來。」我坐到她旁邊時她對我說，同時瑟縮了一下，「天哪，這風像冰一樣冷。」
「我們可以坐到我車裡去。」
「不。我離開時邁克爾還在睡覺，但我不想冒險。」
「如果他看到你和我說話會怎麼樣？」
「他會猜測原因，然後找我麻煩。」
「找麻煩？」
「他會大喊大叫，」她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也許他是知道的，但我弄不清楚。然後他會忽略我好幾天，好像我不存在一樣。」
「我不明白，克斯卡頓太太。」
「他的病，」她說，「還有為找出他父親的真相而得的強迫症。」
「就從這病開始講講吧。」
「他告訴過你嗎？他快要死了？」
「是的。糖尿病。」
「但我肯定他沒告訴你這對他的心理產生了什麼影響。甚至連他自己都不知道。過去的他樂觀、愉快……正常。現在他情緒很不穩定，有時極度抑鬱，整個人都變了。」
「在這種情況下，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的醫生也這麼說。但是和邁克爾住在一起的是我，不是醫生。有時候他……怎麼說，讓人無法忍受。」
「他沒有暴力行為吧？」
「不，不，對我沒有。但是他的抑鬱越來越嚴重。有時我在想……」她停頓了一下，用一隻戴著手套的手做了個手勢，「他有把槍。」她說。「槍？」
「手槍。他把它鎖在自己房裡。」
「他一直有這把手槍？」
「不，從醫院回來後他就買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