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北海灘後，我駕車從克雷街上高速，往南去紅杉城。我思考著剛才波特說的話，不是自殺——是謀殺。當然如他所說，這只是一種可能，也許會揭出克雷恩死亡背後的秘密。但警察已經下了結論，反鎖的房間里不可能有人進去，而我對舊金山警察局的兇案調查組還是很信任的。那裡面有很多我認識的人，包括當年我當警察時的同事，以及認識埃伯哈特後又通過他認識的人。埃伯哈特曾在那裡工作了十五年，然後升職了。不，如果他們覺得克雷恩是自殺，那一定就是了。不用去管他為什麼要把自己鎖在辦公室里，然後把點二二式布朗寧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扣下扳機。那時他喝醉了，精神抑鬱，神經緊張；處在那種心境下的人做出任何瘋狂舉動都是合理的。
就是那樣，我想，就是那樣。儘管如此，我還是想看看警察局的報告——如果它還存在，如果埃伯哈特能找到的話。最好的警察有時也會犯錯，不用說我們了。
從一〇一高速路的紅杉城出口下來時已是午後。它坐落在聖馬泰奧，是一個夾在卡米諾電氣鐵路和南太平洋鐵路之間的小鎮。它不像南方的阿瑟頓和帕羅阿爾托城，或北方的柏林加姆和休斯波羅城那麼富裕。和其他普通小鎮一樣，林蔭路邊有很多廉價的房子。這些年有不少作家曾在這裡住過，其中一些就是寫通俗小說的。不知道他們中是否還有人健在，羅素·丹瑟爾認不認識他們；如果他認識，經過這些年他還記不記得他們。
我把車開進一個靠近城市主幹道的加油站。我在加油時，一個胖胖的、懶散的小青年站在旁邊看，等著收錢。加油站的自助服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之一：價格高，而且所有的事都得自己來。那些該死的服務員什麼也不做就拿工資嗎？當然，工資也他媽的不高。加完油我沒向他走去，而是直接坐回車裡。因此他不得不移動他的一身肥肉過來收費。我因此獲得了小小的滿足感，雖然很小，但總比沒有好。
為了擴大我的滿足感，我沒有直接開走，而是坐了幾分鐘，從包里掏出紅杉城的地圖，查找斯坦布街，也就是我所知道的丹瑟爾的最新地址。地圖上顯示那不是斯坦布，而是斯坦波：我把丹瑟爾聖誕卡片信封上手寫的回信地址中的a看成了o。斯坦波街和我現在所處的位置只相隔幾個街區，離主幹道不遠——差不多在市中心，離鐵路很近。
但我離開加油站後並沒直接去那兒，而把車停在主幹道，進了我看到的第一家咖啡館吃午飯。我很餓，不想空著肚子去找丹瑟爾。
我邊吃邊拿出我那兩本《阿克斯標記》和《仁慈的阿克斯》，大致看了一遍。沒有義大利惡棍；我也想不起來哪本書里有。讀這些書實在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想還是再去找克斯卡頓，看看他的藏書吧。
一個乳酪煎蛋和一杯冰茶下肚後，我驅車前往斯坦波街尋找丹瑟爾的門牌號。那是一幢破舊的兩層樓，在一家舊貨店旁邊。房子是維多利亞式的，雜亂無序，有角樓、山形牆和磚砌煙囪，所有的東西都需要重新油漆和整修。前院有一排缺了四分之一的尖頂籬笆圍著，裡面種著兩棵病懨懨的棕櫚樹。好地方。每次和丹瑟爾偶遇，他的境況總是比上次更差了一點。
我把車停在前門處，穿過大門，走上嘎吱作響的門廊。房子只有一個入口，沒有那種貼了名字的信箱來顯示誰住在這裡，只有一個門鈴按鈕和一張小卡片：房屋出租——請進來面談。我推了一下門，鎖住了，於是我按了門鈴。很快有人開了門。我走進一條黑漆漆的走廊，裡面的味道像是混合著來沙爾消毒水和——真令人稱奇——爆米花。接待我的是個女人，她從門洞里探出頭，眯著眼看我。
我向她走去。門上寫著「經理」兩字。她大約五十歲，灰發，戴一副金框眼鏡。她的臉看上去像一張退了色的牆紙——那種帶有怪獸圖案的。
「先生，您需要什麼？」像勞倫·芭考爾 嗓子痛時發出來的聲音。
「我找一個叫羅素·丹瑟爾的人。」
她的嘴變成一種難看的形狀。「他？」她問，「你不是警察吧？」
「不是。怎麼了？」
「你看上去像。丹瑟爾之前進過監獄。」
「在紅杉城？」
「是的。他在其他地方也坐過牢？」
是的，但我沒告訴她。「他為什麼被捕？」
「醉酒鬧事，還能有什麼？你是來收賬的？」
「不。」
「傳票送達員？」
「不。他還住這兒嗎？」
「是的，但不會太久了，如果他不及時付房租的話。他和我前夫一樣，欠債不還。這是我的房子，我要把他扔到大街上去。」
「呃。」
「扔到大街上去。」她又強調了一遍。
「他住幾號房間？」
「六號。在樓上。」
「他在嗎？」
她聳聳肩。「天知道。如果不在你可以到『魯茲媽媽』去找他，過了梅尼街就是。他不在這兒喝酒就在那兒喝。」
「謝謝。」
「不客氣。你是他朋友？」
「宗教顧問。」
「什麼？」
「他的宗教顧問。我正在教他如何愛鄰居。可能你也需要上幾節課。」
「滾！」她說，砰地關上了門。
我上樓找到了門牌號為六的房間，用力敲門。沒人答應。我試了試門把手，丹瑟爾忘記鎖了，或者是他覺得根本沒必要鎖。我伸進頭去看了看。就一個房間，傢具很少；衣服堆得到處都是，有隻空了的幸運商店出售的半加侖波本威士忌酒瓶，一些大概從附近那家舊貨店裡淘來的平裝書。但我沒看見打字機、手稿或者其他一個職業作家應該擁有的東西。
我關上門下樓，沐浴著外面溫暖的陽光。今天是個萬里無雲的好天氣，風很小，半島地區的溫度通常比舊金山高十到二十度 。我沿著斯坦波街向梅尼街走去。魯茲媽媽不難找，向西半個街區就到了，一塊花哨的牌子上寫著它的全稱：魯茲媽媽火烈鳥酒吧，與周圍污穢的環境不謀而合。我穿過街，對著牆上油漆的火烈鳥圖案直搖頭，然後走進一扇蝙蝠形狀的門。
裡面和外面一樣糟糕。和一般酒吧的裝潢一樣，有一些木板隔成的小房間，一張撞球桌上方有隻吊燈，還有一隻壞了的點唱機，看上去像被搶劫過一般：玻璃碎裂，邊緣凹陷，中間還被砸出一個洞。我可不想遇見搞這種破壞的傢伙，即使他有正當理由。
酒吧里有四個人，包括一名豐滿的女招待。其中兩個藍領裝扮的顧客在喝啤酒，另一個就是丹瑟爾了，他坐在最遠的角落裡，嘴裡叼一根雪茄，手中拿著一杯大概是波本威士忌的飲料，正在翻報紙。他湊得離報紙只有十英寸，幾乎是用鼻子透過煙霧在聞，好像近視眼一樣。他是那種就算瞎了也不承認自己需要配副眼鏡的人。他正全神貫注在報紙上，沒立即認出我，所以我可以觀察他一小會兒。
和兩年前我見到他時相比，他改變了不少，一年老過一年。他現在六十五歲左右，下頜凹陷，臉上和脖子上有深深的皺紋。臉頰上的紅血絲比過去更多，還有一隻W.C.菲爾茨 那樣的酒糟鼻。歲月也在他頭上留下了痕迹，灰發已所剩無幾。他看上去骯髒而浪蕩、渾身的肌肉像稻草人穿的破布一樣掛在骨頭上。我覺得他好像很快就會死了，憐憫和同情油然而生。他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團糟——我們都時不時地做這樣的事，但他從未停止。再加上運氣太差。六十五歲的他本應比現在過得好，而不是住在租來的舊貨店邊上的小屋裡，坐在魯茲媽媽火烈鳥酒吧，讓死神從威士忌酒杯底部凝望著自己。
「你好，羅素。」我說。
他立即抬起頭，茫然地看了我幾秒鐘。接著他顯然認出了我，咧開嘴笑著說：「哦，這不是達戈 偵探嗎？你怎麼在這兒？」
「找你。」
「是嗎？上帝，我們多久沒見了，兩年？」他有些不穩地站起身——他喝了點兒酒，但並沒有醉——推了一下我的手臂。看上去他見到我十分高興。「你瘦一點了，鄉下人。看起來更俊了。」
「你也是。」我撒了個謊。
「胡說。聽著，快坐下，坐下，喝一杯。你有時間喝一杯吧？」
「當然。如果你有時間和我聊聊的話。」
「無論為你做什麼我都願意，老朋友，在你救了我之後。嘿，魯茲媽媽！把你的肥屁股挪過來，見見我的一位老朋友。」
一個體型巨大的女人搖搖擺擺朝我們走來。她是墨西哥人，一定有三百磅，肥大的身體塞在一件印有火烈鳥的連衣裙里。她抹了很厚的粉底和胭脂，看起來像個啞劇演員；沒準她真的當過，因為她一句話也沒說，甚至在丹瑟爾介紹我後，也只是站在那兒點頭。
「你想來點什麼？」丹瑟爾問我，「還是只喝啤酒？」
「沒錯。米勒淡啤。」
「米勒淡啤，媽媽。冰的嗎？給我也來一份。」她走開去拿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