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編年史報》上都是有關地震的消息，在意料之中。我很少讀那種報紙——每天我需要處理的壞消息已經夠多了——但此刻我的好奇心佔了上風，因此我邊喝咖啡邊瀏覽各種新聞，等凱莉穿好衣服。
地震造成的損失比最初估算的要嚴重，幸而沒有人員傷亡。摩根山上的一些移動房屋倒塌了，聖雷蒙的一條高速公路的支架被毀。海岸邊，尤其在西馬林地區，地上裂開了好幾條口子，烏萊馬一位農場主的養牛場里裂開了一道長五十碼寬三英尺的裂縫。農場主稱他的一頭母牛被裂縫吞掉了，儘管那裂縫並不深，但沒有照片證明這件事。「要我說，」報上引用他的原話，「那頭牛現在已經在中國了。」
我笑了起來，然後我讀給凱莉聽，她也笑了。糟糕事件中的一絲輕鬆。
離開寓所前，我把要與埃伯哈特和溫黛吃晚餐的事告訴了凱莉。
她盯著我有十五秒左右，沒說一個字。我肯定她會口出怨言，但凱莉總會不按常理出牌。她只嘆了口氣問：「幾點？」
「我還不知道。和埃伯說定後再告訴你。」
「天知道我為你做了多少事。」
「來吧，寶貝，沒那麼糟糕。」
「你上次也這麼說。」
「上次真的那麼可怕？」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真的那麼可怕？」
「好吧，我承認它確實擊垮了 幾個人。」
她瞪了我一眼，拍拍我的手臂說：「你和你的雙關語。」接著爆發出一陣大笑。一場可能的災難過去了。
我跟著她的野馬車從雙子峰下來，然後繞過富蘭克林，到了我位於太平洋高地的公寓。上周末，凱莉強迫我和她一起打掃這屋子，現在裡面很整潔，傢具下面沒有老鼠窩，書架上的六千五百本書堆滿了整整兩面牆，上面沒有一點兒灰塵。但是我並不覺得有多舒服。天知道，一個懶人窩裡應該有灰塵，要不就是一摞臟盤子。反正太乾淨了我會不自在。
我走到牆角的書桌那兒，在其中一個抽屜里翻找著，直到找到一沓舊聖誕賀卡。丹瑟爾的自然在最後一張。我抄下了他在紅杉城的住址——我不得不根據他寫的字來推測街道名稱的正確拼寫，丹瑟爾可從沒得過書法大獎。我在卧室書櫥里的一堆精裝和簡裝書中繼續翻找。以前我把它們堆在壁櫥、書架和樓梯上，但是有天我開門的時候那些書全倒在我身上了，就像法貝爾·麥克吉 里一樣；我罵罵咧咧地跑出去買了現在這個書櫥。有時我要過很長時間才能吸取一個教訓，隨後發現——該死的，確實早就應該改正。
我只有兩本哈蒙·克雷恩的約翰尼·阿克斯系列小說——《阿克斯標記》和《仁慈的阿克斯》。很久以前我讀過這兩本書，現在似乎有必要重新看一遍，如果時間允許的話。懷揣那兩本書，我走回漂亮整潔的卧室，但是立即又走出來了。在那兒覺得孤獨，凱莉驅走了我的所有老朋友，包括灰頭土臉的小老鼠。
我來到辦公室的時候埃伯哈特不在。他很少在九點半之前現身，有時甚至十點還沒來。我打開他桌後的窗，讓室內的煙味散去，然後把咖啡壺加滿放到電爐上。早晨的例行公事。我邊做事邊查看答錄機，不出所料，一條新信息都沒有。
我坐下來撥通了聖馬泰奧鎮信息中心，看看羅素·丹瑟爾的電話號碼有沒有收錄在通訊簿上。該死的，沒有。現在我不得不一路開車去紅杉城，那很可能徒勞無功。丹瑟爾搬來搬去，總趕在他的債主和國稅局到達之前。現在他可能在加州的某個地方，比如戒酒所，或者監獄。對於丹瑟爾，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不過我有另一條線索要先查：史蒂芬·波特，阿曼達·克雷恩的朋友。昨天我從電話簿里抄下了這個號碼。此刻撥過去，有人接了。接電話的是一個沙啞的男聲，不時咳嗽著，氣喘吁吁地告訴我，他是亞當·波特的兄弟史蒂芬·波特。他表示樂意和我談談，十一點之前或者三點以後都行，因為他很忙，十一點到三點之間他有課，還不包括午餐時間。咳，咳（聽來更像虛弱的輕笑聲或是鼻音）。我說我可以立刻過去，他同意了，並給了我地址。說著他又劇烈地咳嗽起來，幾乎震破我的耳膜，我立即掛斷了電話。
剛放下聽筒電話又響了。是邁克爾·克斯卡頓，抑制不住渴望和好奇，連珠炮似的向我發問。調查進行得如何？找到了什麼線索嗎？和誰談過了？打算再去找誰談？我向他做了個簡潔的口頭報告，承諾一有可靠消息就與他聯繫，現在我有個約會，因此要掛電話了。但我感覺不久之後還會接到他的電話。他就是那種顧客，麻煩得不可思議。
我正要離開，埃伯哈特飄然而至。今天早上他一直在微笑，說話都帶著雀躍的語調。「咖啡，」他聞聞說，「夥計，我能來點兒嗎？」
「美好的一夜，嗯？」
「當然。」他得意地對我笑著說。
「你不只昨晚在上床，」我說，「今早也在干吧。至多一個小時前，是吧？你匆忙穿上衣服，好及時趕到辦公室。」
他直直地瞪著我。「你他媽的是怎麼推論出這些的，歇洛克？」
「你的褲子拉鏈還開著。」我說。
北海灘過去是個安靜的社區，居民大部分是義大利人。你可以在那兒嘗到肉醬乳酪面、基安蒂紅葡萄酒 ，玩室外地滾球戲 ，談論《甜蜜人生》 和《離開義大利》——普契尼和威爾第創作的歌劇，一群穿著岡多拉服飾的大鬍子服務員唱詠嘆調。不再是了。北海灘仍然住著義大利人，你仍然可以找到肉醬乳酪面和基安蒂紅葡萄酒，聽到那些談論，不是滾球戲就是唱歌的服務生；但是它們的影響力幾乎不存在了，那種活力和老舊氛圍早已成了記憶。
中國人要負一部分責任。當中國城一路向西擴大它的領域，中國人就大面積地買下了北海灘的地產。另一個罪魁禍首是披頭族或者說波希米亞風潮，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格蘭特大道活躍起來。六十年代他們變身為嬉皮士，引進毒品，繼而組成了現在的大狂歡：飆車摩托手、老嬉皮士、可卡因、大麻、百老匯貧民區的皮條客和小偷，各種垃圾齊聚一堂。那些不穿上裝也不穿下裝的「硅膠」夜總會，在六十年代末因為卡羅爾·多達 聞名遐邇，也對這裡的氣氛變化負有責任：它們在北海灘的娛樂中加入了猥褻，讓這裡的精神漸漸荒蕪。
一部分街區——尤其是科伊特塔的周圍克雷恩曾住過的地方——仍然令人愉悅。在那些小義大利餐館依然能聞到昔日的氣息，雖然它們大部分已經隨風而逝。現在的北海灘索然無味，暴力、混亂、嘈雜——就像沒有香料和大蒜又放了一周之久的通心粉。這是另一件重要的已經逝去的東西：二十五年前若你沿著北海灘走一千碼，一定能聞到濃郁的蒜香。而現在，你聞到的是煎蛋卷和垃圾的酸臭。
史蒂芬·波特的工作室在巴列霍街，離格蘭特大道半個街區。那是幢老建築，狹窄的入口處有一塊「禁止停車」的標誌。並列的三個門鈴上方有塊手寫的牌子：1A——史蒂芬·波特，雕刻家。下一行寫著：歡迎來上課。
我按了門鈴，很快門鎖被打開了。我走進一條漆黑的門廊，右手邊有一個樓梯，一隻貓蹲在第一級上看著我。我向它打招呼：「你好，貓咪。」它說：「喵。」很有禮貌，然後它開始舔肩部的毛。走廊在樓梯後面，一直延伸到房子裡面；走廊盡頭，一個男人從開著的門中伸出頭來。「在這兒。」他說。
我走過去。「波特先生？」
「是的。你是那個打來電話的人？那個偵探？」
我說是的，他點點頭，讓我進去時不停地咳嗽喘氣。他大約六十歲，頭髮稀少，有一雙女人似的手，上面沾著點點幹了的黏土，綠色工作服和他精緻的紅色蝴蝶領結上也沾了一些。
這是一間寬敞的單人房，日光燈照得房內如室外那般明亮。一邊的架子上堆放著許多已完成的雕刻品，大部分是奇異的爬行動物和鳥類。架子後面被窗帘遮住了，可能是波特住的地方吧。其餘地方凌亂地放著好幾張沾滿黏土的桌子，上面有三個帶腳踏板的轉盤、裝有混合黏土的罐子和一些木質架子，用來放待乾的新成品。樓梯上鋪著帆布，上面都沾著幹掉的黏土。那些帆布並沒能防止黏土沾到地板上：墊在下面的原木也布滿了斑點。
「很抱歉這兒沒有椅子，」波特說，「我們可以到後面去，如果你願意的話……」
「就在這兒吧。我不會佔用你太多時間。」
「那好吧。」他說，突然轉過臉去一陣咳嗽，伴隨呼哧呼哧的喘息。他緩過氣來後說：「肺氣腫。」隨即從口袋中掏出駱駝牌香煙點了起來。
我盯著他看。「既然你得了肺氣腫，」我說，「為什麼不戒煙？」
「太晚了，」他平靜地說，「我的肺已經沒用了。我大概只能再活一到兩年。」
這話讓我一激靈。幾年前，我一天要抽兩包煙，結果得了肺癌，度過了無數個失眠的夜晚，擔心自己可能一兩年內就會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