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我按揚科斯基家門鈴時，家裡不是只有那條彷彿能噴出火焰的狂吠的狗了。那條狗發出和之前一樣的咆哮聲，不過這次聲音很遠，而且從背面傳來，也沒有越來越接近。很快門開了一條縫，一個長著一頭灰色鬈髮的白人婦女伸出頭來，警覺地問：「誰？」
「我想見揚科斯基先生。」
「有預約嗎？」
「沒有，不過我想他會見我。你告訴他事關哈蒙·克雷恩和他的兒子。」
「你的姓名？」
我拿出一張名片給她。一條豐滿的手臂從門縫裡伸過來，一把拿過名片，然後消失了。她說了句「請等一下」就合上了門。
我站在那裡。海風帶來桉樹和茉莉的清香。一個美妙的黃昏。屋子裡那條狂吠的狗依然在遠處製造雜訊，可以聽到一串撞擊，隱隱約約還有東西打碎的聲音。我想它大概在啃傢具——或者在啃管家，也就是剛才那個白臉白臂灰色鬈髮的女人。就我所知，揚科斯基從沒結過婚。
顯然那條狗並沒有把管家吃下去。門又一次開了，仍然只開了一條縫，那個女人再次出現。「他要見你。你可以從後面繞過去。」
「從後面繞過去？」
「他在花園裡。」
我沿著通向花園的磚砌台階拾級而上，穿過一片修剪成圓形的茉莉灌木叢和矮柏樹。房子的所有窗戶都裝上了鐵柵欄。疑心很重的城市居民通常會採取這樣的預防措施，但對揚科斯基來說，可能有更深的意義。海灣地區一定有成千上萬的人想闖入他的房子把他殺了。
在房子後面我找到了一堵高高的籬笆牆，上面有一扇門。籬笆牆頂端另外加了一層六英尺高的透明塑料頂，一直延伸到房子的後牆，可以把花園一起圍進去變成一個封閉的溫室。我推了推那扇門，發現沒鎖，於是走了進去。
花園裡有一塊二十平方英尺、修整得很好的草坪，三面有玫瑰花圍著，另一面有一個後樓梯和一條通向大門的小徑。草坪上放著一個韋伯牌金屬烤肉架，還有一些室外紅木傢具。「拖出去」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閑適地蹺著腿，一手拿著杯飲料，另一手夾著一根粗大的綠色雪茄。
「進來時鎖上門，」他說，「我為你才開著的。」
疑心病！我關上門，扣上鎖，走向他。房子後院朝西，太陽正落向太平洋，給那透明的弧形塑料頂鑲上了一條淡紅色的邊，好似點亮了燈。光亮打在揚科斯基身上，使他看上去矮小兇狠，像邪惡的侏儒從隱居的洞穴搬到了城市中。瘋狂的想法，不過令我十分愉快，很有點自娛自樂的味道。
我的名片躺在他身邊的一張紅木桌上。他用彎曲的食指輕輕敲打著名片，輕到連雪茄上長長的煙灰都沒能彈落。「坦白說，」他說道，「不是每天都有名偵探來拜訪我的。」
他聲音里沒有一絲諷刺意味。我也用誠懇的聲音回道：「不是每天都能拜訪到您這樣傑出的律師的。」
「寒暄結束。我們之前見過，是嗎？我好像記得幾年前你為我工作過一次。」
「僅此一次。從那以後我就為你的對手工作。」
他覺得有趣。「拖出去」很有幽默感；他也有屬於自己的尖牙利齒，以及一頭時下流行的希臘式深棕色頭髮，只是額上有些灰白了；他的身體瘦而強健，皺紋比我少。他肯定至少七十歲了，但看上去要年輕十歲，精力充沛、身心愉悅。
但他住的房子的窗戶上都釘了鐵條，一條兇惡的狗整日徘徊，花園上覆蓋著塑料頂，還要求客人進來時一定要鎖上門。不管他承認與否，他活在恐懼中。任何人處於這種狀態下都會非常痛苦。
他喝了幾口飲料，將玻璃杯往我名片上一放——我想他是故意的——用雪茄指著我說道：「安妮說你來這兒是為了哈蒙·克雷恩。」
「是的。」
「我猜邁克爾·克斯卡頓雇了你。」
「是的。」
「我並不驚訝。那麼請坐。我不介意和你談談，儘管我不明白那件事過去這麼久之後邁克爾和你還想要做些什麼。」
我仍然站著，我喜歡這樣俯視著他。「他想知道他父親自殺的原因。」我說。
「他當然會自殺。要是我也會那樣做的。」
「我想你的意思是，克雷恩自殺是因為他再也寫不出作品了。」
「是的，但我顯然沒有證據。」
「他跟你說過文思枯竭的事嗎？」
「沒談很多，」揚科斯基說，「但幾周內他沒寫任何東西，所有人都知道他為此非常沮喪。」
「他曾提到過自殺嗎？」
「沒跟我說過，也沒和任何我認識的人提過。」
「所以那晚你發現他已經死了的時候非常驚訝。」
「驚訝？是，又不是。老實告訴你，他很沮喪，我們很擔心他。」
「這種沮喪……來得很突然嗎？」
「不，它是慢慢形成的。有人告訴了你什麼嗎？」
「克斯卡頓似乎認為他父親一直很好，直到自殺的幾周前。」
「完全是胡說八道，」揚科斯基說道，「誰告訴他的？」
「他沒說。」
「嗯，根本不是那回事。我告訴你，哈蒙的精神狀況每況愈下，至少超過三個月了。」
「他酗酒嚴重嗎？」
「差不多。哈蒙酷愛烈酒，當生活中遇到危機時，他就會尋求酒精的幫助。酒是作家最有效的精神支柱，至少在毒品流行起來之前的那個年代是這樣。」
「你似乎對此頗為樂觀，大律師。」他聳聳肩，我接著說道，「你還能清晰地記起克雷恩自殺那天晚上的情形嗎？」
這個問題沒有激怒他。「任何人對於三十五年前的事情都不可能全記住，」他說，「你覺得我老了嗎？」
「正相反。」
他朝我露齒一笑。「你不想坐下來談嗎？」
「我還是站著好。你不給我來杯飲料或是來根你的雪茄嗎？」
「當然不。」
我們像一對老比特犬那樣互相瞪著。我知道他在想什麼，他也一樣；我們在這裡禮貌地交談，在互相尊重的幌子下鄙視對方，並適時踩上一腳。他在玩一場有限度的遊戲，一旦你把他逼急了，或者在某一點上冒犯了他，他會立即回擊你的要害。
我說：「我想談談那晚的自殺。克雷恩之前打電話叫你去他那兒，是嗎？」
「是。」
「他心煩意亂，非常沮喪？」
「是。」
「醉酒了？」
「醉得很厲害。」
「他都說了些什麼？」
「說他需要跟我談談。」
「沒說要談什麼？」
「沒有。」
「他聽起來有自殺傾向嗎？」
「沒有。如果有我肯定叫警察了。」
「於是你直接去他那兒了。」
「是的。」
「然後碰到了克雷恩太太和亞當·波特。」
「是的。他們正好吃完晚飯回去。」
「他們看上去為克雷恩擔心嗎？」
「沒有，直到我告訴他們克雷恩的來電。」
「這麼說他並沒有暗示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說他要自殺？」
「沒有。」
「你把那通電話告訴波特和克雷恩太太后，又發生了什麼？」
「克雷恩太太開始不安起來，呼喚克雷恩的名字，沒聽到回應，於是我們都上樓去，發現他的辦公室鎖上了。我們喊了好幾遍他的名字，仍然沒有回應，於是我們破門而入。」
「你和波特。」
「是的。」
「誰提出破門進去的？」
「我想是亞當的主意。怎麼了？」
「沒什麼。辦公室有什麼不尋常嗎？」
「不尋常？克雷恩橫躺在他辦公桌下。」
「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大律師。在你看到屍體，發現那張紙條之前，你看到了什麼？」
他若有所思地嘆了口氣，顯出了在法庭上的神色，就像套上一件毛衣一樣容易。我大概被當成了一個陪審團成員或者法官。「當時我們幾乎都心神錯亂了。事實上，阿曼達幾近瘋狂。唯一引起我注意的是滿屋都是威士忌酒味，但這在克雷恩那兒是常有的事。」
「當時克雷恩死了很久了嗎？」
「不到一小時，」揚科斯基說，「根據法醫的精確測算，他一定是在和我通過電話後的幾分鐘內開槍自殺的。」
「克雷恩打電話找你去談談，但隨後又立即自殺了，你怎麼看這種行為？」
揚科斯基瞪了我一眼。「你做偵探的時間和我從事法律差不多長，」他說，「自殺通常是由個性偏差引發的，你同我一樣深知這種個性會做出不可預料的行為。」
「啊哈。你是克雷恩的密友嗎，大律師？」
「不完全是。我們大部分往來是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