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車回到阿什比大道上，我咒罵起邁克爾·克斯卡頓來。他為什麼不告訴我他繼母現在的狀況？但我轉念一想，也許不能怪他，也許他根本不知道。克雷恩太太看上去很正常，說的話也沒有問題，只有仔細觀察她說話的方式、分析她說的內容才會發現不對勁。要不是她侄女那樣哄著她，可能我到現在還沒發現她精神有問題。
作為一名偵探，有時候我反而會忽略掉一些顯而易見的事實。
開車穿過海灣大橋回到舊金山時已經下午一點半了。我走高速公路百老匯出口，那裡通向北海灘。我在第一個收費處停下，在公共電話簿里查找史蒂芬·波特的信息。那上面只有一條信息，一個號碼，沒有地址。我付了十美分撥了那個電話，無人接聽。
是啊，我想，正是那個傢伙的作風。
食物現在對我沒什麼吸引力，但我的胃已經發出咕嚕咕嚕的抗議聲，提醒我最好填飽它。從早上八點到現在，我只吃了一隻橘子，喝了早餐咖啡。我駕車穿過百老匯隧道，停在波爾卡的某個地方，吞下一個金槍魚黑麥三明治，喝了一杯冰茶。其實我更想來杯啤酒，但又怕好不容易減下來的啤酒肚又鼓起來。現在我每天只敢喝一瓶低酒精啤酒，而看今天的情況，我此刻還不能喝。
從飯店出來，我駕車去市中心，花了十五分鐘找停車位，然後去了中心圖書館的縮微膠捲室。克斯卡頓告訴我他父親的死亡日期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舊金山有四份當時的報紙：《新聞報》、《公報》、《編年史報》和《檢查報》。我要了這四份報紙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和十二日的那幾份，然後坐在一台放大儀器前，開始斜著眼睛一頁一頁費力地仔細看那些發黃的報紙。
關於哈蒙·克雷恩自殺的細節，或者至少說被報道的部分，遠遠多於克斯卡頓告訴我的。十二月十日晚，阿曼達·克雷恩外出與亞當·波特在漁人碼頭餐廳共進晚餐。本來波特也邀請了哈蒙，但他沒有去。據波特說，克雷恩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喝酒，看上去孤獨而沮喪。「但我沒有看到他有任何企圖自殺的跡象，」報紙引用波特的話說，「哈蒙不是那種會自殺的人。」
波特與克雷恩太太八點四十五分回到北海灘那幢隱蔽的房子。他們剛剛踏入家門，托馬斯·揚科斯基就來了。他是接到克雷恩的電話後匆忙趕來的，電話里克雷恩說話「斷斷續續，聽起來有些絕望」。克雷恩太太開始焦急地呼喊丈夫的名字，但沒有反應。於是揚科斯基和波特衝上樓，發現克雷恩辦公室的門從裡面反鎖上了。他們意識到不對勁，立即破門而入。房間內，克雷恩倒在辦公桌旁，右邊太陽穴上中了一槍。
他手裡緊緊握著一把點二二式布朗寧自動手槍。那是他的手槍，他喜歡玩射擊，自己擁有三把類似的小口徑手槍。有些卑劣的記者在公報上登出了留在克雷恩打字機上的「濺滿了作者血跡」的紙條：「我活不下去了。睡不著、吃不下、不能工作。我已經不能思考了。活著比死了更難受。我還是死去吧，沒有我曼蒂 會更好。」
沒有一篇報道刊登了阿曼達·克雷恩說的話，外界都知道她患了嚴重的精神疾病，有位醫生對她進行隔離治療。揚科斯基和波特對此次自殺事件表示震驚和悲痛。波特說：「最近哈蒙迷失了自我——整日消沉、酗酒。我們以為這是一位作家處於低潮狀態時的表現。」揚科斯基說：「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思路枯竭了。對哈蒙來說，寫作是生活的一切。寫不出東西對他來說同死亡沒什麼區別。」
沒有其他認識克雷恩的人給出更好的猜測。克雷恩選擇了沉默，對所有人三緘其口。他的內心世界無人知曉，而他擁抱死亡的真正原因也與他一起隨風而逝。
所以我怎麼能期望在事隔三十五年之後找到那些原因呢？他為什麼自殺真的有這麼重要嗎？每個人遲早都會死，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塵歸塵，土歸土，最後誰會關心呢？
阿曼達·克雷恩關心。邁克爾·克斯卡頓也關心。也許我也有一點關心。總有和我一樣的傻瓜去關心與己無關的事情。
我離開圖書館去開車，一張超時停車罰單貼在我車前擋風玻璃上，無言地昭示著舊金山居民的待遇。我駕車駛上凡尼斯街，一直開到歐法雷爾大街。我和埃伯哈特的辦公室在歐法雷爾大街上，離凡尼斯不遠，鄰街有個停車場，與商業區的車庫相比，那裡的月租非常便宜。我在一層的指定車位停好車，走進我的辦公室。
這裡不像外面看上去那樣體面整潔，甚至根本不像在一幢大樓的裡面。一層屬於一家房地產公司，二層屬於一家定製襯衣的服裝公司（公司的標語是「合體就是美麗」），三層和頂樓則屬於埃伯哈特和我。頂樓是一個轉角閣樓，以前是一家藝校，頂上還開了天窗。辦公室有扇天窗，真時髦——除了下雨的時候。雨滴打在玻璃上發出的巨大聲音使你打電話時不得不扯著嗓門吼叫。
我進去的時候埃伯哈特正蹺著腿靠在椅背里，悠閑地打電話，說話的聲音像只便秘的鴿子。這是他跟溫黛說話時的一貫語氣。埃伯哈特以前是個警察，五十五歲，已離婚。他只要跟溫黛說話，聽上去就非常噁心。
不過埃伯哈特正在戀愛，至少我認為他是。溫黛·賈沃斯基，梅西百貨一家分店裡的鞋店職員。幾個月前他們兩人在一家超市裡相遇，埃伯哈特把一袋雞肉砸在了溫黛的腳上。在這個極其浪漫的開端下，埃伯哈特開始了瘋狂的追求。兩人幾乎就要步上紅地毯了，不過日子還沒定下來，溫黛仍在籌備嫁妝。溫黛總把「嫁妝」這個詞讀得像某種人們用來治療疝氣的儀器。她沒什麼頭腦，不擅辯論，事實上，準確的形容詞是粗魯、愚蠢又嘮叨。她長得也不好看，四十五歲，已開始發胖，雙下巴，大屁股，加上一頭明黃色的頭髮，簡直像個破爛娃娃 。溫黛唯一可看的是胸部。她的大乳房足以勝過咪咪·范·杜倫 ，讓多莉·帕頓 慚愧不已，真是乳房中的乳房。
凱莉認為埃伯哈特更愛的是溫黛的乳房。他完全為它——或者說它們——著迷。當他和溫黛在一起時，怎麼也無法把眼神從那對乳房上移開。凱莉還認為如果埃伯哈特娶了溫黛，將是極大的錯誤。
「埃伯哈特所做的，」我們第一次碰到溫黛時凱莉用一貫的諷刺語調對我說，「就是在群山中挑中了一個土丘。」
我比較同意這個觀點，但也無計可施。你不能告訴你的生意夥伴、你三十年來最好的朋友，他正在試圖娶一位愚蠢的太太；你不能告訴他光有傲人的乳房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你什麼都不能告訴他，只能閉上嘴，期待他自己在恰當的時刻明白過來。
我走向辦公桌時他朝我擺擺手。我不想和他擺手，於是朝他點點頭，向保溫盤上的一壺咖啡走去。我為自己倒了一杯，然後坐下試著再次撥打史蒂芬·波特的電話。仍然無人接聽。於是我就坐在那兒，啜著咖啡，等著埃伯哈特回到現實世界來。
辦公室很大，大約有二十平方米，其他就沒什麼特別的了。牆壁和地毯是滑稽的米黃色，與周圍那些難看的芥末黃文件櫃極不協調。這些都是埃伯哈特心血來潮買來的，而他拒絕重新粉刷。室內傢具包括我們的兩張辦公桌、一些椅子、文件櫃和一台老式冰櫃，上面放著一罐阿蘭布拉咖啡豆。天花板正中的那盞吊燈像是一串叉在多爪勾上的黃銅色睾丸，某天我一定會拆了它然後用力扔到窗外去。不是從埃伯哈特桌子後面的那扇正對著隔壁磚牆的窗，而是從我桌子後面的窗戶——那扇窗可以一覽金門大道上聯邦大廈的背面，還能遠眺山下市中心裡市政廳的綠色銅製穹頂。
我想到了大約一九二九年那部電影 里的斯佩德和阿切爾，我們現在的處境好像和電影極其相似，只是沒有黑鳥、喬爾·開羅、卡斯帕·古特曼和布里奇德·奧肖尼西。我們只有鞋店女王溫黛小姐，和三十五年前十二月的某天晚上朝自己腦袋開了一槍的可憐作家。
埃伯哈特手捂著話筒低語了一會兒，捏捏下巴，朝我這邊轉過頭來說：「嘿，夥計，明天晚上有事嗎？」
「沒有，我想沒有。怎麼了？」
「我們四個一起去吃晚餐如何？溫黛知道一個很棒的地方，與眾不同。」
我猶豫了一下。明天晚上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和溫黛共進晚餐，這也是凱莉一向厭惡的事。凱莉比我更討厭鞋店女王，而且毫不掩飾。我們四個曾經共進過一次晚餐，就在埃伯哈特通過那包福斯特農場雞肉遇到真愛之後不久。那是個不堪回首的夜晚。「唯一比那女人的乳房還大的東西，」凱莉事後說道，「就是她的嘴。我懷疑他們做愛時她是不是也嘮叨個不停？」我到現在仍然不願意回想那天晚上的事。
我結結巴巴地答道：「呃，我不太確定，埃伯 ——」
「凱莉有空吧？」
「呃，我不能確定……」
「上周五你說凱莉整個星期都有空。怎麼樣，老兄，咱們聚一聚吧？」
聚一聚？我心裡在狂喊：不，不，不！但是說出來的卻是：「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