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閱一九四九年前的雜誌文獻著錄，可以看到一番思想文化雜誌的興旺景象：新型知識人成群結夥，雜誌品種、旗號和主張多不勝數，出版業的發達和雜誌的紛然雜陳，改變了知識的生產和效力樣式，形成現代型的知識樣態。知識「界」的說法，只有在現代型（城市）的知識活動中才是實在的：儘管思想主張和「主義」論說不斷聚合、裂散，知識人階層卻不斷結集、分化、衝突，構成現代型社會中一個相對分化的界域。
「五四」前後的思想文化雜誌雖然品種繁多，但大多短命夭折。創辦一個雜誌，打出自稱慎獨的思想文化旗號不難，難的是維持雜誌的生存。思想文化雜誌的短命，並不意味著某雜誌所想要散布的文化和思想主張自身沒有生命力。短命的原因，主要是雜誌的財力不支、政治格局的嬗變或知識人群體暫時結集後的分化、散夥。辦雜誌是一項知識的現代生產行業，思想主張的流行勢力依賴於現代社會的經濟條件和政治環境。由此可以見到思想主張與社會結構的一種現代型動態關係。政治衝突、經濟制度以及知識人思想的互動，可以從雜誌的生存狀態——其中凝聚著思想文化的活動狀態——得到二定程度的辨識。
思想文化雜誌的刊行活動，表明思想文化已經社會組織化了。專業學科雜誌所標明的專科知識人之組織化是顯而易見的。思想文化與專業學科有所不同，其組織化的方式也不會一樣。韋伯身處德國知識界分化後的重新結集之際——亦是知識出版業興盛和思想文化雜誌蜂起之際，他關注報刊雜誌的發展與知識人組織及學問品質的關係，警惕某種激動、狂熱的報刊雜誌文風中表露的知識人領袖慾的表現主義姿態。文化思想型雜誌看來亦可能是知識人喪失自我定位的誘惑，把思想和學問引向新聞式的鼓噪。
從《讀書》月刊十五年的歷程中，可以辨識出諸多中國當代知識界的狀況，當然，主要是知識界中思想文化者群體的狀況，在這一群體身後，是一個龐大的中國現代型科層階層。近年來，思想文化知識人群體與國家科層階層的分化，加劇了前者的分化和惶惑心態。
一
作為一份思想文化雜誌，《讀書》一九七九年四月創刊，已刊行十五年有餘。與八十年代中、後期出場的種種夭折的品質相近的思想文化雜誌相比，《讀書》顯得命大。原因似乎不難勘定：《讀書》是官營雜誌，其刊行由國家行政體制支撐。然而，倘若考慮到如下情形，《讀書》十五年就不容輕易解釋：《讀書》的言述品質與眾多同樣由國家行政體制支撐的思想文化雜誌（如中央和各省市社科院的官營雜誌）的言述品質殊為不同。
《讀書》的言述以文化閑談和思想清議為主。八十年代中期，一時有不少「新」思潮的引介，但實際上，除七十年代以來的西域思潮外，大多「新」思潮並不新。二戰前的西域思潮，一九四九年前的思想文化雜誌多有評介，一九四九年以後，則有《哲學譯叢》，《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持續引介（筆者曾在北大哲學系資料室發現過德里達初出茅廬時的論文譯介——對黑格爾哲學的解構）。海外學界長期誤以為大陸學界自五十年代初以來，就與海外西域思想完全斷絕了因緣。事實上，斷絕僅發生在文革最初的五年。《資產階級政治家關於人權、自由平等、博愛言論選錄》（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初版，一九六六年三版）和朱光潛受有關當局委託組織編譯的《從文藝復興至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文學家、藝術家關於人道主義、人性論言論選輯》（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一年版）可視為中斷與接續的標誌。
西域思想的引人並未中斷與八十年代的「新」思潮的引入現象，似乎顯得矛盾，實際卻指示出兩個值得從知識社會學去分析的問題：大陸當代知識界中思想知識的效力方式和思想知識群體的分化狀況。
《讀書》的言述品質若被置於這一問題視域來看，就蘊含著豐富的知識社會學的解釋資源。探究這些資源，將有可能對當代大陸思想域的論域位置之嬗變和思想知識人的結集—分化狀況，有較為切實的認識。《讀書》十五年，恰與中國大陸的改革十五年同步，在相同品質的思想文化雜誌中，只有《讀書》一直伴隨著十五年的改革歷程：思想解放、農村經濟改革、文化論爭、政治改革以至當今的社會結構和日常生活形態的大變動。兩種十五年的吻合，純屬偶然。從偶然事態中，抽不出什麼必然因素。值得審視的是偶然事態的發生結構之樣態，即思想論域、知識人群體和社會機體三結構要素的織體狀況。
二
《讀書》的言述品質雖以文化閑談和思想清議為特徵，但就文風而言，在初創之時，並非與「閑」和「清」相符。我在別處曾提出，五十年代以來，伴隨著思想改造運動，知識界的文風向社論語態統一，辭彙的選擇和修辭及論說方式逐漸喪失了私人性格。文風的轉變表明的是思想改造運動的實際效力，它一直持續到八十年代（至今仍然沒有完全失效，只是部分語域的失效）。《讀書》的文風從不閑的閑談、不清的清議，遂漸走向閑和清，記錄了知識界中部分知識人脫離思想改造法力的過程，亦實際地推促了擺脫社論語態的進程。
何謂「思想改造運動」？我在此嘗試給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釋義：它是政黨倫理建構其合法性的社會行動步驟。政黨倫理是當代中國社會倫理的樣式，由政黨意識形態為理念基礎而形成的一套評價體系」、思想和行為規範，它受到政黨國家的政治體制給予的社會實在性的有效支撐。當代中國的社會實在由政黨意識形態、政黨倫理和政黨國家的社會體制三個基本結構要素構成，政黨倫理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中層形態，不僅規約思想—知識的活動樣式，亦規約日常生活的價值評價。當政黨意識形態需要轉換成政黨倫理，以便與政黨國家的社會體制同質同構時，「思想改造運動」就會被設計出來。
政黨國家的建構，是中國傳統社會轉型、達成現代型民族國家的實際結果。清末民初，中國社會中政黨蜂起，與中國的現代型民族國家的建構衝動相關，黨爭實為各種政治力量重新整合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方略的實力較量，但目的是一致的：使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政治單位。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政黨意識形態，本是由新興知識人階層中一小群人建構的，並通過社會化動員和革命行動完成了中國的現代型民族國家之政治建構——政黨國家。為了使由一群知識人擁有的理念轉換成一種社會倫理，政黨倫理就藉助一系列文化批判和思想改造首先在文化、教育領域取得合法性和政治優勢。
政黨倫理的建構進而規約了思想活動的樣式和知識效力的方式。五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知識界，無論中國傳統典籍之整理，還是西方思想的譯介，都有比一九四九年以前更為系統性的積累，然而，其思想一知識效力受到政黨倫理的規約。
《讀書》的閑談和清議言述，實際是政黨倫理在思想知識界的影響逐漸嬗變的表徵，這種嬗變發端於文革後期。政黨倫理影響的嬗變，顯明了一場理念性威權的危機，新一輪的意識形態威權之爭和社會倫理的重構性衝突隨之來臨。一個可以提出的知識社會學問題是：政黨意識形態如果不去擁有傳統的對社會倫理的那種支配權，是否意味著卸下了一個過重的負擔。
三
《讀書》的創辦，是由幾位出版界的老職業出版家促成的，它的發展和興盛則由其後繼的職業出版家主領和推動。這幾位職業出版家為《讀書》逐步擬定的文化閑談和思想清議的編輯原則，契合了當代中國知識界中群體分化的實際狀況：儘管三十多年來，知識界在政黨倫理和政黨國家社會體制的雙重規約下已趨於政黨科層化，分化的群體類型仍然實際存在。
百年來，在中國社會的現代性轉型過程中，傳統社會諸流品中的士、農這兩個流品的結構和品質的變遷，最值得考究。錢穆曾強調，傳統的士這一流品，並不就是讀書人，也不就是知識分子。嚴格地講，「知識分子」的稱謂在西方古代社會中亦找不到社會學的定位。「教士」同樣不是讀書人，也不就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隨現代型社會的成形而出現的新興階層，與現代型的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化相關。以中國古代社會中沒有現代型知識分子為由，拒絕這一術詞，容易丟失一個問題旨趣：士在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中的品質轉變和階層角色的位移，即士如何轉變為知識分子，轉變為何種類型的知識分子。這恰是中國的知識社會學應予關注的課題。
概略地講，中國傳統的士這一流品在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生成進程中，經歷了三次大的轉型期：清末民初的廢科舉、興新學，伴隨政制選擇、新型科層的形成和職業分化而發生的轉型；五十年代初，政黨型民族國家建成（完成國家內部的政治—社會整合），伴隨政黨倫理的建構和政黨型官僚科層的形成而發生的轉型；八十年代初以來，政黨型民族國家的改革，伴隨政黨倫理的嬗變和政治——經濟改革引發的社會再分化而出現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