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國作家、思想家馬爾羅（Andre Malraux）曾經說過，俄羅斯從來沒有過文藝復興，也沒有過雅典。這話當然不適用於俄國，但卻適用於中國，而且我還得補上，中國不僅從來沒有過文藝復興，也從來沒有過啟蒙運動，不僅沒有過雅典，也沒有過耶路撒冷。
俄羅斯曾有過文藝復興，雖不曾有過雅典，卻有過耶路撒冷。另一方面，俄羅斯精神震振世界，原因之一即是俄羅斯小說家們為耶路撒冷精神所作的雄辯和對雅典精神提出的有力指控。
經常以擁有燦爛豐富的古代文明自恃的中華民族，到了二十世紀，突然一下子變得既自卑又自傲。在念念不忘自己的文化血統的同時，又急切地想要全盤佔有文藝復興的風采、啟象運動的理性，佔有雅典的諸神和神殿，佔有那路撒冷受難的磔刑架。
但是能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進一步問，為什麼不能？或者換一種問法，為什麼自有其精神傳統的漢文化非要趨近前述諸種文化精神，急切地想要稟有其內在品質？是因為漢文學藝術中所蘊含的精神品質總不能與其相比嗎？誰不知道，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追求歐洲文化精神及其形式最急切的莫過於文學？
不幸的是，一場「西」夢終歸成了一場夢，而且是惡夢！這場夢仍然是一場「西」夢，只是，它變成了惡夢。夢中的主角成了日耳曼式的普羅米修斯，他從儒家的「天」上盜來火種，把中國大地重新焚燒一遍。
所謂「夢」是就那種想與西方某種歷史理性的理念認同的意願來講的。就實際的情形而言，並沒有什麼「夢」，只有不留痕迹的殺戮、沒有聲音的慟哭和沒有墓志銘的荒墳。
然而時至今天，漢文學仍然沒有在言說上進入基本的生存論位置，儘管已經有了自己的「現代派」文學，看來，自卑與自傲的複雜糾纏一時難以消除。
是因為經受的磨難還不夠么？是因為承受的痛苦還不夠深重么？中國人作為個體生存著的人，不曾與苦和不幸無緣過。有意識的生命的本質之一即是他知道什麼叫受苦，如德國哲學家舍勒（Max Scheler）所言：一切意識的基礎都是痛苦，一切較高級的意識的基礎則是不斷上升著的痛苦，生命在本質上並非強力意志。西方文學的穿透力，絕非因為西方人比中國人的受苦更為深重，而是因為，西方文學所倚賴的精神背景具有不同的審視痛苦的景觀，和由之形成的言說個體實存的形式。漢文化傳統有消化痛苦的意志，現代漢文學追慕西方文學，看來是想要透入到痛苦的骨髓中去，而非消化痛苦。當代文學的苦惱不過在於，它至今還沒有獲得透視歷史和個體苦難的話語形式。
二
二十世紀的漢語文學可以分為兩大階段：「五四」以來的文學和「四五」以來的文學。至於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文學」，則被某些人恰當地類比於德國三四十年代的「文學」，視為權力話語的有機形式之一。被閹割了的人，只有被閹割了的文學。文學一旦被閹割，也就自然不再被稱之為文學。文學不為個人的歷史的不幸哀歌，不為單個的，純粹個人的受苦慟哭，卻被挾持去讚美肆虐個人的歷史必然進程和社會運動，去歌頌無名無姓的「英雄人物」。
「五四」一代的文學與「四五」一代的文學有諸多外觀上的一致性：它們都處於兩種文化形態（中西）的衝突之中，都受到亡命追尋的驅迫。表達個人在歷史困境中的自我掙扎以及個人命運與社會、民族命運的關聯，始終是文學的主題。不管從文學的主題學角度來看，還是從文學的形式化追求來看，「五四」文學和「四五」文學都有其內在的連續性。
這就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文學、啟蒙運動文學、前現代化（十九世紀）文學嗎？都不是，但又都多少有些瓜葛。同樣，「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也與二十世紀的現代主義文學有瓜葛。這不僅因為語境不同於西方的語境，更重要的還在於，西方文學家那種源於雅典和耶路撒冷——希臘精神和基督精神的審視個人命運和世界苦難的景觀，中國文學家畢竟至今尚未據為己有，儘管明顯有此意願。
為什麼漢語文學家不再滿足於用儒道釋來審視個人的命運和存在的受苦？是因為西洋文化的「侵略」？絕非如此！是因為中國人的受苦和不幸沒有西方人深重和悲慘？絕非如此！與之相關的，只是個人的精神意向，進而是民族的精神意向。命運、不幸、受苦，只有形式上的差異，而無本質上的差異和痛苦程度的差異。
「四五」一代文學儘管與「五四」一代文學有種種外觀上的相似，卻具有內在品質上的差異。這種差異乃是信與不信的差異。儘管也可以在外在方面找到某些這兩代文學的差異——例如，在「四五」文學之前，就不曾有過地下文學，而「四五」期間，則出現了「地上」和「地下」的文學，但這些差異都不是本質上的。
笛卡兒主張，一個人必須在自己的一生中有一次對一切稍有可疑之處的東西加以懷疑，只有通過懷疑，才能證明我在，才能找到認識和確信的確切可靠的根據。胡塞爾則告誡，為確保認識的可靠，首先應該懸置存在的判斷，把思引回到先驗的純粹自我。西方哲學家的這些理論規定，在「四五」一代人那裡成了生存論上的規定。「四五」一代絕非從西方哲學的教科書上得悉懷疑原則，而是從自己切身的個體遭遇中用淚浸泡出了懷疑原則。
「五四」一代的追尋熱情看來高於「四五」一代，他們相信，儘管有苦悶、仿惶，總是可以找到某種理想的。與此相反，「四五」一代從誕生之日起，就被灌輸了某種理想，他們也真誠地信奉這種理想。據說，追尋理想不是他們的事，他們的使命就在於實現理想。
追尋真理是「五四」那一代人的夙願，他們經歷干艱萬苦終於尋到了真理，這就是由日耳曼式的普羅米修斯所宣稱的真理。現在還提出重審理想，就是落伍於時代。
追尋到的理想也有可能是偽理想，整整幾代人的青春、鮮血和眼淚被用來塗抹瀆神的偶像，受人操縱的歷史進程竟在積累和增加人類的罪惡——而基督的上帝並不操縱歷史，相反，他以未日審判來批判歷史，並讓自己的獨生子慘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寶血來洗贖人類的歷史之罪。但他們依然虔信。當然，「五四」一代沒有理由苛責他們的歷史理想，但他們也沒有權利非要我們信奉這種歷史理想。
「四五」一代從虔信走向了不信，這是對種種偽理想的拒斥。他們不再盲目地相信什麼。「四五」一代的文學恰是這種不信的表達。
這種不相信絕非等於不再追尋真實的信仰。這一代人的不相信是對盲信和輕信的厭惡，是對種種偽信念、偽理想的嘔吐。
從這種不相信中，也會產生絕不再信什麼的可能。「四五」一代文學可分為兩個層次，也可以說兩代人的文學。這就是經歷過文革十年的一代和文革十年以後誕生的一代。就前一代人而言，他們自幼受理想主義的熏染，理想主義在信念的反叛中仍留有痕印，而後一代人則從誕生之日起就受一無所信薰染。
當人們不再用偽理想主義的景觀來掩蓋個人存在的無辜不幸，不再用個人的生命去填充歷史必然這個駭人的深淵，又用什麼景觀去審視生存的不幸呢？
這一代人的文學已經開始學會尊重個人的生存的不在場，並打算透過存在的深淵去窺視超歷史、超民族的個體實存的位置。
三
由於這一代人獨特的內在品質，這一代人的文學很容易與西方現代派文學心心相映。偽理想的理由被駁回，個體存在的深淵敞開了令人恐怖的裂傷。
早在七十年代末，我就從一本私下傳閱的油印文學刊物上讀到可稱之為「現代派」的小說。其中一篇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它通篇採用多視角、多層次的所謂復調手法來描寫兒個對生活過於敏感的小人物非革命性的遭遇。在那個時代，西方現代派作品尚未大量譯介，人們還很難找到可資借鑒的範本。在此，我不可能用大量篇幅來舉例說明。不妨引一首從當年的油印文學刊物上摘抄下來的短詩，以示其一例：
我的心靈
就是夏天遺忘在生命的樹上
讓我的聲音拋下錨
停泊在你的門前
我的眼睛在水裡歌唱
是散落在海里的星星
我的嘴唇
是風，是浪花
輕輕地吻著
你的手臂和肩胛
詩的作者姓名不詳。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對這一代人來說，重要的是能自由地唱出關於我自己而非階級總體，關於我個人的肉身存在而非歷史規律的觀念存在的歌。語詞的選擇和配置，在此把個體的肉身偶在從歷史理性的囚禁中攙扶回自身的親在。
自那以後，隨著大量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譯介，「四五」一代文學幾乎是饑渴地汲飲這股泉流。是崇尚西化？是膜拜現代派？否。事實是，「四五」一代的內在精神品質趨近那些被稱之為「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