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代」的同屬意識在當代有明顯增強的趨勢，這對當代文化意味著什麼社會學意義？
孔德已從社會學角度考慮過「代」的問題，尤其是「代」的接續問題。曼海姆把具體的社會群比作社會岩層，「代」（Geion）則是社會岩層之一。如果從文化社會學的立場來考察「代」這種社會岩層，可以更為恰切地診斷當前潛隱著的文化趨向的重要特性、話語取向及其存在的問題。
把「四五」一代作為一個社會學的代問題提出來，有明確的限定。首先，它僅指涉特定的社會歷史區間中的一組社會岩層，而且，分層範圍十分有限，即知識分子層；隨之，對「四五」一代知識分子及其相關的代的考察，亦主要在知識社會學的範圍中進行。因而，對「四五」一代的社會學考察，乃是為了透視當前的文化——精神運動的內在結構，透視當前文化精神上的、與個體和社會攸關的徹底變革現象。
二
我之所以用眾所周知的「四五」事件為「四五」一代的標誌，主要是符號上的需要。「四五」一代作為歷史文化事件來看待，其含義遠遠超過作為政治事件的「四五」運動本身，正如「五四」一代作為歷史文化事件，其含義遠遠超過作為政治事件的「五四」運動本身。
「五四」一代已成為過去的歷史文化事件，「四五」一代則是正在發生著的歷史文化事件。對「五四」一代的反省和批判，是外在的、事後的反省批判——後批判，因而與「五四」一代已構成傳統的承繼或拒斥的關係。對「四五」一代的反省和批判，是內在的、本己的反省批判——前批判。我們置身於「四五」一代之中，正在構造將被歷史視為「傳統」的東西。對「四五」一代的知識社會學考察，必應導向「四五」一代的自我審視和自我批判。這是一種關涉自我的社會文化前批判。
三
「五四」一代在學術、文藝、政治、精神品質、社會形態、歷史取向諸方面，都對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就此而言，至少有兩個問題不能不加以考慮：1．所謂社會發展有歷史規律可循的話語受到挑戰。某個時代是某種知識類型的產物，是人為的、而非歷史必然的。進而言之，「四五」一代必須就自身提出的知識類型及其觀念對自己和社會及其未然形態負責。因為，2. 「五四」一代真的那麼功勛卓著嗎？在時代歷史的困惑中他們沒有過觀念上的失誤嗎？知識社會學理應來澄清這一問題，並由此引伸到時代社會—知識類型—社會行動的一般關係的知識社會學分析，在相同的時代社會關聯域中，就「五四」一代而言，並非只產生了一種單一的知識型，那是一個「百家時代」。為什麼其中一種知識類型能取得有效的社會行動，並建立起意識形態體系，這無疑給知識社會學出了一個有趣的課題。
「四五」一代當然不會簡單地要麼繼承要麼拒斥「五四」傳統——一個極為含混的標籤，意識形態化的術語，也不曾自詡比「五四」一代更高明。問題僅在於，「四五」一代所拒斥的社會及文化類型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五四」一代中的某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採納的知識觀念通過社會行動促成的，這隻能激起「四五」一代在時代社會—知識類型—社會行動的具體境況中更多的憂慮、更多的小心。
把「四五」一代作為一項知識社會學的課題提出來，在我看來，首要的亦是主要的旨趣即在於激發「四五」一代內在的自我批判，這種自我批判同時又是社會文化的批判。所以，這一課題只能由「四五」一代自己主動提出。「四五」一代知識分子的社會文化批判大都指向過去，如今似應多少轉向自己、轉向時代的當前。
四
對「代」的劃分，生理學上有明確的年齡層區分，它依據的是生—死之生物性節律。但從社會學來看「代」的劃分，情形有所不同。社會學依據的並不僅是生命的自然事實，必須考慮到政治、經濟、文化的社會—歷史事實。曼海姆在《代的社會學問題》一文中提出，「代」的社會性同屬現象，以生—死生物節律的事實性為基礎，但並非從這一事實性中引導出來。換言之，對「代」的同屬性的社會學考察，應把握的是肉體—精神—心靈的轉換，這必然與社會—歷史的結構轉換相關。
我寧願更多地從社會學方面而非生物性節律的事實性方面來看待「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的「代」的同屬性，因為它明顯是一個社會現象，而非生物現象，儘管我原則上遵循曼海姆的界定。
我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分為四組代群：「五四」一代，即上世紀未——本世紀初生長，二十至四十年代進入社會文化角色的一代，這一代人中還有極少數成員尚在擔當社會文化角色；第二代群為「解放一代」，即三十——四十年代生長、五十至六十年代進入社會文化角色，至今尚未退出角色的一代；第三代群為「四五」一代，即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生長，七十至八十年代進入社會文化角色的一代；第四代群我稱之為「遊戲的一代」，即六十至七十年代生長，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將全面進入社會文化角色的一代。
這種區分當然帶有年齡層次上的模糊性，實質性的因素恐怕與個人的社會生活經歷及教育和個體的精神抉擇不無關聯。至於代群中的分化現象，亦應在考慮之內。不過，這種劃分大體上可行，其首要的依據在於：1．政治、經濟、文化的社會——歷史機制的內在轉換；2．各代群所負載的知識類型在當前文化中構成的實際可見的社會衝突。
與此相關的另一問題是「代」的接續問題（Geionsfolge）。不妨說，「解放的一代」和「遊戲的一代」分別是「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的接續。不僅當前文化中的知識類型之間的社會衝突或趨同可以表明這一點，心性感受形式和精神品性之間的差異或趨同亦是證明。所以，我把「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看作本世紀中國文化的實質性社會岩層，它們標誌著中國現代文化社會的實質性斷層。
五
知識社會學不是文化思想史。深入探究「五四」一代不在我的視野之內，我的主要興趣已如前述，乃是「四五」一代的內在的社會文化自我批判。
知識社會學首要關注知識的類型與社會的內在關聯。本世紀有三次巨大的「人震」——地震的死亡人數恐亦不可與之相比——納粹主義、斯大林主義和十年文革。「四五」一代與這三次人震中的一次有特殊的牽纏：參與——退出——反思。這迫使對知識分子的「代」的知識社會學考察不得不更多地引向一個專門的題域：知識類型中潛在著的意義意向問題。社會學家舍勒在其《知識的形式與社會》一書，對這一題域的研究有重大貢獻。
「四五」一代知識分子大多先有社會歷史演變的個體涉入，後有學院的知識教育訓練，知識類型之選擇的價值意向具有在先的規定性和自覺性。這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的一代歐洲（尤其是德國）的知識分子，至少在生成形式上相似。當年流行的所謂「新黃埔三屆」的說法，頗有社會學的刺激性。「四五」一代的知識價值意向與特定而且集中地發生的歷史社會事件，有必然而且內在的關聯。
但是，嚴格地講，「五四」一代雖不像「四五」一代那樣，頗為劃一地先有強烈的整體性社會投入，再有知識類型的明確選取，這種情形在「五四」一代中仍然不是絕無僅有的——比如熊十力的例子。不僅如此，「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同樣在一連串大的社會變故和動蕩中形成。就此而言，知識類型的價值意向與生活關聯域的過於直接的連結，不是兩代人的實質性差異。事實上，「五四」時代的科學救國主義、經濟救國主義、文化救國主義、政治救國主義、教育救國主義以及種種西方思潮的引入，至少從形式上看，「四五」一代在重複。
實質性的差異恐怕在於：儘管兩代人都有在先的強烈整體性社會投入，但社會投入的心性意向的實質內涵不同，社會歷史事件本身的性質亦絕然有異，這不僅是導致兩代人的知識類型的價值意向性差異的原因，而且是使得知識類型之價值意向性的重新提審成為迫切問題的原因。
六
「解放的一代」儘管不是有在先的整體性強烈社會投入，但這代知識分子的社會參與及其十年文革的涉歷，同樣引人注目。就知識類型及其價值意向來看，「解放的一代」頗為特殊。在我看來，首要的特點是知識類型及其價值意向的意識形態同一、整合化。從知識社會學角度而言，這代人的知識類型及價值意向在一開始就被有效地織入意識形態的話語織體和組織機制之中。必須注意的是，意識形態絕非僅是一套准知識型思想觀念，它更是一套有效的社會機制。此外，這一代群的知識類型之意識形態化，仍與社會歷史域有直接關聯，意識形態的一體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動參與，而非被動採納，這裡依然有激發起知識社會學興趣的關於價值意向的課題。
由此可以理解，儘管這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