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到巴塞爾時，愛對這裡的瑞士朋友說：巴塞爾城在中國知識界可謂名城，儘管這座萊茵河畔以虔誠的寧靜而著稱的城市，只有數十萬居民，在中國人眼裡不過小縣城而已，但研究西方文化的中國知識人都知道它的大名。
對從未體味過巴塞爾自然風情的中國文人來說，巴塞爾的名氣首先是由於它的大學。巴塞爾大學已有五百年歷史，僅僅在近百年里，就有多位著名學者在此展露才華，開拓文化創造的新天地：文化史教授布克哈特在此開創了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希臘文教授尼採在此孕育了《悲劇的誕生》，哲學家狄爾泰在此登上教授就職講演台，美學家沃爾弗林在此革新了藝術史和美學，心理學家榮格在此度過了他充滿夢幻和奇想的學生時代，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此度過了他沉著的思想晚年。生活在巴塞爾，有一種與學術的自由精靈為伴的感覺，第一次步人亮敞的教學大樓，我與沃爾弗林的胸像默然相視良久；上第一堂希臘文課時，面對走進教室的教授，我有好半天在琢磨他與尼採的因緣。
巴塞爾人對我的恭維沒有多大興趣，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不為自己的城市自豪。原來，在他們眼裡，上述文化名人都還排不上號。對巴塞爾學人來說，首先為之而感到自豪的是兩位姓「巴」的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和漢斯·巴爾塔薩（Hans von Balthasar）。
我不無遺憾地對巴塞爾的朋友說，恰是這兩位老「巴」，中國知識界尚少有所聞。
巴爾塔薩有「歐洲最有文化的人」之稱，是當代天主教神學大師，偉大的著作家，僅代表作真、善、美三部曲之第一部《榮耀：神學美學》洋洋六大卷（另兩部分別為《神學戲劇學》四卷和《神學邏輯學》三卷），其論述之廣博、思想之宏富，就令人咋舌。這部大著不僅詳盡地描述了從希臘時代、教父時代、中世紀直至近現代的西方美學思想，而且透闢地揭示了西方審美精神與基督精神的內在關聯，使人對西方藝術的神聖品性之根源昭然明朗。正如一位學者指出的：相比之下，伽達默爾和阿多爾諾的美學就顯得過於單薄了。但就神學範圍而言，我個人以為，巴爾塔薩是本世紀最有分量的天主教神學家，其思想的深遠意義過於大有名望的卡爾·拉納。如果考慮到現代性問題的實質是審美主義的話，巴爾塔薩思想的重要性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我去巴塞爾過於晚了些，沒能見到巴爾塔薩。這位一代大師已於去年在巴塞爾闔然長逝。巴爾塔薩很關切漢文化，晚年經常為中國禱告。他的學術助手告訴我，若我在他生前見到他，他會多麼高興。不幸，我只趕上巴塞爾人紀念巴爾塔薩逝世周年的晚禱彌撒。晚禱的鐘聲響徹巴塞爾城，使人感到這位大師的精神與你時時相伴。
巴爾塔薩儘管一生主要在巴塞爾度過，但他的出生地不是巴塞爾。卡爾·巴特作為二十世紀神學的奠基人則是生於巴塞爾、逝於巴塞爾的地道的巴塞爾之子。在巴塞爾人眼裡，自然最因巴特而感自豪。
與巴塞爾比鄰，相距僅約四十餘公里的是德國著名的弗萊堡城，兩城不僅在風光之美上足以相映，而且親如姐妹。就連我這個「老外」也可以無需簽證而僅持巴塞爾暫住證隨意往返，在瑞士其它州的「老外」就不享有這一優待。
在現代學術思想史上，弗萊堡與巴塞爾的貢獻亦旗鼓相當：弗萊堡與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名字聯繫在一起，巴塞爾則與巴特和巴爾塔薩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俗語稱弗萊堡有過雙「H」，巴塞爾有過雙「B」。雙「H」為當代哲學思想的奠基人，雙「B」則是當代神學思想的奠基人。《邏輯研究》、《存在與時間》、《教會教義學》、《神學三部曲》同為超途時代的奠基之作。
令人感興趣的是，神學家卡爾·巴特的思想與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在一些基本問題上竟不謀而合。
胡塞爾的基本問題是：邏輯的、倫理的和審美的基本規律和基本法則是否以人的本性為轉移，探究真理的法則（邏輯規律）是否僅是人的思維的功能規律。胡塞爾的回答是否定的。邏輯規律不以人的本性為轉移，它植根於「對象」的本質之中，是絕非人可以任意左右的本質規律。卡爾·巴特的基本向題是：作為神聖存在的上帝，是否是人的本性的構造和設想，神聖者是否是人的意向或願望的投射。卡爾·巴特的回答是堅定的否。他認為，神聖者絕非人所尋到的或建構的東西。上帝在天上，人永遠在地上。胡塞爾和巴特不約而同地提出過「回到實事本身」的口號，其學術思想意蘊至為深遠。
卡爾·巴特與海德格爾的不約而同之處也發人深思，這就是人與上帝之間的無限距離問題。儘管他們兩人在納粹時代對獨裁者，動輒以民族的名義、國家的名義以至神聖使命的名義自居的認識大不相同，但都認為人就是此世的人，永遠在大地上，離神聖者遠著呢。海德格爾看得明白，人離存在尚遠，更不用說神聖者了，因為神聖者上帝比存在更隱秘。卡爾·巴特主張，人與上帝的鴻溝是無限的，上帝是絕對的他者。海德格爾從不對上帝問題胡言亂語，卡爾·巴特堅持只有上帝能談論自己。他們兩人都對樂觀的人本主義給予了深刻的批判，亦都否認別人貼在他們身上的存在主義標籤。海德格爾的Dasein和卡爾·巴特的Dransein的確異詞同功。儘管在神學家巴特那裡，最終上帝通過基督走向個人，他堅持唯基督論，我以為絕非僅具一般意義。
在我去往巴特檔案館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著這些問題。
巴特因當然批駁納粹的國家——民族意識形態——「第三帝國」原意為「神聖王國」——而被驅逐出德國。他回到故鄉巴塞爾，在巴塞爾大學執教近三十年。巴特拒絕納粹黨對教會的領導，拒絕納粹意識形態對神學研究的指導。巴特在政治上反納粹極權專政，在神學上則堅持學術的自律性。他並沒有成為一個政治神學家，而是從神學本己的問題性出發去從事純粹的學術研究。神學就是神學，不是政治學。正是在巴塞爾，巴特基本完成了被譽為基督神學思想三大里程碑之一的大著——《教會教義學》。
巴塞爾城雖小，文化素質卻相當高。有一俚語為證：「巴塞爾是偉大的小城市，蘇黎世是渺小的大城市。」的確，「偉大」不是由體積和面積來衡量的，否則人類最「偉大」的陸地就是荒漠了。在小小巴塞爾城，僅各種藝術館、博物館就有十三座。當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這裡的藝術博物館裡蔭發了精神危機。不過，迎接我的是當代世界美術展。我不懂畫，是畫盲，也還是去蒸陶了一番。面對這些藝術館、博物館，我沒有理由不為自己的文明古國不珍惜文藝和學統而感羞愧。
學者的紀念館（檔案館）亦是巴塞爾的一大驕傲。這裡已有雅斯貝爾斯檔案館和另幾位自然科學家的檔案館。巴爾塔薩去世不久，他生前的助手告訴我，巴爾塔薩檔案館正在籌建中。卡爾·巴特檔案館早已建成。
巴特檔案館即巴特生前舊居。這是一幢極為普通而陳舊的老式兩層樓房，坐落在巴塞爾城郊美麗靜謐的Bruderholz山上。我從市區乘有軌電車叮叮噹噹一路上山。檔案館館長、巴特當年的學生Dr.Hinrich Stoevesandt博士已在門前迎候我。這個檔案館一直對全世界學者開放，常有世界各地的學者前來查閱文獻。
S博士領我從一樓客廳上到二樓巴特的書房。沿樓梯的牆上掛滿一排文化人的像，想必是巴特情有獨鍾者。這些人我並不全認識，就我認識的而言，有：施萊爾瑪赫、康德、莫扎特、歐韋貝克、路德。
二樓是巴特的書房和卧房，實為兩間書房，因為卧房除一張簡單的床外，滿屋是書，馬丁·路德的近九十卷全集（舊版）就佔了數排書架。
S博士告訴我，巴特檔案館保存了巴特生前的全部書信、著作手稿、授課講演稿、當學生時的筆記本、以至日曆記事本，此外還有巴特在報刊上發表過的全部文章原件和已出版的全部著作（包括各種語種的譯本）。檔案館的主要任務是編輯巴特全集（已完成二十餘卷，預計會達到八十餘卷）和接待來訪的學者。令我驚訝的是，如此檔案館，只有兩名工作人員（連S博士在內）。而研究巴特的學者則遍布全球（台灣在五十年代就有學者去巴塞爾跟巴特從學，七十年代香港亦有青年赴歐撰寫關於巴特的博士論文）。至今仍有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在巴塞爾完成關於巴特的博士論文，在巴塞爾大學神學系註冊的本科生亦有四百之眾。巴特去世已二十年，一些神學家也稱神學如今已進入後巴特時代，但在巴塞爾，人們仍感到巴特時代尚未過去。
在巴特的書房，我與S博士暢談了近兩小時，從巴特的為人、巴特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直至巴特著作的中譯計畫。……行前，他贈我的禮物是巴特的新版《福音神學引論》和一張巴特攝於納粹專制時代的照片：橫眉冷對的巴特。這張照片頗能反映巴特的個性，也使我想到學者的個體存在問題。學者並不帶神聖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