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無辜者在一方，而罪人們在另一方時，這叫作什麼？」
「我不知道，小姐。」
「動動腦筋，傻瓜。」
「我不知道，小姐。」
「如果人們將一切毀滅，一切都已失去，但太陽還在升起，空氣仍舊清新……」
法國電影藝術家戈達爾在其故事新編《芳名卡門》的結尾處寫下的這段對白，使我無法釋然。
卡門小姐——一位美麗、熱情、任性、富有女性特有生命直覺的女孩子，身飲衝鋒槍彈，躺在血泊中，以最後一絲生命的氣息，提出了兩個在我解答不了的問題。人類的歷史、個人的生存都受到度兩個問題的嚴峻拷問。然而，死者畢竟已經死去，活著的人在死者的問題中活著，而且，太陽還在升起，空氣仍舊清新……
今年一月，我第一次看電影《芳名卡門》，正值十世紀的苦難標誌之一——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四十五周年之際。卡門小姐的臨終提問，使我想到在奧斯維辛慘遭不幸的成千上萬死者。「解放」一詞的意義已顯得蒼白無力，它畢竟無法讓死者復活，亦不能保償無辜者遭受的折磨。在奧斯維辛死去的無辜者中，不知有多少年輕美麗的少男少女。
奧斯維辛的罪惡不僅是西方人的恥辱，也是中國人的恥辱；奧斯維辛的不幸，不僅是西方人的不幸，也是中國人的不幸。因為，它是人類犯下的罪惡；而且是有知識的人犯下的罪惡；亦是人類所遭受的不幸，因而是屬所有人的不幸。只要是生存著的人，都無法擺脫它的陰影。中國人同樣處身於卡門式的帶有絕對普遍性的問題之中。我們與奧斯維辛苦難的關係，絕非所謂國際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生存論（existenzial）的問題。
奧斯維辛事件以後，西方思想通過哲學。神學和各種文藝形式，一直在沉痛地反思奧斯維辛的罪惡和不幸。卡門式的問題儘管是至今無法回答的，卻也是不可擱置的。活著的人當與無辜死者同在，難道我們與奧斯維辛以後的苦難反思無關嗎？
一、奧斯維辛以後
在西方的思想著作中，「奧斯維辛以後」（After Auschwitz）已成為一個專門術語。以此為題的專著，就我所見，不下十餘種。如法國哲學家利科（P.Ricoeur）所言，當今哲學面臨惡的決定性挑戰。
德國哲學家阿多爾諾（T.W.Adorno）是最早將「奧斯維辛以後」作為一項哲學課題提出來，也是在這種苦難反思中最富有深度的哲學家之一。阿多爾諾的名言：Nach Auschwitz gibt es keine Gedichte mehr（奧斯維辛以後詩已不復存在），至今仍未失去鳴聲悲切的分量。
阿多爾諾感到，奧斯維辛對他首先是個人自身的主體性痛苦，儘管阿多爾諾在納粹時代流亡美國，末曾嘗過集中營之苦，他仍然感到奧斯維辛關涉自己個人生存的理由。他對自己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奧斯維辛以後是否還有理由讓自己活下去？在奧斯維辛以後繼續活下去，已多少使冷漠成為一種主體性原則，懷疑意識作為對野蠻經驗的必然反應，也具有了正當性。然而，當人們由生命所迫繼續活著時，就必須負起一種責任，使奧斯維辛不再重複。
作為哲學家，阿多爾諾把這種責任引入其形而上學的思考，並把奧斯維辛作為其哲學的基本經驗來看待。《否定辯證法》一書中，「形而上學的沉思」一章的開章標題即是「奧斯維辛以後」。阿多爾諾認定：奧斯維辛既是惶然失措、深受傷害的世界過程之密碼，是從深淵中發出聲響的一個苦澀的詞，也是歷史哲學和認識論的密碼。在這一密碼中，生活世界接近了預知的恐怖。哲學理應認清這種恐怖，但它卻顯得那麼軟弱乏力。奧斯維辛既無法通過推理邏輯從概念上來把握，人們也無法為之找到哲學的安慰。
不僅如此，在阿多爾諾看來，奧斯維辛也是近代文明失敗的公開證明，是一切致力於完美世界的構想徹底失敗的標誌，奧斯維辛對歷史的成就和理想的未來都投下了永不消退的陰影。在此陰影之下，哲學的思辨理性只能處於絕望與痛苦之中，它已明顯不能把握人類的苦難和不幸，而被迫只能把社會和歷史中的苦難和不幸客觀地描述出來，由此才能表達出渴求拯救的主體衝動。只有記憶的力量和由悲哀與痛苦構成的情狀，才是希望的超驗之光的酵素。
奧斯維辛不僅迫使哲學不能從表面現象理解歷史材料，而是要摸清歷史發生的深隱結構，而且迫使哲學之思稟具一種絕對必要的品質：以苦難記憶為基礎的主體意志。唯有如此，哲學才能在已被踐亂了的存在蹤跡中尋到自己的生存位置。
二、無辜負疚
奧斯維辛以後，活著的和將要活著的人的生存是負疚的。這是生存論意義上的負疚，而非心理學意義上的負疚，正如奧斯維辛是生存論上的苦難和恥辱記號，而非一種地域性或民族性的苦難和恥辱記號。這一具有普遍意義的記號意味著，二十世紀的罪惡和野蠻是獨特的。以世界理想和人類未來為口實製造的苦難和不幸，已抹去了人的存在基礎。一旦我們記起那些無辜的死者，那些被毀滅了的年輕美麗的生命在一方，而罪惡的人們在另一方，我們暗遣年華的生存就受到質詢。以納粹集中營為題材的電影作品，我看過不少。《索菲的抉擇》提出了令我至今困思的一個問題：無辜負疚。儘管這部作品在描寫集中營中不堪卒睹的折磨方面，遠不如《為時間演奏》（Piaying for Time）更為凌挫折挽，甚至也不是以描寫集中營為主題，但它提出的問題相當尖銳：人的無辜負罪及其對遲來幸福的影響。
在被送往集中營的路上，納粹強令索菲將自己的孩子——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交出，要把他們送往死亡營。索菲竭力想說明自己的出身清白，甚至以自己的美貌去誘惑納粹軍官，以圖能留下自己的兒女。納粹軍官告訴她，兩個孩子可以留下一個，至於留哪一個，讓索菲自己選擇。索菲幾乎要瘋了，她喊叫著，她根本不能作出這種選擇。納粹軍官的回答是：那麼兩個孩子都死。在最後的瞬間，索菲終於喊出：把兒子留下。
索菲的抉擇使我對薩特先生的自由的抉擇說感到抑止不住的厭惡。索菲的抉擇表明這種學說至少在生存論上是不真實的。當存在的結構因某些人的作惡而在本體論上帶有罪惡性時，自由的抉擇是不存在的。卡夫卡很懂得這一點，甚至即便從存在結構的自然本體論性質來看，自由抉擇也是不存在的。人的生存必須抉擇，而入又置身於生存的裂傷之中，抉擇必然是負罪的，儘管是一種無辜的負罪。索菲的抉擇應從隱喻形態來理解，其涵義遠遠超逾了事件本身。
深深愛著索菲的那位青年作家，希望與索菲遠奔他鄉，圓成幸福。人畢竟只能活過一次，任何幸福的機會都暗催殘歲。索菲知道這一點，但她憶述了這段苦難記憶，拒絕了幸福。
體現在索菲這次抉擇中的負疚感，源於對無辜不幸的苦難記憶。令人震懾的是，它是無辜的負疚！儘管索菲是苦難的蒙受者，是無辜不幸者，她仍然要主動擔起苦難中罪的漫溢。索菲覺得，她已不是一個好母親，她已失去了獲得幸福的權利。
在漢語語境中，生存品質已被敗壞，以人類的解被者自居，以歷史的推動者自居，以新世界的製造者自居，連罪責應負的負疚都沒有，談何無辜的負疚！負疚感的缺失，顯明了精神質素中最基本的惜感之喪失，這正是罪惡產生的根源之一。我們能說無辜負疚作為一種精神品質與我們毫不相干嗎？
《索菲的抉擇》末尾那段長時間的索菲特寫鏡頭，我永生不會忘記：淚早已流盡了，乾澀的雙眼仍張得大大的，在盼望看什麼。這是苦難記憶的標誌。印在這張茹苦蒙辱、澀淚無端的臉上的無辜負疚，向已然被意識形態敗壞了的人性品質提出了無聲的挑戰。
三、愛與死
描寫蘇比波集中營的電影，我看過兩部。一部是寫實性的，另一部是藝術性故事片。我更有感於後者，它提出了受苦中的愛的問題。
蘇比波集中營之聞名，不僅因它是僅次於奧斯維辛的大死亡集中營之一，更因在那裡曾發生過一次真實的大逃亡事件。電影《逃離蘇比波》就以這次逃亡事件為題材。
整部電影從頭至尾都讓人顫慄。
在死亡集中營里，異死不是未確定的偶然，它是已確定的現在必然；不是人將走向異死，而是異死已走向人。如果僅從生命的自然形態來看，一切已不復存在。以致正義、良善、愛在異死的陰影中更顯得無憑無端。儘管正義、良善、愛已被歷史罪惡和意識形態顛倒，以至於諸多現代主義者對它們的懷疑、解構和嘲弄不無理由，然而在死亡集中營里，卻仍有人不忍拋擲正義、良善和愛。
例如：在一個集中營里，十多位難友排成一行，站在其餘難友面前，他們曾企圖逃離，不幸沒有成功。現在正等待現場槍決，當眾難友之面，以「殺一儆百」。其中一位年輕的難友突然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