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缺乏醫德的醫生，毀了一個孩子和一個家庭。這個家庭已經陷入了絕境……這是《家庭》雜誌1997年第11期報道的一起令人痛心與憤慨的醫療事故——
1992年4月25日下午7時許，山西大學法律系副主任田斌與妻子張玲玲在家裡做好飯後，正要出門找兒子回家吃飯，突然聽到樓下的孩子們喊成一片：「田叔叔，你家大鵬吞筆帽了！」
田斌一聽就急了，衝下樓一看，只見8歲的兒子蹲在地下，雙手不停抓撓著喉部，呼吸急促，臉色發白。一看兒子情況兇險，田斌夫婦拉過自行車，馱著兒子就衝出校門，將自行車一扔，攔住一輛計程車就往醫院趕。
田斌抱著孩子衝進醫院，挂號的醫生也急了：「抱孩子快跑，留一個人挂號就行了！」
田斌抱著孩子衝進耳鼻喉科，一位實習醫生開了透視單。在X光室里，兒子再次說話：「爸爸……我要憋死了，救我……」田斌忍住淚，正要說話，X光醫生安慰孩子說：「別怕，等會兒叫醫生用鉗子給你夾出來就好了。」
照片的結果很快出來了，開單的實習醫生一看，知道情況嚴重，立刻去找大夫。這時的值班大夫名叫任玉章，但此刻他離開了自己的崗位，在不遠處的家裡看電視。實習醫生剛說明情況，任玉章很不高興地說：「沒有床，不能救，叫他們走。」
這是任玉章醫生犯的第一個大錯：氣管異物是急診中的急診，應爭分奪秒救治，這是每一個耳鼻喉科醫生都懂的常識，任玉章還是這個科的主任呢！
這時孩子的大舅趕來了，苦苦哀求20多分鐘後，任玉章才慢慢穿上白大褂，雙手揣在兜里，仍是一臉不高興地朝值班室走。路途中，孩子的大舅央求任玉章走快一些，任翻翻白眼，愛理不理，仍保持著原來的步速前行。
孩子的病情更險惡了，從爸爸的懷裡猛地掙扎出來，不停地蹦跳，臉色青紫。一見任玉章走近，田斌趕緊對孩子說：「醫生來了，你有救了。」這時，孩子仰起小臉，眼淚汪汪看著任玉章，嘶啞地說：「叔叔，快救我……我還要參加學校運動會……」
任玉章連門都不進，斜靠在門框上，看也不看孩子，說：「我說過了，沒有床，你們走吧。」
田斌一聽話頭不對，就趕緊低頭對兒子說：「告訴醫生叔叔，筆帽卡在哪兒？」兒子指指喉嚨，想說一句什麼，卻只看嘴動彈，聽不到有聲音發出來。
見任玉章仍無動於衷，田斌就說：「透視室的大夫說你們有日本進口的鏡子，用鏡子一照就能看見，就可以把筆帽夾出來。」任玉章說：「看見也不行，看見就能取出來嗎？我沒床，你們走吧！」田斌問：「大夫，孩子都這樣了，你要我們上哪兒去，出了危險你管不管？」任玉章不耐煩地說：「你願到哪兒就到哪兒，出了危險我也不管！」眼看著孩子小眼睛已經閉上了，張玲玲就一下跪在任玉章的面前，說：「求求你了，救救我的孩子……」
而任玉章雙手一直插在兜里，再也不願搭腔。
——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面對著下跪的病人家屬，依然作出了見死不救的選擇！
萬般無奈中，田斌夫婦只好抱著兒子出了省人民醫院大門，剛好孩子的姨姥坐著計程車趕來了，一家人就趕緊上車，往山西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現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趕。車剛開出去有五六分鐘，張玲玲懷裡的孩子突然渾身一軟，呼吸停止了。聽聽孩子的胸口，心跳也沒有了。車裡頓時哭成一片。
到了山西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耳鼻喉科的王斌全主任正在病房，聞訊即以百米衝刺的速度飛跑過來。他知道氣管異物的後果，更知道一秒鐘也不能耽誤。王斌全主任跑得太急了，在急診室的門口重重摔了一跤，皮鞋的幫子都摔裂了一道口子。他爬起來繼續跑。情況萬分危急，王斌全醫生接過孩子就放在地板上，順手抓起一把刀片——他用來剃鬍子的普通刀片，甚至連消毒都來不及做，就把孩子的喉部切開，用一個普通的鉗子，將那個卡在孩子喉嚨處一個多小時的筆帽取出來了。因為窒息的時間太長，傷口甚至連血都沒有出。
「馬上人工呼吸！」王斌全醫生一聲令下，一群醫生圍上來。20分鐘後，孩子的心跳漸漸恢複，但仍沒有呼吸。王斌全大夫把一個連著膠管的皮球交到田斌夫婦手裡，膠管的另一端插在兒子的氣管里。王醫生要求一分鐘捏16下，不能多也不能少。整整捏12小時，孩子呼吸才慢慢恢複正常，而夫婦倆的指頭都腫了。
命保住了，但更大的災難降臨了：孩子因為腦部長時間缺氧，成了植物人。從此，這個原本幸福的家庭，陷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突如其來的災難，擊垮了這個家庭的每一個人。然而他們當時並不知道，這僅僅是黑色樂章的開始。
兒子成了植物人，雙手緊握，身體僵硬，什麼時候睡，什麼時候醒，一點規律也沒有。最辛苦的事情是，兒子只有在母親的懷裡才能安睡片刻。於是，從災難的第一天起，張玲玲就把兒子抱在懷裡，端端正正坐著，背靠牆，一夜又一夜，一年又一年。兒子在醫院住了三年，張玲玲就這樣抱著兒子坐了三年。她所倚靠的那面牆上，被她磨得顯現出一個清晰的背影。家裡的那面牆上，也有著同樣光滑而清晰的人形背影。
更催人淚下的是，張玲玲慢慢養成了近乎特異功能的習慣：兒子睡著後，她只消幾秒鐘也跟著熟睡，不論白天黑夜，也不論家裡有無客人，而兒子一醒她就立刻醒來……
兒子不能自主進食。張玲玲按醫生的要求，用一根50毫升的粗針從鼻飼管里推營養液，稍不小心，就會嗆著兒子。那麼粗的針管，張玲玲前後推斷過四根。後來，孩子不用鼻飼了，張玲玲就用嘴把食物嚼爛，一口口喂到兒子嘴裡去，就像老燕子喂窩裡的小燕子。
兒子要不停接受治療。可憐的、無知覺的兒子，每次治療頭上要同時插七根輸液管；用針灸治療時，小小的腦袋上竟然插了30多根銀針，每捻一下，該抽搐的兒子靜如死水，一旁的母親卻心如刀絞……
兒子自小怕吃中藥，一聞到中藥味就沒命跑，而現在，再苦再多的中藥汁灌到他的嘴裡去他連眼皮也不眨一眨，更不吭聲。做母親的心裡難受得邊喂邊掉淚。田斌說：「這麼多年來，我們孩子打的針吃的葯一輛東風汽車也拉不完。」
五年過去了，大鵬長得與媽媽一樣高了，只是腿細得像手臂，手臂則細得像麻桿。鄰居和朋友每每見到大鵬長手長腳躺在媽媽懷裡，細細的雙腿在地上拖來拖去，都忍不住要掉淚……還有呢，兒子看上去像個小夥子了，卻一不留神就把屎和尿拉一褲襠，弄媽媽一身，夏天還好，冬天就麻煩了，沒有那麼多替換的衣服，又怕兒子凍著，所以好多時候媽媽好幾天都不換衣褲，就這樣濕漉漉穿在身上，而兒子的身上卻永遠穿乾燥的。
最讓醫生和左鄰右舍一提起來就忍不住落淚的是：母親懷著絕望的希望，五年如一日，時時刻刻呼喚著自己兒子：「大鵬，醒來，媽媽叫你呢！大鵬，你醒醒，聽見媽媽在叫你嗎？大鵬啊……」
為了讓孩子早日蘇醒，田斌上東北跑西藏，尋醫問葯。五年間，他跑得最多的就是北京，最緊張時，一星期一次，經常是當天就打個來回，有時車擠，就站著去站著回。
任玉章醫生拒絕治療，貽誤搶救時機造成嚴重後果的失職行為，在太原市引起強烈義憤。事發20多天後，任玉章所在的山西省人民醫院主要領導集體到山西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看望田斌夫婦和孩子。張玲玲哭著問：「我們跟你們無冤無仇，為什麼不能給我們搶救？為什麼要害我們？」當時，省人民醫院一位女紀檢書記抱著張玲玲哭了，說：「完全是我們的責任，我們要教育其他醫生，要處理任玉章，他讓我們丟臉了！」
但是，處理的結果只是：停職檢查，勸其調離。
這等於向無醫德的瀆職者網開一面，任他開溜。果然，不久後，任玉章一家就從太原失蹤了，誰也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等他再次露面的時候，他已經是海南一家醫院耳鼻喉科的主任，拿著高薪，住著四室一廳的房子，很風光，也很氣派。
只因為無德醫生任玉章的拒絕治療，使得美滿幸福的一家人從此陷入無窮無盡的災難之中。而任玉章，五年來對被他一手造成的受難者，不要說認錯，就連一聲「對不起」也沒有說，更不用說前去探視。
災難仍在繼續。從1992年4月25日大鵬出事的那天起，事故的責任單位山西省人民醫院一直負擔著大鵬的醫療費用。植物人的生命的延續和促醒，需要大量的金錢。一支腦積水注射液，就要180元，而每星期要注射一次。僅從1992年4月至1993年8月，山西省人民醫院就已經支付大鵬的醫療費用17.6萬多元。
然而，1993年9月，山西省人民醫院向省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提出申請，要求進行醫療事故鑒定，以澄清責任。在事情發生一年零五個月之後，僅憑省人民醫院的透視結果及單方面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