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襄拍案而起，怒吼說：「沈恕，你瘋了嗎？血口噴人！」
沈恕笑一笑說：「朱支隊，清坐，少安毋躁。案發後我們調查了幾個與被害人有瓜葛的人，包括朱支隊的親兄弟朱國襄，是你的弟弟給了我靈感。因為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朱國襄雖然已經一直在楚原市做生意，他卻已經加入了加拿大國籍。我當時好像在渾渾噩噩的夢中驚醒，如果凶於也持有外國護照，而且他在加入外國籍時改了名字，那麼，他就可以使用這本外同護照進出中國，而在出入境記錄中不留下他的中文名字，我們就沒辦法查到他。」
朱家襄的臉色陰沉得要下起雷陣雨。
沈恕說：「人們都有思維慣性，以為國外距離楚原很遙遠，所以在案件偵破的初始，沒有人想到這一點。事實上，從韓國漢城飛楚原，只要一小時四十五分鐘，而且航班很密集，在一個夜晚往返完全可能。我們查過，案發當晚，楚原機場有一班晚十點半從韓國飛達的班機，義有一班凌晨三點飛漢城的航班，中間的間隔，剛好是案發時間。」
王木說：「沈恕，如果你沒有實質證據，就不要再說故事，要注意同事的團結。」
沈恕說：「王局，我有鐵一般的證據，請允許我把話說完。在我產生了這個大膽的想法之後，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一個人加入加拿大國籍後，能不能繼續保留中國國籍，我就此走訪了一位社科院的北美問題研究專家。
「據這個專家介紹，中國居民非法保有雙重國籍，在理論和實踐上完全可以做到。在加入加拿大國籍後，這個人只要繼續保留長期有效的中國護照，持加拿大護照進入美國，然後持中國護照從美國返回中國，中國海關和領事館就無法知道這人持有加拿大護照，他就可以繼續在國內以中國公民的身份工作，甚至在執法機關出任要職。」
朱家襄這時反而平靜下來，說：「沈恕，你很會編故事，證據呢？」
沈恕說：「說實話，關於這個問題我沒有證據，我曾經試圖聯絡過加拿大移民局，請他們提供這個人的入籍資料，加拿大移民局拒絕配合。儘管如此，這個人存在作案的可能，必須納入嫌疑人範圍。」
沈恕又面向王木說：「王局，這個事情在破案過程中必須要保守秘密，因為兇手持有外國護照，而且又身在刑警支隊內部，萬一他聽到風吹草動，隨時可以逃到國外。我們只能把知情者的範圍限制到最小，而在支隊內部也必須每天演戲，馬經略甚至不惜和馮可欣打了一架，對於我們這些非專業演員來說，確實非常辛苦。」
王木的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一聲。
富強也不好表態，只能用目光表示對沈恕的精神支持。
沈恕說：「我們在對這個人的跟蹤過程中，發現他與一個女人關係曖昧，這為他殺人提供了犯罪動機。我們沒辦法直接接近那個女人，卻想辦法弄到了她的即時通訊號碼，讓馮可欣每天在電腦上和她聊天，並以他的善解人意和不錯的外形，取得了那個女人的信任。所以馮可欣算是此案的一大功臣。」
座中警員們竊竊私笑。富強見縫插針地緩和壓抑的氣氛說：「小馮長得還是不錯，算得上一表人才，有女朋友了嗎？」
馮可欣有點不好意思，說：「還沒有。」
王木呵斥馮可欣說：「談案子的時候不要說無關的話。」
指桑罵槐。富強倒沒有生氣，臉上還是掛著笑意。
沈恕接著說：「馮可欣通過電腦聊天，套出那個女人的許多私密，包括她和嫌犯的交往，這使我們堅定了深入偵查的信心。」
朱家襄說：「沈恕，你如果沒有證據，我會上訴到市委、公安部，為自己討回公道。」
沈恕說：「隨便你怎樣做。我們確定嫌疑人後，下一步就是找出他的作案證據，尤其是兇器和他作案時穿的衣服。
「兇器已經確定，是一把菜刀，但是卻不在現場，兇手應該是把它拋在了外面。而且兇手沒在現場留下任何痕迹，現在是盛夏時節，他在殺人時，如果遇到反抗，很有可能在死者身上留下毛髮、皮屑，甚至被死者抓下血痕，但是現場完全沒有這些物證。我們認為他在作案時穿了整套的保護服，比如不會脫落纖維的衣服、帽子和手套。這些衣物上不可避免地會濺上血跡，所以兇手不會把它們帶到機場，由於他的時間很緊張，有很大可能把作案時的衣物和兇器一起拋掉。」
沈恕接著說：「這起案子的癥結就在於尋找這些物證，耗費了很多時間。經過調查，嫌犯的財產絕大部分在國外，楚原市內只有他自己居住的一套房子，所以排除了他把證物藏在其他的空房子里的可能。此外，他的性格非常謹慎，不會把罪證託付給別人保管。而如果隨意把這些引人注目的東西丟到垃圾箱，難免被人發現。他在倉促中更找不到安全的地方把這些證據焚毀。」
沈恕顯得非常鎮定，繼續說：「在偌大的一個楚原市，要找出這幾件被人精心隱藏的物品，難度之大，可想而知。我們站在嫌犯的立場，設計了整個作案過程。首先，作為兇器的菜刀不可能從國外帶來，只能是下飛機後在某個地方取得，當時是深夜，無處可買，哪裡是取菜刀的即安全又便捷的最佳地點呢？我和老馬、可欣研究後，想到一個地方，就是機場的寄存處。嫌犯下飛機後，直接到寄存處取出作案工具，無疑是最好的安排。我們帶著嫌犯的照片，找到當晚機場寄存處的值班人員，經他辨認，嫌犯當時確曾在寄存處取出過一個包裹，而這個包裹是他本人在飛韓國前寄存的。」
富強嘖嘖連聲。坐在朱家襄左右座位上的刑偵局局長王大海和政治部主任孫永濤有些坐立不安，想站起來落荒而逃，卻拉不下面子，心裡又怕得厲害，兩人同時顛著雙腿，額頭上都浸出了汗水。
朱家襄也滿臉流著油汗。
沈恕說：「至此，我們已經基本確定，這個人就是兇手，但是，這些都不是實質證據，還是不能打草驚蛇，我們只能繼續尋找證物。我們曾想到過，兇手作案後，可能仍把兇器等證物寄存起來，等他從國外回來後從容不迫地處理。但是查遍了機場、車站的寄存處，當晚並沒有這樣的人來寄存包裹。
「在排除種種可能之後，湮滅證據的最後一個、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把它們沉到水裡。經過足夠長的時間以後，這些證物即使重見天日，上面的痕迹也已經被洗去，不再有物證價值。楚原市周邊有護城河、南運河和渤海這三處水域，從案發現場到最近的水域，也就是護城河，需要十五分鐘車程，而到南運河和渤海需要一個小時以上的時間，兇手要趕飛機，沒有足夠的時間到另外兩個水域，最大可能是把兇器投到了護城河裡。
「我們不能大張旗鼓地抽干河水尋找兇器，只能藉助一些打撈人員在固定範圍內尋找。據我們估算，兇手在作案後，乘計程車到護城河邊，需要十五分鐘，而護城河邊非常荒涼，周圍沒有任何建築和人跡，他在午夜去那裡，一定會引起懷疑，所以我們判斷他會在距離護城河最近的西河裡小區下車，然後步行到河邊拋棄證物。這樣，就決定了證物不會拋得太遠，因為兇手的時間很緊迫。
「但是我們尋找了好幾天，也一無所獲，甚至我自己也開始懷疑，他是不是把證物拋到了別的地方。於是我就請在市規劃局工作的一個高中同學來做了一場戲，當著嫌疑人的面，謊稱護城河要抽干河水後填埋，興建居民小區。」
沈恕看一眼幾乎要在座位上癱倒的朱家襄，說：「這個嫌疑人雖然從事公安工作多年，卻沒有刑偵經驗，可能沒聽說過身體語言這一門刑偵學的邊緣學科，我在公安大學讀書時選修過這門課，而法醫淑心也剛好對身體語言非常感興趣，我就請她來一起做個見證。在我的高中同學說要抽干護城河水，填埋造樓時，這個嫌疑人的眼睛裡出現了恐懼，雖然一現即逝，但是我和淑心都捕捉到了那一瞬間，而且當時嫌疑人的雙腿不易察覺地向遠離我同學的方向側了側，這是潛意識中要逃離的表徵。當我的同學說只填埋靠近城邊五百米的範圍時，嫌疑人現出如釋重負的樣子，整個身體都放鬆下來。這些身體語言，都在證明護城河裡有讓他感到緊張的東西，而且距離河邊較遠，至少在五百米以外。」
王木還是有些不滿，說：「你說了半天，都是不著邊際的東西。」
沈恕說：「我們布這個局，就是為了找到那些實質證據。在確認護城河裡有蹊蹺後，我們還是沒有辦法確定打撈的範圍，嫌犯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不可能步行很遠去拋棄證物，但顯然證物又不在距離城邊很近的這一側，他是怎麼做到的呢？最後，還是法醫淑心找到了解決途徑，這時候，距離你們限定的破案時間已經只剩下兩天。」
沈恕用目光示意我來解釋這個過程。
我說：「如果我是嫌犯，想把證物拋到距河邊較遠的地方，又沒有足夠時間，那麼我會讓證物自行漂浮一段較長的距離，然後沉到河底，在夜深人靜又人跡罕至的地方，證物漂浮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