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材車間的一號鋸與二號鋸正在打鐳台，一上了班，除了換鋸條的空閑能抽幾口煙，喝點兒水，鋸手與搬運工都如同上滿弦的發條，連喘口氣放個屁的功夫都沒有。所以人們格外珍惜中午的休息時間，草草吃過飯就聚在一起下棋侃大山，休息室里熱鬧得很。
王河沒精打彩靠在角落裡眯著眼想著心事，往日他可不是這個樣子。金玲她媽又來廠里鬧的事他很快知道了，這事鬧得他心煩。在家裡，弟兄五個他是老大，父母早就惦記抱孫子呢，不想他這打上了持久戰。
路富友湊了過來，緊挨著他坐下說，你要聽我的，孩子都能下地滿世界跑了！搞對象哪有一耗兩三年的？說完又壞笑著小聲說，現在聽我的也不晚，把生米做成了熟飯，我就不信她媽能把你吃了。
全福不知什麼時候也湊了過來，接著他的話茬說，這事要辦就抓緊，別到時候真吹了，雞飛蛋打！倆人都不小了，都急。
路富友沖著他壓低了聲量罵道，你小子說話是他媽的喪，你以為人家小金像你們家的那位一樣，是個公兒一搖尾巴就跟人家跑！你小子要真想幫忙，把你們家的房滕出了半天比什麼都強！
全福說，借房那不成問題。就是我們那個院太雜，十六家，光孩子就好幾十，要是大禮拜天進去一男一女關上門掛上窗帘不出來，非排隊爬窗跟兒看電影不可。說著他用手點著路富友的鼻尖說，要是你小子能不論秧子，看電影的再多也照舊能把事辦了，王河這樣的薄臉皮恐怕不行，他道兒不熟啊！除非哪天你們兩口子教他一次……
路富友聽了罵了他幾句髒話。
王河被他倆說得哭笑不得，一看快響上班鈴了，起身奔了車間做準備工作去了。在這個廠里，他是班長裡邊最年輕的一個。他年紀雖不大，工齡卻不短，解放前由於家裡窮，他小學畢業後便開始干小工掙錢，為煤廠推過煤，在火車站當過壯工，四年前他進了曙光廠才成為正式工。他格外看重自己的這份工作，處處干在前面，當上班長後更是努力工作了。當初金玲也正是看中了他這一點，每次去銼鋸房換鋸條的都是他，鋸條上有了什麼毛病總是交待得一清二楚。年紀不大，責任心卻極強，她覺得嫁給這樣的小夥子可以放心。
鋸圓木的鋸台如同小火車的站台，寬十米，長二十多米的大棚下面鋪有軌道，搬運工將圓木推上跑車卡牢，車上的搖尺工將尺寸對好，機手握緊操縱桿將圓木送進飛旋的鋸口。行進速度要根據圓木的木質軟硬而定，或急、或慢。但回車的速度肯定是帶著風急退回鋦口處。坐在跑車上的搖尺工都願意享受倒車的一瞬間，尤其是在夏季。鋸圓木用的帶子鋸是用幾十米長的鋸條焊成的一個大圈，用上個把鐘頭就要到銼鋸房換上新銼過的鋸條。
范建國來了之後，換鋸條的活就落在他的頭上。而鋸台上的其他人則抓緊這個空閑扎到休息室去抽幾口煙、喝口茶、聊上一陣大天。
頭批被曙光木材廠接收的這十二個右派，被分到大鋸台的只有范建國一人。這是由於他那將近一米八的個頭在一幫文弱書生當中格外扎眼，使前去挑人的班長王河一眼相中了他，點名「要那個大個兒」。就這麼，在班裡「大個兒」成了他的官名叫開了。時間一長，范建國漸漸喜歡上了自己的新名，至少他感到這裡的工人並沒有歧視他的意思。不像在研究所，周圍的人對他唯恐避之不及。
頭一天下來，王河拍著他的肩說，大個兒幹得不錯，只要肯賣力氣就行。以後留點兒心，學會使巧勁，別凈傻跟那些圓木較勁。見他沒吭聲又說，別整天愁眉苦臉的，犯了錯誤改了就行。誰不犯個錯兒！
當王河得知他每月的糧食定量只有三十六斤時說，這怎麼行？明兒我就去找頭兒們反映，給你長糧食，每月六十斤的定量不能少了。這麼重的活兒三十六斤哪兒夠塞牙縫的。王河說過沒多久，他真的長到了六十斤的定量。
在范建國的眼裡，這位班長是那個快人快語的直腸子，雖然年齡比他大不了一兩歲，卻顯得比自己老成得多。王河上學雖不多，但一肚子的故事，什麼十二道金牌追回岳飛，朱元璋亂殺功臣，又什麼乾隆爺幾下江南……他都能講得頭頭是道。班裡常有人愛說些上不了檯面的葷段子，但自從范建國來了之後，再有人講葷的，他就會說，人家大個兒可是文化人，別讓人家笑話。就是有人非要講，也含蓄了許多。
換鋸條要用頭頂著那大鋸走上一段路，時間一長，王河就沖人扯著嗓門嚷，別讓人家大個兒一人包了！也換個喘氣的。哪兒寫著歸人家一人包啦？
但一有人搶著要干，范建國就會說：「還是讓我來吧，我又不會抽煙。」容不得你不讓給他。在大學他就是籃球場上的主力，別人眼裡的重活，他干著並不感到吃力。
其實，他自願包下換鋸條的活兒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銼鋸房那裡有報紙可看。因銼鋸工陳愛蘭兼著廠里的廣播員，她那裡訂了四五種報紙。他留意時局的變化，尤其是有關對右派分子處理的一些報道。對文化娛樂方面的消息他也非常感興趣，留意又上映了什麼新電影，蘇聯的什麼藝術團體又來華演出的新聞。更重要的是那裡的人不討厭他。
董師傅是個對誰都客客氣氣的老工人，什麼時候見他進門都會熱情地招呼他歇會兒。陳愛蘭則會抓緊時間向他請教一些難懂的問題，什麼蘇聯衛星怎麼才能不落下來，蘇聯會不會幫助中國發射衛星……有時還要請他對一些廣播稿提提意見，對他總是張口閉口的「大學生」，那態度就如同是稱呼師長。
起初，陳愛蘭對范建國可不是這個態度。她對這個整天拉著臉的大個子沒有一點好感。他來換鋸條總要抄報紙看上幾眼，而且從不徵求主人的同意。陳愛蘭有意將她寫的東西壓在報紙上，可他仍不管不顧。一次竟指點著一篇廣播稿說，「這上面有兩個字寫錯了。」陳愛蘭聽了狠狠地白了他一眼，他也沒有理會。仍埋頭看他的報紙。一次他來換鋸條時，正趕上銼鋸機不轉了，董師傅又不在，急得陳愛蘭找不出毛病。范建國不言不語走上前，抄起扳子緊了緊馬達的皮帶說，「開吧，沒事了。」陳愛蘭一按電鈕，機器果然又轉起來。她第一次對這個大個子右派有了笑臉。後來，她得知正是范建國的一個建議使制材的質量和速度都提高了不少才徹底轉變了對他的態度。
右派究竟是什麼東西她始終搞不太清楚。只知道這類人大部分集中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其立場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她的父親和兩個姐姐全是工人，母親是家庭婦女，在家裡面很少談論這種話題。她的那點有關右派方面的知識全是從報紙，廣播中得到的。這類的廣播稿她沒寫過，需要廣播時也是念報紙上文章。但廠里「土生土長」的右派是什麼模樣她是清楚的，財務股的「大近視」誰不清楚！見了誰都笑眯眯的，對她這樣的小青年也張口您閉口您的，反右中不知怎麼就成了右派分子，說他攻擊過社會主義，他那樣的人會有攻擊社會主義的膽量？這種問題她想不明白，也不願費這個腦筋。可是自從來了范建國，右派就逐漸成了她心中的謎。
范建國頂著鋸條貓腰進門時，陳愛蘭剛剛寫完一篇聲討麻雀的廣播稿。一想到自己不慎將范建國有關麻雀的議論捅給了廠領導，陳愛蘭心裡充滿了內疚之情。可說出的話，潑出的水，她想不出什麼辦法能彌補自己的過錯。
范建國和以往一樣，放下鋸條便抄起了報紙。與以前所不同的是，他現在能隨隨便便地找個地方坐下專心看他的報紙。他只有一支煙的工夫。
「上面有什麼新聞能這麼吸引你？」陳愛蘭主動和他搭話。董師傅去醫務室了，屋裡只有她和范建國。
「我是隨便看看。」范建國沒有抬頭。
「我、我有件事挺對不住你的，是我無意說走了嘴……」陳愛蘭鼓起勇氣將頭天中午的事說了出來。她覺得還是告訴他好些，否則領導找他談話他沒有一點底。她思量再三，覺得還是說出來心裡輕鬆。
范建國抬頭望著她，那是一張充滿歉意的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似含著淚水，像一個做錯事的學生在等待師長的懲罰。他故作輕鬆地笑笑說：「沒什麼。不會因為這幾句話怎麼樣的。再說我只是隨便說說的，確實不見的對。」
「真的對不起你。」陳愛蘭喃喃地說。
「沒什麼，真的沒什麼！」范建國笑呵呵地頂上新銼好的鋸條出了門。
儘管范建國知道他那些為麻雀喊冤的話還不至於被上升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高度，但也知道難免不被人小題大作批上一通的。與他接觸過幾次的廠長李憲平雖然是個有些水平的領導，但其他領導就難說了。總之挨批的準備是要有的。他後悔不該亂髮那番議論，怪自己好為人師。但說不清為什麼，內心之中又有幾許滿足，陳愛蘭那滿含歉意的眼神揮之不去，裡邊似乎有他難以看清的東西。使他能看清的是她的單純和善良。
自從他被打入另冊，和他相處多年的女朋友便與之分了手。從此，他開始變得有些鄙視異性，尤其是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