織田信長於永祿十一年（1568年）九月進入京都，次年（1569年）十月平定伊勢，此後隔了僅僅半年，1570年的四月，淺井長政突然撕毀盟約，從背後襲擊北伐越前的織田軍，六月爆發了姊川之戰。
在將軍足利義昭看來，信長是必須要打倒的勢力，因為他野心太大，完全不把幕府將軍放在眼裡，不肯相助他恢複室町幕府往日的榮光。然而室町幕府往日的榮光又何在呢？足利義滿時代一去不可復見了，即便恢複到足利義政時代，也即「應仁·文明」之亂以前的局勢，所謂幕府將軍，也只不過受各地諸侯名義上擁戴的共主而已。諸侯們大多聚集京都，對幕政指手劃腳，黨同伐異，而將軍的作用只是維持和平局面和勢力平衡罷了。反正，只要將軍本人的榮華富貴不受威脅，誰做管領，誰做重臣，都是無妨的。
足利義昭心目中幕府的「太平盛世」，大概也就這樣了吧，這個人雖非廢物，卻實在沒有什麼政治遠見。
然而織田信長卻不同，信長想用武力來平定亂世，開創一個不同於室町幕府的新的統治政權。信長的思維敏銳、愛憎分明，這在除《信長公記》外的另外兩本重要歷史文獻——《言繼卿記》和《日本史》中，都有著詳細而生動的描述。三部史料分別從武士、公卿、傳教士三個截然不同的角度，為我們勾勒出織田信長的全貌。
「公家眼中信長」
《言繼卿記》是一本日記體的著作，其作者為與織田信長關係最為密切的朝廷公卿山科言繼。
當時的日本貴族，家系等級高低劃分得很清楚，家格不夠高，是無法就任高級官職的。主要的區分如下：近衛、鷹司等「五攝家」，其子弟最高可做到攝政·關白【代天皇執掌政務的重要官職，天皇年幼時稱「攝政」，親政後稱「關白」，也即諸事都必須關白（原意為告知）此官的意思。】；三條、菊亭等「九清華家」，其子弟最高可做到正、從一位的太政大臣；正親町、三條西等「三大臣家」，其子弟最高可做到正三位大納言；河鰭、滋野井等諸多「羽林家」，其子弟最高可做到從四位近衛中將；勸修寺、萬里小路等諸多「名家」，其子弟最高可做到從五位侍從。
以上所述這些家族中接近半數都出自藤原氏，其中「五攝家」全都源自藤原氏的分家「北家」。山科言繼乃是藤原氏的庶流，就家格而論屬於「羽林家」。
山科言繼從信長出生前就與勝幡織田氏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天文二年（1533年），也就是信長誕生前一年，七月份，山科言繼和飛鳥井雅綱兩位公卿受邀前往尾張，教授那些鄉下人和歌和蹴鞠（踢球）技藝，受到織田信秀的盛情款待——當時言繼二十五歲。
言繼長年為了朝廷的財政復興而四處奔走，他的主要任務有兩個，一是向各地諸侯募捐，二是請求諸侯們恢複朝廷的「御料地」，也就是被侵吞的朝廷的地產。大部分情況下，他的努力都會化為泡影，不是碰上戰亂，就是蹭一鼻子灰，只有織田信秀等少數戰國大名對他禮遇有加。基於這一層關係，當織田信長上洛以後，朝廷就派當時就任權（權即額外之意，指超額多設的官位）中納言的山科言繼擔任「武家傳奏」，負責和織田信長聯絡、交涉的工作。
信長於永祿十一年（1568年）九月上洛，山科言繼和他的初次見面是在十月六日，地點為京都的寶鏡寺中。當時足利義昭剛從岐阜立政寺遷居過來，於是言繼安排義昭和信長覲見天皇，指導他們應該穿著的服飾以及在覲見過程中所必須遵守的禮儀。
信長隨即就離開京都前往西面的攝津國追擊殘敵，歸來後不久，十月十四日和十七日又兩次與言繼見面。第二年是永祿十二年（1569年），從二月七日開始到四月二十一日，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兩人會面多達二十七次。信長通過言繼與中納言葉室賴房、左少辯日野輝資、參議持明院基孝等多位公卿相見，在朝廷中打通了人脈，給天皇、貴族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言繼的描述中，信長是個很和藹可親的人，「尊王」之志非常誠懇而迫切。雖然他也很明白信長是想利用朝廷來制衡室町幕府，但在自己的日記中當然不會有所提及。當年九月份，朝廷打算為先帝——後奈良天皇——舉行第十三回祭祀法會，請求諸侯們募捐，山科言繼不顧六十一歲的高齡前往三河去拜會德川家康。當路過崎阜城的時候，他受到了信長的熱情款待，信長還許諾說：「萬一德川氏的獻金數額不如尊意，我會再捐出兩百貫來讓您帶回京都去的。」為此還專門立下了文書。
信長畢生，給朝廷進獻的金錢和寶物數也數不清，然而當朝廷要求恢複被武士們強奪走的「御料地」，比如西岡寶菩提院的領地、丹波國新屋庄的領地等等，信長卻堅決不肯讓步了。當言繼因為後一件事親自前往岐阜城拜會信長的時候，信長婉言謝絕了他的請求，但同時贈給言繼二十貫錢，並且好言撫慰說：「事情還可商量，等我明春上京時咱們再做決定吧。」
當然，這「再做決定」只是空額支票，信長可以把朝廷供奉起來，可以讓貴族們吃喝不愁，卻不會讓他們重新佔有大量地產的。只是在面對武家傳奏的時候，勸修寺晴豐之流害怕信長的威勢，往往是戰戰兢兢，汗不敢出，山科言繼則要輕鬆得多，信長似乎完全把他當成一位父執輩來關照。
正因如此，言繼在自己的日記里說了信長很多好話，同時在朝廷中，他也為了信長的利益，為了彌合朝廷和信長間日益明顯的嫌隙而不斷努力著。
「傳教士眼中的信長」
《日本史》的作者路易斯·弗洛伊士乃是天主教耶穌會的教士。天主教最早在天文十八年（1549年），也即信長十六歲的時候傳入日本，很快就發展至數十萬信眾。織田信長上洛的時候，弗羅伊士正居住在京都，開展傳教活動，他記述了織田軍的嚴明軍紀給當地居民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並且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一名士兵掀起一婦人的頭蓋，想要一窺該婦人之容貌，此情形恰被信長所見，信長當場即將該士兵處死。」
作為一種外來的宗教，想要順利傳教，就必須和當地的實權派搞好關係。在傳教士們進入畿內以後，他們首先想到要打招呼的乃是攝津守護三好義繼，還有佛教的大寺院——比叡山延曆寺，在得到上述兩者的允諾以後，才可以對貴族、武士和百姓傳教，才能開設天主教堂。現在既然畿內的統治者換成了織田信長，傳教士們當然必須前往趨奉，就在這種背景下，弗洛伊士見到了信長。
他當時料想不到，自己竟能得到信長的賞識，此後得以長時間跟隨在他身邊，見證一段歷史的變遷。他更料想不到，這個前此從未接觸過天主教的日本大名，竟然會對這種遠來的宗教抱有極大的好奇心，並且絲毫也沒有排外的情緒存在。
日本原本並沒有本土宗教，大約六世紀的時候，佛教傳入日本，很快就生根發芽，並且長成為繁茂的大樹。此後日本貴族為了保護本土文化，又創造了神道教，不過神道教在相當長時間內缺乏完整的體系，只是一種信仰而談不上是宗教。並且日本的佛教和神道信仰逐漸融合在一起，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很難加以區分了。
在接觸到天主教以前，信長本人並沒有明確的信仰，不過當時的日本人大多兼有佛教和神道信仰，信長也不例外。在桶狹間合戰前後，他都前往熱田神社及其分社祈禱，他為死諫的宿老平手政秀修建政秀寺，請著名的禪僧開山澤彥來當住持，並且向澤彥請教，為新的主城定下「崎阜」之名。說信長是個徹底的無神論者，恐怕是不準確的，但他並沒有明確和堅定的信仰，這卻應該是事實。
正因如此，信長相比佛教或神道信仰堅定的日本人來說，更容易包容甚至接納天主教等外來宗教，況且他骨子裡就喜歡新奇事物，對於那些捲毛高鼻的南蠻人【因為最早來到日本的西歐人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其後是英國人和荷蘭人，他們都是經東南亞北渡到日本的，因此日本人誤以為他們的國家也位於南方，就稱其國為『南蠻國』，稱這些西歐人為南蠻人。】，以及他們所講說的奇特的道理，全都很感興趣。
在上洛的當年，信長就允准了傳教士們所請，撥給京都四條的一片土地蓋建教堂，並且起名為「永祿寺」。比叡山延曆寺的僧侶聞聽此事大為惱火，於是向朝廷提起訴訟，稱：「以年號為寺名，乃是無比的殊榮，全日本寺廟也只有我們延曆寺有資格並且也得到了這種殊榮，南蠻邪教，怎敢與鎮護日本的延曆寺相比肩呢？」信長無奈，只好將永祿寺改名為南蠻寺。
拉回來再說弗洛伊士對信長的描述，他在後來在寫給耶穌會的信件中這樣描寫信長的外貌：「他是尾張國三分之二殿下（指織田信秀）的第二個兒子，統治日本的時候三十七歲（指姊川合戰當年）。此人個高而瘦，毛髮稀少（相對於歐洲人來說，亞洲人當然毛髮稀少啦），語速很快。」
弗洛伊士的這些信件，後來被集成《日本史》一書。此外，在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