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民眾犯錯誤不是政府的功能，而阻止政府犯錯誤才是民眾的作用。
——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羅伯特·H·傑克遜(1950)
在我們這顆飽受煩擾的小星球上，人類生活中的一個事實是，發生在專制政府管理下的國家廣泛存在的濫用酷刑、饑荒，而且政府本身的瀆職罪遠比民主國家為多。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因為在出現錯誤行為時，前者的統治者下野的可能性遠比後者要小。這就是政治中的錯誤修正機制。
科學的方法——與其所有缺陷——可以用來改進社會、政治和經濟體系。我想不管採用什麼樣的改進標準，這一點都是正確的。如果說科學離不開實驗，那麼，社會和政治的改進的實驗怎樣進行呢？人類不是電子，也不是實驗用老鼠。但是，國會的每一項法案、最高法院的每一項裁決，每一個總統發布的國家安全命令、每一個最優惠利率的變化都是一種實驗。經濟政策中的每次變化、優先發展項目基金的每次增加或減少、每一次對犯罪判刑的加強都是一種實驗。更換針頭、使公眾免費使用避孕套、使用大麻煙為非刑事案件，這些都是實驗。不支持阿比希尼亞反對義大利，阻止納粹德國入侵萊茵蘭地區是一種實驗。東歐、蘇聯和中國的共產主義是一種實驗。精神病醫療或監獄的私有化是一種實驗。日本和西德在科學技術上大量投入，但在防務上不進行投入——結果導致經濟的迅速增長——是一種實驗。西雅圖允許公民可以持槍用來自衛，而其鄰居加拿大的溫哥華卻不允許，因而西雅圖的槍殺犯罪率高於溫哥華5倍，使用手槍自殺的比例高於溫哥華10倍。槍支使得人們由衝動而造成的殺人變得容易，這也是一種實驗。在所有的這些事例中，都沒有進行足夠的控制實驗，或者說變數沒有完全分離。然而，政策思想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和經常有用的程度上進行實驗。由於社會實驗的結果似乎在意識形態上無法鑒定，實驗所造成的巨大浪費經常被人們忽視。
現今地球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21世紀中葉感到樂觀。我們面對著大量細微而複雜的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巧妙而精細的解決辦法。由於不存在社會組織結構的演繹理論，因此，我們唯一的求助對象就是科學試驗——在小範圍內(如社區、城市和州)用多種方式進行試驗。在公元前5世紀的中國，獲得總理大臣特權的一個方法是你必須在你家所在地或省建構一個政府模式。這正是孔子一生中的重大失誤，他從未進行過嘗試，對此他感到悲哀。
即使我們對歷史進行一次隨意審視，便會發現我們人類有一種不斷地犯同一種錯誤的悲哀傾向。我們害怕與我們稍有差別的陌生人或其他人。當我們害怕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擺布別人。我們有隨時可以被利用的情感系統，當這些系統被觸動時，強烈的感情就會被釋放出來。我們會被聰明的政治家操縱得毫無察覺。當我們有了我們感覺好的領導，我們就像催眠師最易擺布的受試者一樣，我們樂意去做他想讓我們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即使有些事情我們明知是錯誤的。聯邦憲法的制訂者是歷史的學生。他們在認識到人類處境的前提下，一直力圖發明一種手段，以保證我們的自由，來自自己的限制另當別論。
一些美國聯邦憲法的反對者堅持認為，聯邦憲法從沒有起過作用。紐約州州長喬治·柯林頓認為，在這種「氣候、經濟、道德、政治和人都不同」的國家實行共和政府形式是不可能的。弗吉尼亞的帕特里克·亨利宣稱，這樣的政府，這樣的聯邦憲法，「與世界各國的實踐相違背」。即使如此，人類還是進行了這種實驗。
創建美利堅合眾國的人中從事科學發現的人很多，他們對問題的看法也是基本相同的。超越於任何個人觀點的，任何著述、任何啟示的最高權威——正如《獨立宣言》中所說——是「自然的法則和自然的上帝」。本傑明·富蘭克林在歐洲和美國被推崇為電物理學新領域的奠基者。在1789年的聯邦制憲會議上，約翰·亞當斯反覆求助於機械平衡模擬，其它人則對威廉·哈維的血液循環的發現感興趣。在以後的歲月中，亞當斯寫道：「所有人從出生到死亡都是化學家……。物質世界就是化學實驗。」詹姆斯·麥迪遜在他的《聯邦主義者論文集》(The Federlist Papers)中使用了化學和生物的隱喻手法。美國革命家是深受歐洲啟蒙運動精神影響的人，歐洲啟蒙運動為人們理解美國的起源和目標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美國歷史學家柯林頓·羅西特寫道：「科學及其哲學推論可能是決定18世紀美國命運最重要的知識力量……。富蘭克林僅是一批已經認識了科學方法和民主進程密切關係的目光遠大的殖民主義者之一。自由的研究、信息的自由交流、樂觀主義、自我批評主義、實用主義、客觀性——所有這些形成未來共和國的因素在18世紀即已繁榮的科學界就已經形成並生機勃勃，充滿活力了。」
托馬斯·傑斐遜是科學家。這是他對自己的描述。當你參觀他在弗吉尼亞蒙特塞羅市的家時，一進家門你便會發現他對科學巨大興趣的足夠證據——不僅僅是他擁有的數量巨大、種類多樣的圖書，還有複印機、自動門、望遠鏡以及其他一些裝置，有些還是19世紀早期的尖端技術製造的。其中有些是他的發明，有些是他複製的，有些則是他買來的。他進行過美國和歐洲植物和動物的比較研究，挖掘過化石，還用微積分來設計一種新型的犁。他精通牛頓物理學原理。他說他命中注定要成為一個科學家，但是在獨立戰爭前的弗吉尼亞沒有機會成為科學家。有更緊急的事情需要他去做，於是他投身到發生在那個時代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中。他說，獨立戰爭勝利後，後代人就可以全身心地投身於科學和學術中了。
傑斐遜是我早期崇拜的英雄之一，不僅是因為他有深厚的科學造詣(儘管科學知識對他政治哲學觀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幫助作用)，而且是因為他在世界範圍內推廣民主制度中比其他所有人都貢獻更大。這種思想——那時令人興奮、激進和革命的(在現今世界的許多地區也還是如此)——指出，不是國王、牧師、大城市老闆、獨裁者、軍隊集團，有錢人組成的事實上的陰謀集團，而是普通的民眾，共同努力管理國家。傑斐遜不僅是這場革命主要的理論家，而且他也以最現實的方式投身於其中，同他人一道開始了從那時起即令世界欽佩和效仿的政治大實驗。
傑斐遜於1826年7月4日死於蒙特塞羅。剛好是美國發布由他起草的激動人心的文件——《獨立宣言》50周年的日子。這個宣言曾受到獨裁統治、貴族統治和國家支持的宗教勢力所統治的各國的保守主義者的痛罵，這些統治勢力正是當時的保守派所極力維護的。在他臨死前幾天寫的一封信中，他寫道，正是「科學的光芒」告訴了我們「並不是人類大眾生來便背著枷鎖」，也不是少數被偏愛的人生來便「高官顯赫，榮華富貴」。他在《獨立宣言》中寫道：我們所有的人都毫無疑問地擁有同樣的機會，擁有同樣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假如1776年對於「所有人」的定義是令人感到可恥地不完全的話，那麼《獨立宣言》的精神就不可能如此高尚，以至於今天「所有人」的含義更為廣泛。
傑斐遜是個向歷史討教的學生。這個歷史不僅是那個頌揚我們自己的時代、國家或種族的既抱怨又不對其有任何傷害的歷史，而且也是那個說明我們真實的人類、我們的弱點以及我們的力量的真實歷史。歷史告訴他，如果給予富人和權貴一半的機會，那他們就會去偷、就會去壓迫別人。在他任美國駐法國大使期間，他用自己的所見所聞描述了歐洲國家的各個政府。他說，在政府的主張下，它們的國家已經被分成兩個階級：狼和綿羊。傑斐遜說，當一個政府將所有的權力交於統治者而無人監督時，那麼這個政府就將墮落。因為統治者——真正實行統治行為的人——將會濫用民眾的信任。他說，民眾本身是唯一具有遠見卓識的可信賴的力量。
但是他擔心，民眾——這個觀點可以追溯到修昔底斯和亞里士多德--是很容易被誤導的。所以他提倡保護性措施和保險性政策。其中一個措施是在聯邦憲法上確定權力分離。與此相適應，各個追求各自利益的利益集團，要相互制衡，防止國家機構失去控制，損害國家利益。這些機構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眾議院和參議院，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同時他還充滿激情地不斷強調，對民眾來說，理解政府所承擔的風險和利益、教育自己以及參與政治過程是很重要的。他說，沒有這些措施，狼將控制整個國家。下面這段搞自《弗吉尼亞筆錄》的文字，強調指出那些手中握有大權的無恥之徒如何尋找他們可以利用的軟弱區域：
地球上的每個政府都具有某些人類弱點的形跡，都有一些腐敗、墮落的蛀蟲。他們的狡詐遲早會被發現，他們的道德墮落會在他們沒有察覺的情況下被公眾所了解、所探察、所深究。當政府效忠無人監督的統治者時，這個政府便開始墮落。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只有自己保護自己。即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