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裡有懷疑，哪裡就有自由。
——拉丁諺語
1939年紐約世界博覽會題目為「未來世界」，這個展覽使我這個來自最封閉的布魯克林市的小觀眾目瞪口呆。僅從這個主題上看，它在向我們說明我們會擁有一個未來的世界，即使是最不經意的一瞥也足以證明它將比1939年的世界更加美好。儘管我沒有注意到那些細微的異常情況，但是許多人在人類歷史上最殘暴、最不幸的戰爭開始前夕仍渴望著能消除對戰爭的恐懼和疑慮。我知道至少我將在未來的世界中成長。博覽會所展示的明亮而光輝的「未來」令人嚮往、充滿希望。而被稱做科學的東西顯然是實現美好未來的手段。
但是如果博覽會的活動稍稍有所不同，那麼，它給我的教益可能就會大得多。光彩的場景後面是殘酷的爭鬥。大出風頭的是博覽會主席和主要發言人格羅弗·惠倫，他曾是公司董事，後來在前所未有的警察殘暴統治時期任紐約市警察局局長，還是公共關係的改革派。正是他希望博覽會大廈主要用於商業性、工業性，特別是消費品的展覽，也正是他使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堅定不移地認為應該建造奢侈的國家級的豪華建築(後來他還抱怨他經常不得不敬法西斯式的禮)。據一位設計師說，展覽會的層次只適應12歲兒童的智力。
然而，正如美國大學的歷史學家彼得·庫茲尼克所描述的那樣，包括哈羅德·尤里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內的一群傑出的科學家認為，將科學介紹給公眾是為了科學本身的發展，而不是僅僅為了出售一點科學小成品。傳播科學的重點在於科學的思維方法，而不僅是介紹科學的成果。他們堅信廣大公眾對科學的理解是抵制迷信，防止執拗偏狹思維方式的有效手段。正如科普專家沃森·戴維斯所言：「科學之路即民主之路。」另一位科學家甚至認為，公眾對科學方法的理解將會起到「最終戰勝愚昧」的作用。這是一個很重要，但也很難實現的目標。
事情很明顯，儘管科學家不斷地提出抗議和要求按嚴格的科學原則辦科學博覽會，但是，博覽會的展品中基本上沒有真正的科學內容。儘管如此，還是有一些細微的科學思想滲透到我的腦海之中，對我童年時期的思想進步具有幫助作用。公司和消費者仍是博覽會關心的重點，而且基本上沒有涉及到科學思維方式的展覽內容，也沒有起到保障自由社會發展的作用。
半個世紀後，恰值蘇聯解體前夕，安·德魯彥和我在莫斯科城外一個叫做佩里德爾基諾的小村莊里參加一次宴會。這個小村莊是共產黨官員、退休將軍及一些受寵知識分子的消夏之地。這裡充滿著對新自由——特別是表達自己思想，即使是政府不喜歡聽的思想的權利——的渴望的氣氛。蘊藏在公眾中的日益增長的期望正在迅速發展。
但是，儘管蘇聯已經開始提倡開言路(glasnost)，但是在人們中間還是廣泛存在著許多疑惑。當權者真的允許自由開展對他們的批評嗎？言論、集會、新聞、宗教信仰的自由真的會被允許嗎？從未體驗過自由的人能夠承受這種壓力嗎？
在宴會中，有些蘇聯公民表達了他們不畏艱辛奮鬥了幾十年的對自由的嚮往之情，而這種自由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他們確實受到美國民主實驗的鼓舞。在這個現實世界中所做的實驗告訴人們，任何一個民族，甚至是多元文化和多種族的民族，只要這些自由受到理性的保護，那麼，這個民族就必定能夠生存和繁榮。他們的話題甚至談到自由會使一個國家獲得越來越多的繁榮昌盛的機會，尤其在高技術和飛速發展的年代中，自由和科學技術發展的命運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二者總是同起同落。科學和民主的開放性、它們要實現的目標，都要經過實驗進行判斷，而實驗則與思維方式密切相關。
宴會上人們頻繁祝酒，就像在蘇聯這種國家人們吃飯時的習慣一樣。給我留下了最深印象的是一位世界著名的蘇聯小說家。他站起身來，舉起酒杯，凝視著我們說：「這杯酒獻給美國人。他們享受到一點自由。」他停頓了一下又補充道：「而且他們知道如何保護自由。」
果真如此嗎？
《人權法案》墨跡未乾之時，政治家們就找到了推翻它的途徑——利用恐懼和愛國熱情。1798年，在朝的聯邦黨知道，種族和文化偏見是容易激發的民族情緒。聯邦黨利用法國和美國的緊張關係以及人們普遍存在的法國和愛爾蘭移民天生就不適合成為美國人的憂慮，通過了一套法案，即眾所周知的《客籍法和鎮壓叛亂法》。
一個法律將公民居留權增加了5-14年(法國和愛爾蘭血統公民通常投票支持其反對派，即托馬斯·傑斐遜的民主共和黨)。《客籍法》賦予約翰·亞當斯總統可以驅逐任何他認為可疑的外國人的權力。一個國會議員說：「令總統不安的是新犯罪。」傑斐遜認為，制訂《客籍法》的目的就是為了驅逐法國歷史學家和哲學家C·F·沃爾尼、著名的化學家族的權威皮埃爾·塞繆爾·杜邦·德尼莫爾、氧的發現者、英國科學家約瑟夫·普里斯特烈以及天才的先知先覺者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這樣的科學家的。在傑斐遜看來，這正是美國所需要的人才。
《鎮壓叛亂法》將出版對政府所進行的「錯誤的或惡意的」批評的文字或者鼓動反對該法中的任何條款都視為非法。20多人被捕，10多人被判有罪，更多的人受到搜查或者受到必須保持沉默的威脅。傑斐遜說：這個法令試圖「通過確定所有對於聯邦黨官員和政策的批評都為犯罪，來打擊所有政治上的反對勢力」。
傑斐遜剛剛當選總統後，即1801年剛開始總統任期的第一個星期，就對《鎮壓叛亂法》的所有受害者實行大赦。他說，因為該法違反美國的自由精神，這好比國會命令我們所有人都俯下身五拜祭一頭金牛。1802年，《客籍法和鎮壓叛亂法》的內容被從各種書籍中刪除。
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內，使法國人變得瘋狂的情緒和「瘋狂的愛爾蘭人」對我們形成了一種嚴重的威脅，好像我們願意放棄最為寶貴的自由，彼情彼景，不堪回首。讚賞法國和愛蘭爾的文化成就，主張賦予他們同等的權利，在實踐中就會被保守人士詆毀為溫良恭儉讓——不現實的政治改良，但正是這種主張在管理社會中總是有效的。後來似乎出現了偏差。到出現偏差時，我們就必定被捲入新的一股狂熱之中。
那些不惜一切代價謀求權力的人總是在尋找社會弱點，唯恐不能實現權力的夢想。其原因可能是由於當時的種族差異造成的，也可能是皮膚中色素含量不同，哲學或宗教信仰不同，也可能是吸毒、暴力犯罪、經濟危機、學校禱告或者「褻瀆」(書面語，意指侮辱神聖的東西)國旗。
無論遇到什麼問題，快速的解決方法就是從《人權法案》中減掉一些有關自由的內容。確實如此，1942年，日裔美國人受《人權法案》保護，但是我們卻隨隨便便地就將他們抓起來，畢竟這是戰爭時期嘛。憲法中也確實有禁止無證據搜查和拘禁的條款，但是我們正在打擊販毒吸毒的戰鬥，而且，暴力犯罪已經超出控制範圍。言論自由也是不假，但是我們不想讓外國作家在美國大肆傳播外國的意識形態，難道我們不是這樣做的嗎？每年我們都會有不同的借口，但是結果都是一樣的：更多的權力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並壓制各種不同的觀點——儘管經驗已經明確地告訴我們這種做法是多麼危險。
如果我們不知道我們能做什麼，我們就無法評價保護我們自己免受別人迫害的措施。我在談論外星人綁架地球人問題時曾談過歐洲搜捕女巫的狂熱行為。我希望讀者能夠諒解我重談這個問題的政治背景，我們可以通過這個問題管窺人類的自我認識能力。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15世紀到17世紀搜捕女巫時，那些宗教和政權機構所提供的被認為是可接受的證據和審判的公正性，我們就可以看出，18世紀的美國憲法和《人權法案》中許多新鮮而獨特的特點就清晰可見了：陪審團的判決、反自陷法網禁令、反對酷刑和非正常懲罰禁令、言論和出版自由、審訊正當程序、權力制衡以及教會與國家分立。
弗里德利希·馮·希培(發音「Shpay」)是一個耶穌會牧師，他不幸聽到了那些在德國維爾茨堡市被指控為從事巫術活動的人的懺悔(見本書第7章)。1631年，他出版了《謹防控告人》(Cautio Criminalis)一書，書中揭露了教會和國會聯手製造的對無辜大眾實行的恐怖主義的實質。他在未受處罰之前死於瘟疫，死時仍是一個普渡眾生的教區牧師。以下是他的具有警示意義的書中的一段摘錄：
1.令人難以置信，在我們德國人中，特別是(說到此，我感到羞恥)在天主教徒之中普遍存在著迷信、妒忌、污衊、中傷、含沙射影等等做法，這些做法既不受懲罰也不遭到排斥，卻開始了對巫術的懷疑。對所有的一切負責的不再是上帝或自然，而是巫師們。
2.因此人人都叫嚷著要地方法官對巫師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