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揚起塵土是因為風想要吹拂大地，帶走我們的足跡。
——《澳洲叢林民間傳說》收藏家W·H·I·布里克和L·C·勞埃德編輯L·C·勞埃德(1911)
當一個原始人追蹤他的獵物，每時每刻他都在使用細緻的觀察，準確的歸納和演繹推理，如果將這些應用於其它事物，將使他獲得懂科學的人的聲望……一個「好的獵手或戰士」的腦力勞動大大超過了一個普通的英國人。
——托馬斯·H·赫胥黎《散文精選，第二卷，達爾文：散文》(倫敦：麥克米蘭，1907)選自《達爾文先生的評論》175-176頁(1871)
為什麼這麼多的人發現科學既難學又難教？我嘗試提出幾個原因——它的精確，它的非直觀的和令人不安的外表，它的被誤用的前景，它的獨立於權威的特性，等等諸如此類。但是，是否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呢？阿蘭·克魯默是一位波士頓東北大學的物理學教授。在課堂上，他驚訝地發現如此之多的學生不能掌握最基本的概念。在《不平常的觀念：科學的異端性》(1993)中，克魯默提出科學之所以難是因為它不斷推陳出新。他寫道：我們，一個具有幾十萬年曆史的物種，僅僅在幾百年前才發現了科學方法。例如書寫，只有幾千年的歷史，而我們至今還沒有掌握它的訣竅——或至少是因為沒有進行非常嚴肅和積極的研究而未能做到。
他認為，如果排除歷史事件的巧合，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發現科學：
面對科學的諸多顯而易見的成就和益處，我們仍然敵視它，……僅此即可證明它是處於人類發展的主流之外的一個事物，也許只是一個意外和僥倖。
中華文明發明了活字印刷、火藥、火箭、指南針，地動儀，還系統地對太空進行觀測並將其載入史冊。印度數學家發明了零，使算術得以順利發展因而推動了關於量的科學的進步。阿茲台克文明建立了比歐洲文明還要先進的曆法，他們能更為準確地長期預測星球的位置，而他們自身卻被歐洲文明淹沒和毀滅了。但是這些文明中沒有一個，克魯默說，建立了懷疑的、提問式的和採用實驗方法的科學。所有這些全都來自古希臘：希臘人客觀性思考的發展需要一些特定的文化因素，首先是議會制。在那裡，人首先學會通過理性的辯論來說服別人；其次是一種海洋經濟，防止了孤立和狹隘主義；第三是周圍一個廣大的希臘語世界的存在，旅行者和學者可以周遊四方；第四是獨立的商人階層的存在，他們可以僱傭自己的教師；第五是《伊里亞特》和《奧德賽》，文學傑作本身就是自由的理性思維的縮影；第六是宗教文學並未控制在教士手中；第七是將這些因素堅持了1000年。所有這些因素合在一起構成一個偉大的文明是非常幸運的；它沒有發生第二次。
我贊成其中的部分論點。古代愛奧尼亞人，就我們所知，最早系統闡述了是自然律和自然力，而不是神，決定了世界的秩序甚至世界的存在。就像盧克萊修所總結的他們的觀點：「自然生而自由，擺脫了她高傲的主人，可以認為，所有的事情都是自發產生的，沒有神的干預。」然而除了在第一周的哲學引論課之外，早期愛奧尼亞人的名字和觀點幾乎永遠不會在我們的社會中被提到。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似乎易於被人們遺忘。我們並不渴望保留對這些懷疑論者的記憶，更不要說他們的想法。試圖以物質和能量的方法解釋世界的英雄們在許多文化中出現許多次，只是被教士和壟斷傳統智慧的哲學家從歷史中抹掉了——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時期之後愛奧尼亞人的觀點幾乎完全失傳了。許多種文化，經歷了許多次這樣的嘗試，但只有在很少的機會下這種思想能生根發芽。
僅僅在1萬或1.2萬年之前，植物和動物被種植、馴化，文明才開始。愛奧尼亞人的嘗試距今有2500年了，而它幾乎完全被抹去了。我們可以看到古代中國、印度和別的地方通向科學的足跡，儘管是蹣跚的、不完全的和少有成果的。但是，假設愛奧尼亞人從未存在過，希臘科學和數學從未興盛過，是否可能科學便再也不會在人類歷史中產生？或者，考慮到許多文化和許多其他的歷史進程，在某個地方，或早或晚——比方在印度尼西亞的島嶼，或在未被征服者干擾的中美洲文明邊沿的加勒比，或在黑海岸邊的挪威殖民地——難道不會出現各種因素恰好彙集使科學登上舞台的情況嗎？
我認為，科學思考的主要障礙不在於問題本身的困難，即使是受壓抑的文化也要依賴複雜的智力成果。薩滿教巫師、術士和神學家在他們複雜而神秘的技藝中也有高超的技巧。不，阻礙來自政治或僧侶的統治。在那些缺乏新的挑戰，不管外部的還是內部的文化中，也就不需要根本的變化，因而不需要鼓勵新穎的想法。實際上，在這種情況下，異端可以被宣布是危險的；思想可以變得僵化；對不允許有的想法的制裁可以強化--都不會有太大損害。但是，在各種各樣的不斷變化的環境、生態或政治條件下，只是照搬老一套再也起不了什麼作用。那麼，那些不盲目遵循傳統，也不試圖把自己的好惡強加給自然的或社會中的一切，而是樂於接受宇宙教給人們的東西的人將得到獎賞。每個社會必須決定，在開放和僵化的連續統一體之間，安全點存在於何處。
希臘數學向前邁出了光輝的一步，而另一方面，希臘科學——它最初的發展是很幼稚的並且通常對實驗矇昧無知——充滿了錯誤。他們相信視覺依賴於像雷達一樣從我們眼裡發出的一種波，在我們看到的物體上反射回眼中，卻無視我們在夜裡看不見東西這一事實。(然而他們在光學方面有了重要的進步。)不考慮孩子和母親明顯的相像，他們相信遺傳特徵只由精子攜帶，女性只是被動的貯藏所。他們相信一塊水平拋出的石塊會得到某種浮力，因而比同時同高度垂直下落的石塊在空中停留時間長。對於簡單幾何圖形的迷戀使他們認為圓是「完美的」；不考慮「月中人」(月亮中的暗影)和太陽黑子(偶爾在太陽落山的時候可以用肉眼看到)，他們堅持天空也是「完美的」；所以，行星軌道一定是圓的。
僅僅是脫離迷信還不足以使科學成長。人們還必須想到向自然提問，並通過實驗驗證。這方面有一些出色的例子——如厄拉多塞對地球直徑的測量，或恩培多克勒闡釋空氣物質性的漏壺實驗。但是在一個手工勞動被認為是低下的，是只適合奴隸乾的社會中，比如傳統的希臘-羅馬世界，實驗方法是不會興盛起來的。科學要求我們既擺脫嚴重的迷信又擺脫嚴重的偏見，教會和世俗政權強加的迷信和偏見常常是狼狽為奸。毫不奇怪，政治革命，對宗教的懷疑主義和科學的興起會同時發生。從迷信中獲得自由是科學的必要而非充分的條件。
同時，不可否認，從中世紀的迷信轉變到現代科學的過程中，像受到了一種最重要觀念的深刻影響，那就是，一個創造了宇宙的至高無上的上帝不只創建了人們賴以過活的戒律還建立了自然本身必須遵循的法則。17世紀德國天文學家約翰尼斯·開普勒——沒有他牛頓物理學也許就不會產生——描述他對科學的追求就是希望了解上帝的想法。在我們的時代，頂尖科學家，包括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斯蒂芬·霍金，也用相似的語言描述了他們的追求。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和中國技術史專家李約瑟也提出非西方文化中科學發展所欠缺的是一神論。
然而，我想，在這1000年中對這一論點的有力反證正在向我們呼喊。
狩獵小組跟蹤蹄印和其它蹤跡。他們在一片樹林旁暫停了一會兒。他們蹲下來仔細地檢查蹤跡。他們所一直追尋的蹤跡被另一條穿過了。很快，他們統一了意見，確定了是哪一種動物，有多少，歲數和性別，有沒有受傷的，跑得多快，跑過去多長時間了，有沒有別的獵人也在追蹤，小組能不能追上獵物，如果能追上要花多少時間。決定作出後，他們輕拂他們將追尋的蹤跡，牙齒間發出像風一樣輕微的聲響，然後大步慢跑。儘管背著弓和毒箭，他們繼續已經開始了幾小時的馬拉松錦標賽。他們幾乎總是在地上準確地讀出訊息。野牛或羚羊或霍加披(像長頸鹿的動物)就在他們想到的地方，數量和情況正像他們所估計的一樣。狩獵很成功。獵物被帶回了臨時的營地。每個人飽餐了一頓。
這段多少有些典型的關於狩獵的短文是對坤桑人的描述，他們居住在博茨瓦那和納米比亞共和國的卡拉哈里沙漠。不幸的是，他們正處於滅絕的邊緣。但是數十年來，人類學家對他們和他們的生活方式進行了研究。坤桑人過著一種典型的採獵生活方式，我們人類也許就是在這種方式下度過了大部分的時間——直到1萬年前，植物和動物被種植馴化，人類的狀況發生了改變，也許是永遠的改變。由於他們具有這種傳奇式的本領，在南非與「前線國家」的戰爭中，他們被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軍隊招募來搜尋人。與南非白人軍隊的各種不同方式的接觸加速了坤桑人生活方式的毀滅——實際上，這種生活方式隨著幾個世紀以來與歐洲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