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什麼事物會因為不完美而失去真實。
——來自邁克爾·法拉第的評論，(1791-1867)
洞見，未經檢驗和證實，就不能保證其充分的真實性。
——伯特蘭·羅素《神秘主義與邏輯》(1929)
當我們被要求在美國法庭上起誓我們將講「真話，完整的真話，而且只講真話」時，我們其實是在被要求做不可能的事情。顯然誓言完全超出了我們的能力。我們的記憶難免有錯誤，甚至科學真理也僅僅是一種近似。而且我們幾乎對整個宇宙都是無知的。然而，也許一個人的生命就依賴於我們的證詞。起誓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講真話，完整的真話，而且只講真話就是一個合理的要求了。如果沒有這一限制性的詞句，那麼，這一要求就是絕對無法滿足的。但是這樣一個限制，儘管與人類的實際情況一致，卻不能被任何法律系統所接受。如果每個人僅僅是根據個人的判斷講真話，那麼，應受指控或令人尷尬的事實就會被隱瞞，事件被遮掩，罪行被隱藏，責任被逃避，正義被否認。所以，法律所努力追求的是一個不可能達到的精確的標準，我們只能儘力而為。
在挑選陪審團成員的過程中，法庭需要確保判決以事實為依據。這就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以消除偏見。法庭認識到了人類的缺陷。候選的陪審員是否與地方檢察官、原告或辯護律師有私交？法官和其他陪審員又是什麼情況？陪審員形成的意見是來自法庭上擺出的事實還是審判前的宣傳？與來自被告方證人的證據相比，陪審員是更重視還是更輕視來自警方的證據？她對被告方的倫理傾向有偏見嗎？陪審員是否住在犯罪現場的附近，因而使她的判斷受影響呢？對於專家證人將要證明的情況，她具有相應的科學背景知識嗎？(這常被認為是對她不利的。)她有親戚或關係密切的家庭成員從事執法或刑法方面的工作嗎？她自己是否曾與警方發生過口角，從而影響她在審判中的判斷呢？她是否有好朋友或親屬由於相似的指控而被捕？
美國的司法體系認識到了很多可能妨礙我們判斷或影響我們的客觀性的因素，例如傾向、偏見和經驗。有時甚至連我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在刑事審判中，該體系在保證審判程序不受那些將決定被告有罪或無罪的人的人性弱點的影響方面，甚至到了過分的程度。即使這樣，審判程序在保證公正方面仍時有失敗。
當我們對自然界提問，或者當我們試圖對政治、經濟、宗教和倫理的關鍵問題作出決定的時候，我們為什麼總不滿足呢？
如果始終如一地加以應用，科學會為人們帶來許許多多的禮物。作為交換，科學也會強加給人們某種繁重的負擔：我們被告誡，不論感到多麼不自在，我們都應該科學地看待我們自己和我們的文化傳統，不要不加批判地接受我們聽到的事情。儘可能地克服我們的一廂情願、自負的想法，拋棄未經檢驗的信仰，實事求是地審視自己。我們能夠誠心誠意地、勇敢地進行天體運動或細菌基因學研究而不論其研究將把我們引向何處，但又宣稱對物質及人類行為本源的研究「禁止人內」嗎？因為科學推理的解釋力量是如此強大，一旦你掌握了它的技巧就會渴望到處應用它。但是，在我們深刻審視自己的過程中，我們也許對那些在面對這個充滿恐怖的世界時給人以安慰的觀念提出挑戰。我意識到前面章節中的某些討論就具有這樣的特點。
當人類學家調查構成人類大家庭的成千上萬個迥然不同的文化和種族的時候，他們驚奇地發現不論其社會多麼異乎尋常總是被認為理所當然共有的特點是如此的稀少。例如，在某些文化中——烏干達的伊克族就是其中之一——十誡看上去是被有組織、有系統地抹煞了。有的社會拋棄老人和新生兒，有的吃掉他們的敵人，有的將海貝或豬或年輕的女人作為貨幣。但是他們都嚴格地禁止亂倫，都使用技術，並且幾乎都信仰神和精靈的超凡世界——神和精靈的形象都與他們居住的自然環境和他們所吃的植物、動物的形態相聯繫。(那些相信天上住著至高無上的神的部族顯得最為兇惡——比如折磨他們的敵人。但是，這僅僅是一個統計結果，尚未發現其內在的必然聯繫，儘管一些猜測是自然而然地出現的。)
在每個這樣的社會中，都珍藏著一個與平凡的世界共存的神話和隱喻的世界。人們試圖使兩個世界相統一，在兩個世界連接處的粗糙的邊界被禁止涉及和忽略掉。我們隔開了這兩個世界。一些科學家也在做同樣的事情，不費力地穿行於充滿懷疑的科學的世界和充滿輕信的宗教信仰的世界而不忽略一絲一毫。當然，這兩個世界之間的差別越大，人們的未被打擾的良知就越感到不安。
人的一生是短暫而變化莫測的，當科學不能解除人們極大的痛苦的時候，剝奪他們通過信仰獲得的安慰就顯得有些殘忍。那些經不起科學的重負的人可以不受約束地忽略科學的箴言。但是我們不能零零碎碎地擁有科學，在覺得安全的地方就應用它，覺得受到威脅就忽略它，而且，我們還沒有明智到能夠這樣做的地步。除非將大腦封進相互隔開的密封倉里，否則人怎麼可能在坐飛機、聽廣播或注射抗菌素的同時又認為地球只有1萬年曆史或所有屬人馬座的人都是喜歡社交和待人友善呢？
我曾經聽說過一個懷疑論者變得傲慢、蔑視別人嗎？當然。想起來使我沮喪的是，我甚至常常在自己的話里聽見那讓人不快的腔調。在這個問題的兩方面都存在人性的缺陷。甚至當科學的懷疑主義被小心翼翼地應用的時候，也會出現傲慢、教條、殘忍和不考慮他人的感受和深深持有的信仰的情況。應該說，某些科學家和熱忱的懷疑論者直言不諱地使用他們的工具而不講一點技巧。有時似乎是懷疑的結論先出現，在證據被驗證之前，而不是之後，爭論就被排除了。我們都珍視自己的信仰。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是自圓其說的。當某個人以基礎不牢為由挑戰我們的信仰體系，或者，像蘇格拉底一樣，只是提出我們未考慮過的讓人難堪的問題，或論證我們已經拋棄了的潛在的關鍵假設，這就不再是對知識的探索，而像是對個人攻擊了。
那些首先提出將懷疑神化為好奇心的主要優點的科學家清楚地闡明，懷疑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勒內·笛卡兒寫到，
我不去模仿那些總是裝做不能確定，為懷疑而懷疑的懷疑論者；相反，我的全部目的在於確定性，將漂流物和沙子挖走直到到達下面的岩石或粘土層。
在懷疑主義有時用於公眾關心的問題的方式上，人們傾向於輕視、貶低或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不論是否帶有欺騙性，迷信和偽科學的支持者像懷疑論者一樣懷著真實的情感，試圖發現世界是如何運轉以及我們在其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的動機和科學是一致的，如果他們的文化沒有賦予他們從事偉大探索所需要的所有工具的話，讓我們善意地緩和對他們的批評，畢竟，沒有一個人是生來就全副武裝的。
顯然懷疑主義的應用是有限度的。使用某種成本效益分析是必要的，如果神秘主義和迷信給人帶來舒適、安慰和希望，而這種信仰帶來的危險相應地就會低，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原諒自己呢？但是問題是複雜的。假定你搭乘一輛大城市的計程車，而且你剛坐下，司機就開始高談闊論傳說的另一種族群體的邪惡和低劣等，明知「沉默表示贊成」，你的最佳反應應該是保持沉默嗎？還是在道義責任的驅使下與他爭論，表達你的憤怒，甚至離車而去——因為你知道每一次沉默的贊成將會鼓勵他下次繼續這樣做，而強烈的異議會促使他下次三思而後行？同樣，如果我們對神秘主義和迷信給予太多的沉默的支持——甚至當這看來有點益處的時候——我們就是支持這樣一種風氣：懷疑主義被認為是無禮，科學令人討厭，嚴謹的思考被看做是乏味和不合時宜的。達到一種審慎的平衡是需要智慧的。
超自然現象科學研究委員會是一個由科學家、大學教師、魔術師和其他投身於懷疑和調查正在出現或已經盛行的偽科學的人組成的組織。它是由布法羅大學哲學家鮑爾·克茨於1976年建立的，從一開始我就被其接納為會員。它的名稱的縮寫CSICOP的發音是「Sci-Cop」(科學警察)——好像是一個履行警察職能的科學家的組織。那些被CSICOP的調查所揭露的人有時這麼抱怨道：委員會對每一個新想法都抱有敵意，它那膝跳反射式的揭露行動將會達到荒謬的程度，它是一個治安維持會式的組織、一個新的宗教法庭，等等諸如此類。
CSICOP並不完美。在某些情況下，這樣的批評是有一些道理的。但是以我的觀點看，CSICOP發揮了重要的社會功能——作為一個著名的組織。當社會媒體希望聽到傳說的另一面的時候可以求助於它，特別是當某一偽科學的驚人宣稱被認為具有新聞價值的時候。通常(而且全球大多數新聞媒體仍然是)每一個會飄浮的宗師、訪問外星人的人、能夠溝通陰陽的人和信仰治療者一旦成為媒體的焦點，將會被不加證實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