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心靈——還能前進多遠？
在哪裡它的膽大妄為會達到極限？
如果人類的邪惡與人類的生命
以一定的比例僧長，
如果子孫總是在邪惡方面
超過他們的父輩，
那麼
眾神只有再增加一個世界
才能容納所有的罪人。
——歐里庇得斯《希波里特斯》(公元前428年)
在戰後哈里·S·羅伯特·杜魯門總統的一次會議上，J·羅伯特·奧本海默——曼哈頓核武器計畫的科學總監——悲哀地評論說，科學家們的手上沾滿了鮮血，他們已經認識到了罪惡。之後，杜魯門指示他的助手說，他再也不想見到奧本海默了。有時，科學家們由於做了壞事受到嚴厲批評，有時則是因為對科學可能被用於罪惡目的而受到警告。
更普遍的情況是，科學受到責備是因為科學和科學的產品被認為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在倫理上是模稜兩可的，既可以用來做好事也可以用來做壞事。這是一個古老的指控。它也許可以追溯到製作薄片狀的石制工具和火的使用的年代。由於自從人類的第一個成員誕生之前，技術就與我們的祖先一直相伴，我們是一個技術型的物種，因此，這個問題與其說是一個關於科學的問題，不如說是人類本性的問題。我這樣說並不意味科學對其成果的誤用可以不負責任。恰恰相反，科學負有重大的責任，它的產品威力越大，它的責任越大。
就像攻擊性武器和其市場派生物，對那些可以改變我們賴以生存的全球環境的技術的使用應該慎之又慎。是的，迄今為止，我們的前輩已經做到了這一點。而且，像我們一直在做的一樣，我們在開發新的技術。但是，當我們一直具有的缺點與其破壞能力相結合的時候，我們就必須對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空前的整個星球範圍內建立一種新的道德觀。
有時，科學家們試圖通過兩方面來達到這一點：一方面稱讚那些豐富了我們生活的科學應用；另一方面，有意無意地遠離那些同樣源於科學研究的死亡工具。澳大利亞哲學家約翰·帕斯莫爾在他的《科學及其批判》一書中寫到：
西班牙的宗教法庭試圖逃避燒死異端的直接責任，於是將他們交給了世俗政權。如果親自燒死他們，它虔誠地解釋說，將完全違背它的基督教教義。我們中很少有人會允許宗教法庭如此容易地洗掉手上的血跡，它很清楚會發生什麼。同樣，科學發現的技術應用如果顯而易見——比如，一個科學家從事神經毒氣研究——他就不能宣稱這樣一種應用「與他無關」，其根據僅僅是軍方而不是科學家使用這種氣體去傷人或殺人。當科學家為了獲得研究資金而主動向政府提供幫助的時候，這種責任就更為明顯。如果一位科學家，或哲學家接受來自海軍研究部這樣的部門的經費，那麼，如果他知道他的研究對他們沒用，那麼他就是在欺騙；如果他知道其研究有用，他就應該對其負責。只要與他的工作的發明相關，他就會受到，而且應當受到讚揚或責難。
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例子是於匈牙利出生的物理學家愛德華·泰勒的生平。泰勒年輕時，匈牙利貝拉·庫恩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給他心裡留下了傷痕，像他家一樣的中產階級家庭的財產在革命中被沒收了，一次有軌電車事故又使他失去了一條腿的一部分，這次事故給他留下了永遠的痛苦。他早先的研究涉及量子力學選擇定律、凝聚態物理和宇宙論。1939年正是他開車將物理學家列奧·西拉德送到長島與在那裡休假的愛因斯坦會面——這次會面導致了一封歷史性信件的產生，愛因斯坦在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信中呼籲，考慮到納粹德國的政治和科學動向，美國應該發展核裂變炸彈，即原子彈。泰勒被招募參加曼哈頓計畫的研究工作，他一到洛斯阿拉莫斯就拒絕合作——並非因為他對原子彈可能帶來的後果感到憂慮，而是恰恰相反：因為他想研製更具破壞力的武器，核聚變或熱核炸彈，即氫彈。(原子彈產生的破壞性能量實際上存在上限，而氫彈沒有，但是氫彈需要一枚原子彈作為引發裝置。)
在原子彈發明、德國和日本投降以及戰爭結束之後，泰勒仍固執地鼓吹所謂的「超級武器」，主要是要威脅蘇聯。對斯大林領導下正在重建的、強硬的和軍事化的蘇聯的關注和美國國內的狂熱的麥卡錫主義從客觀上幫助了泰勒。然而，奧本海默構成了一個相當大的障礙，他是戰後原子能委員會總諮詢委員會的主席。在質詢奧本海默對美國是否忠誠的政府聽證會上，泰勒提供了關鍵的證詞。泰勒的參與被普遍認為是導致以下不幸後果的主要原因——儘管奧本海默的忠誠沒有受到檢查委員會的責難，然而他的安全許可證被吊銷，他從原子能委員會(AEC)退休了，而泰勒通向超級武器的道路暢通無阻了。
製造熱核武器的技術主要歸功於泰勒和數學家斯坦尼斯拉斯·烏爾姆。諾貝爾獎物理學家，領導著曼哈頓計畫理論分部並在原子彈和氫彈的研製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的漢斯·貝斯證實，泰勒原先的建議是有缺陷的，將熱核武器變為現實需要許多人的工作。由於青年物理學家理查德·蓋文的重要技術貢獻，美國第一個熱核「裝置」於1952年引爆——這個裝置太笨拙，不能裝在導彈或轟炸機上，只能把它放在那兒，裝配起來再引爆。第一顆真正的氫彈是蘇聯發明的，並於一年後引爆。人們爭論，如果美國沒有發展熱核武器，蘇聯是否還會去製造這種武器。而且是否需要用美國的熱核武器來阻止蘇聯使用氫彈——因為那時美國擁有大量的裂變武器。現在有證據可以充分表明蘇聯——甚至在它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之前——就有了切實可行的熱核武器設計方案。氫彈是「合乎邏輯的下一個步驟」。但蘇聯人尋求擁有聚變武器主要是因為他們通過間諜得知美國正在進行這項工作。
以我的觀點看來，全球核戰爭的後果由於氫彈的發明變得更加危險，因為在空中爆炸的熱核武器更能使城市燃燒，產生大量的煙霧，使大地陰冷黑暗，導致全球範圍的核冬天。這也許是我所捲入最有爭議的一次科學辯論(約1983-1990)的原因。大多數辯論是由政治驅使的。核冬天的戰略意義在於，它使那些堅持大規模核報復以阻止核襲擊的政策，以及那些希望保留首先進行大規模核打擊選擇的人感到不安。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其環境後果將使任何發射了大量熱核武器的國家走向自我毀滅，即使其沒有遭到對手的核報復。數十年來，這一戰略政策的主要組成部分，作為積累數以萬計核武器的根據，突然變得不怎麼可靠了。
最初的關於核冬天的科學論文(1983)預言全球氣溫會下降15-20℃，現在的估計是10-15℃。考慮到計算中無法降低的不確定性，這兩個值是相當一致的。而且這兩個溫度下降都遠大於當今全球氣溫與上次冰河時期的差異。一個由200名科學家組成的國際工作組估計了全球熱核戰爭的長期後果，他們認為在核冬天中，地球上的文明和大多數的人——包括那些遠離北半球中緯度靶區的地方——將會處於險境，主要是受到飢餓威脅。如果大規模核戰爭爆發，城市將成為攻擊目標。美國的愛德華·泰勒及其同事的工作(在蘇聯有一個由安德烈·薩哈羅夫領導的相應的小組)也許應該為人類末日的來臨負責。氫彈是迄今所發明的最可怕的武器。
當核冬天理論於1983年被人們首次發表時，泰勒馬上爭辯道：(1)物理過程搞錯了；(2)在他的指導下這一發現早就在勞倫斯·林默國家實驗室完成了。實際上，並無證據表明他的發現在前，而且相當多的證據表明每個國家負責向領導人提交關於核武器效果的報告的人都忽略了核冬天。但是，如果泰勒所說屬實，那麼他沒有向受影響的各方——他的國家的公民和領導人以及全世界——揭示這一發現是極不合理的。像斯坦利·庫布里克的電影《怪癖博士》中一樣，對終極武器予以保密——因而無人知曉它的存在或它能做什麼——是極為荒謬的。
在我看來，任何正常人在協助進行這一發明的時候，即使不考慮核冬天，他們也都不可能保持平靜。那些贊成這項發明的人受到的壓力——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了——一定相當大。無論泰勒的實際貢獻有多大，在當時他被人們普遍地稱做「氫彈之父」。《生活》雜誌1954年的一篇讚揚文章中，說他「近乎狂熱地決定」製造氫彈。我覺得，他一生的後半部分可以理解為是在企圖為他引來的東西辯護。泰勒主張，氫彈維護了和平，或至少防止了熱核戰爭，因為核大國之間的戰爭後果實在是太危險了。這並非全無道理。我們還沒有爆發過一次核戰爭，不是嗎？但是所有這些爭論都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的基礎之上，即，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都能夠，而且將來也一貫能夠，毫無例外地理智行事。相互的憤怒、報復和瘋狂不會降臨到他們領導人(或掌管核武器的軍隊和秘密警察官員)的頭上。在希特勒和斯大林時代，這種想法看起來是太單純了。
泰勒已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