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掌握資料之前就建立理論是一種嚴重的錯誤。這時人會不知不覺地扭曲事實以適合理論，而不是讓理論符合事實。——歇洛克·福爾摩斯
阿瑟·柯南·道爾《波希米亞的醜聞》(1891)
真實的記憶看起來像幻影，而錯誤的記憶卻如此令人信服，以至能夠取代事實。——加布里爾·卡希亞·馬奈特《奇怪的朝聖者》(1992)
約翰·麥克是哈佛大學的一位精神病學家，我們已相識多年。
很久以前他問我，有沒有什麼與UFO有關的事件。
我回答說，不太多。不過從精神病學方面看倒有一些。他進行了調查，會晤了被綁架者，結果改變了自己的觀點。現在看來他接受了被綁架者的看起來是真實的說法。這是怎麼回事？
他說：「當時我並沒有想到會這樣。我沒有任何接受這些外星人綁架故事的思想基礎。但這些經歷所具備的情感力量使它們很有說服力。」在他的《綁架》一書中，麥克明確提出了一個非常可怕的說法，即某些事情讓人感受到的「力量或強度」，會對人們判斷它的真實性產生一種引導作用。
我個人也承認這種情感的力量。但是，我們的夢不是就總有一種強大的情感成分嗎？我們有時不是會在極度的恐懼中驚醒嗎？麥克自己就寫過一本有關夢魘的書，難道他不知道幻覺的情感力量嗎？麥克的一些患者說過，他們從兒時起就有過幻想的經歷。而催眠師和精神療法醫生在對「被綁架者」進行治療時，是否盡職地學習過幻覺和感知功能障礙方面的知識？如果他們相信這些目擊者，為什麼不相信那些具有同樣說服力的，遇到了神、魔鬼、聖徒、天使和精靈的報告呢？還有那些說自己體內有不可抗拒的命令聲音的人？難道讓人感受強烈的故事都是真實的嗎？
我認識的一位科學家說：「如果外星人扣留所有他們綁架的人，那我們的世界就更神智健全一些。」不過她的結論過於嚴酷並讓人感到不舒服，這不是理智的問題，而是別的。加拿大心理學家尼古拉·斯潘諾斯及其同事認為，那些報告被UFO綁架的人都沒有明顯的病理癥狀。不過，一般來說，傾向於相信神秘事物的人，特別是相信有外星人的人，以及用外星人假設來解釋特異感受和幻想體驗的人，更容易產生UFO體驗。在相信UFO的人當中，嗜好幻想作品的人尤其可能有這種體驗。而且，當他們在某些特定的感覺環境中時，這種體驗發生的可能性更大，更有可能被說得像真實的事情而非想像……(例如，發生在夜裡的體驗以及在睡眠中所產生的體驗)。
具備較多批判精神的頭腦將其看成是幻覺或夢，更易輕信的頭腦將其看成是難以理解的，但卻是深奧的客觀現實。
一些被外星人綁架事件的描述想來可能是一些不甚清晰的被父親、繼父、叔叔或母親的男友所強姦或童年性虐待的記憶。他們把施暴者當成是外星人，而非所信任的、親愛的人，當然會感到舒服一些。但將那些外星人綁架的傳說當做真實的事情接受的治療專家們卻對此持否認態度，他們說如果他們的病人曾遭到性虐待的話，他們是能夠了解清楚的。據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美國有高達1/4的女性、1/6的男性童年時受到性虐待(儘管這些統計數字可能偏高)。如果有數目很多的在外星人治療專家面前出現過的患者沒有受到過這種虐待，其比例甚至並不高於普通公眾受到性虐待的比例，那才會讓人感到非常吃驚。
性虐待治療醫師和外星綁架治療醫師都會花費數月、有時是數年的時間，鼓勵他們的治療對象記起被虐待的經歷。他們的方法相似，目標也一樣——恢複痛苦記憶，而這種記憶通常是很久以前的。對於這兩種情況，治療專家們都認為，無論是遭受精神創傷的還是遇到可怕事件的患者，其記憶功能都受到某種程度的抑制。我發現一種令人注目的現象，那就是，外星人綁架案的治療專家很少發現性虐待的案例，性虐待受害者也很少向這種專家求醫。
可以理解，性虐待或亂倫的受害者對於任何可能減少或否認自己經歷的事情，都表現得非常敏感。他們會為此發怒——他們也有權這樣。在美國，至少1/10的婦女被強姦，其中差不多有2/3是在18歲以前受到的這種傷害。一項最近的調查顯示，向警方報案的強姦受害者有1/6在12歲以下(而這類強姦報案比例最小)，這些女孩中有1/5是被她們的父親強姦的。她們是被誘姦的。我想明確指出的一點是：在很多真實的案例中，父母或扮演父母角色的人是殘忍的性施虐者。有的案例中揭露了一些有力的證據，如照片、日記，兒童所患的淋病或衣原體屬疾病。虐待兒童被認為是社會問題的一個主要原因，根據一項調查，因暴力犯罪入獄的人當中，有85%在童年時受過虐待。十幾歲的未婚母親中，有2/3在童年或青少年時期遭受過強姦或性虐待。強姦受害者中，酗酒和濫用藥物的比例比其他婦女高出10倍。這個問題確實存在，而且急需解決。而在大部分案例中，這些無可否認的兒童性虐待悲劇，其記憶會一直留存到成年以後。他們沒有需要恢複的隱藏的記憶。
我們今天有比過去更好的報告，每年醫院和執法機構報告的虐待兒童案似乎有了顯著增加，1967至1985年間在美國增加了10倍，達170萬件。酒精和其它麻醉品，以及經濟壓力，被認為是今天的成年人比過去更容易虐待兒童的原因。日益受到公眾注意的兒童虐待案，使成年人記起了他們曾受過的虐待。
一個世紀以前，西格蒙德·弗絡伊德提出了壓抑的概念，它是維持心理健康的一種反應機制，即為了逃避強烈的心理痛苦而忘掉一些事件。它尤其可能出現在被診斷患有「歇斯底里」症的病人身上，歇斯底里包括幻覺和麻痹的癥狀。一開始弗洛伊德認為，在每個歇斯底里病例的背後，都有一個被壓抑的童年性虐待事件。最終，弗洛伊德改變了他對童年性虐待幻覺——並不是所有的幻覺都是不愉快的——引起的歇斯底里癥狀原因的解釋。他認為這是罪惡感從父母轉移給了孩子。至今這方面的爭論還十分熱烈。(關於弗洛伊德內心變化的原因今天仍有爭議——從他在維也納中年貴族中引起的暴怒的解釋，到他承認他認真聽取歇斯底里症患者所說的事情的解釋。)
那些記憶突然浮現(特別是在心理學家和催眠師的幫助下的記憶浮現)，而且第一次的「往事追憶」中有鬼怪或具有夢幻般性質的例子，是很值得懷疑的。有很多聲稱受到性虐待的案例看起來是編造的。埃墨里大學心理學家烏爾里克·奈瑟爾說：
確實有兒童被虐待，也有被壓抑的記憶這樣的事例。但這樣的事例中也有很多是虛假的記憶和信口開河，這種情況並不少見。記憶錯誤是常有的事情，並不少見。這種情況總有發生。即使是在記憶主體絕對自信的情況下，即使記憶中是似乎不可能忘記的強烈閃光，是一幅含有隱喻的內心畫面。在有生動暗示的情況下，記憶會按照治療過程中醫生對病人強烈的指示，進行塑造或修改，因而這樣的情況更有可能發生。而一旦記憶以這樣的方式被改造，再想改變將是十分困難的事情。
這些一般的原則並不能幫助我們確定，哪個個別事件，哪個陳述是真實的。但是一般來說，通過對大量這樣的案例的了解，我們應該把寶押在哪裡，已經很明顯了。記憶失誤和在回憶中對過去事情的重新編造是人的一種天性，這種天性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存在。
納粹死亡集中營的倖存者為我們提供了最清楚的例證，即使最令人髮指的虐待也能夠一直留在人的記憶中。實際上，對很多的大屠殺倖存者來說，最大的問題是使自己和死亡集中營之間保持一定的情感距離，即遺忘。但是，假設在一個難以形容的邪惡的世界裡，他們被迫居住在納粹德國——我們假設一個強盛的「後希特勒」國家，其意識形態絲毫未變，只是改變了反猶太的思想——那麼想像一下那些大屠殺倖存者的心理壓力吧。那時他們也許能夠忘記，因為記憶會使他們當前的生活無法忍受。如果存在對可怕回憶的壓抑以及其後的重新回憶，那麼可能需要兩個條件：(1)虐待確實發生過；(2)要求受害者長時間內裝做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奧夫希解釋說：
當病人被問起記憶是如何喚起的，他們說是把影像、概念、感情和知覺的碎片集合起來，勉強湊成連貫的故事。當這種所謂的記憶工作持續數月之後，感覺成了模糊的映像，映像成為人影，人影又變成認識的人；身體某個部位的隱隱作痛，轉而被當做是兒時遭受的凌辱……最初的身體感覺，有時被催眠的作用放大，被稱作「身體記憶」。人體肌肉能保存記憶，其機理讓人無法理解。如果這些方式不能說服人，治療者可能會求助於更強硬的治療方式。有的病人被編入倖存者小組，讓他們承受同組成員的壓力，並要求他們通過加入某個小圈子，來證明其在政治上有相同立場。
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