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信的頭腦……在相信稀奇古怪的事情中獲得最大的愉悅，越稀奇古怪越樂於相信：他們對那些確切明了的東西不屑一顧，因為所有的人都相信它們。
——塞謬爾·勃特勒《特性》(1667-1669)
在那一瞬間，我感覺到黑暗的屋裡有個突如其來的東西，那是鬼還是什麼東西？什麼東西在動？我用眼睛的餘光觀察它，但當我轉頭看時，卻什麼也沒有。是電話鈴響，還是僅僅是我的「錯覺」？在驚駭中，我似乎嗅到孩提時曾去過的康尼島夏季沙灘上帶有鹹味的空氣。我一進入初次遊覽的異國城市，我所看到的似乎是我以前就已熟悉的街道。
在這種經常出現的體驗中，我們經常不知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的眼睛(耳朵、鼻子或記憶)在「欺騙」我們嗎？難道我確確實實親眼目睹了超越自然的東西？我應該保持沉默，還是說出實情？
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環境、朋友、你所愛的人和文化。在非常刻板生硬、講究實事求是的社會中，對是否應該承認這種體驗需要抱謹慎的態度。人們會認為我反覆無常、精神不正常。不可靠。但在一個相信有鬼，或者「能想像出某種物體」的社會中講述這種體驗的人可能得到承認，甚至能獲得聲望。在前一種社會裡，我會儘力壓制住將這種體驗講出來的慾望，把它們全部隱藏在心裡。而在後一種社會裡，我可能誇大其辭，演義發揮，使它聽起來比實際情況更加神秘奧妙。
查爾斯·狄更斯生活在一個活躍的理性文化社會中，但當時唯靈論也很活躍。他對這種兩種思潮並存的情況作了描述（摘自他的短篇小說《一粒鹽讓人著魔》）：
我已經注意到，人們普遍存在一種希望得到刺激的需求，甚至在具有很高智力和文化水平的人中間也是如此。當他們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的時候，他們願意將自己的心理體驗告訴別人。幾乎所有的人都怕將這些體驗講給那些智能高的人時不能得到聽者的精神生活有同樣經歷的肯定或回應，因而會受到他們的懷疑或嘲笑。一個誠實的遊客看見類似海蛇的怪物，並不害怕提起它。但是他有某種奇異的不祥之兆、刺激、奇思怪想、幻覺(所謂的)、夢或其它心理意念，他就會猶豫、彷徨，不願承認。我覺得人們之所以不願承認是因為這種事情太捉摸不定。
如今，講述這種體驗仍會受到多數人的嗤笑和嘲笑。但人們較易克服隱瞞心理——比如，在治療師和催眠師的「誘導」下。不幸的是——對某些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想像和記憶常被混淆。
有些「被綁架者」說，他們不用催眠也可以回憶起那種經歷，而很多人卻做不到這一點。催眠並不是喚起回憶的可靠辦法。除了真實情況外，催眠術常常誘發想像、幻覺和虛構，使得病人和醫生都不能將真實和幻覺二者區分開來。催眠術似乎具有很強的暗示作用。法律禁止把催眠術作為法庭證據或調查犯罪的手段。美國醫學協會認為用催眠術喚起的記憶並不比不用催眠術喚起的記憶可靠。一本標準醫學教科書(哈羅拉爾·L·卡普蘭的《精神病學綜合教程》，1989年版)警告說：「催眠師的信念將與求醫者產生交流並溶入到求醫者所認為的記憶中，這樣做很可能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即求醫者堅信他的回憶是真實的。」因此，進入催眠狀態的人所講述的被外星人綁架的說法中可信成分極少。這樣做存在這樣一種危險，那就是，被施用催眠術的人——至少在某種情況下——急於取悅於催眠師，他們有時對催眠師不經意的巧妙暗示做出了順應式的反應。
加州大學長島分校的阿爾文·勞森做了一項實驗，在篩除UFO迷以後，挑選出8個人，然後先由醫生催眠，告知他們被外星人綁架，帶到一艘宇宙飛船上，並受到檢查。在沒有進一步的提示下，要求他們描述自己的體驗。證明他們極易受到誘導，敘述的內容同那些自稱被綁架的人的敘述幾乎沒什麼區別。的確，勞森對實驗對象做了簡單直接的暗示。但在很多情況下，處理外星人綁架病案的治療學家都會按慣例誘導，有些誘導很詳盡，有些則比較委婉。
正如勞倫斯·懷特所說，精神病學家喬治·迦納維曾對一個處在催眠狀態下很容易受到誘導的病人提示說，某一天中有五個小時從她的記憶中消失。當他說到她的頭上有一盞明亮的燈時，她立刻告訴他見到了UFO和外星人。他堅持說她被外星人做過試驗，於是一個詳細的遭綁架的故事便產生了。但當她從恍惚中清醒過來，看到那段錄像時，她承認，她像是經歷了一種完全失去知覺的夢中的感覺。然而，在第二年的時間裡，她仍經常回想那個夢中的情景。
華盛頓大學的心理學家伊麗莎白·洛夫特斯發現，未被施用催眠術的人也很容易接受別人的觀點，認為他們看到了他們並沒看到的東西。在一個典型實驗中，他讓接受實驗者看了一個關於車禍的電影。在詢問他們看到了什麼時，他們會草率地作出錯誤的回答。比如說，儘管在影片中並沒有紅燈出現，但實驗人員仍不經意地提到紅燈。於是，許多接受實驗的人都恭敬地回憶說看見了紅燈。當謊話被拆穿時，有些人憤怒地提出抗議，強調說他們非常清晰地記得看到過紅燈。看電影的時間和給他們的錯誤信息的時間越長，記憶改變的人也就越多。洛夫特斯認為：「記憶中的事件越接近一個被經常修改的故事，距離完整的原始信息也就越遠。」
還有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像孩子一樣在商場走失的虛假的記憶——具有更大的情感上的衝擊力。一旦提起有關的主要內容，病人經常振振有辭地大講這個事件的有關細節。很少一點提示和問題，特別是在治療的環境中，都很容易地誘導出清晰的但完全是錯誤的回憶。記憶能夠受到其他信息的影響。錯誤的記憶甚至會在對其毫不懷疑和不加任何批判的情況下被植入人的頭腦之中。
康奈爾大學的斯迪芬·切希、洛夫特斯和他們的同事發現，學前的孩子對於別人的暗示特別敏感，對此他們並不驚訝。當孩子第一次被問到他的手是否曾被捕鼠器夾住過，他正確地否認了，但後來他又清晰地回憶起了那次事件的自己編造的細節。當孩子被用更直接的方式告知「你小時發生的事」後，過一段時間，他們會很容易接受這些輸入的記憶。觀看孩子錄像帶的專家無法更好地分辨出他們所說的哪些是錯誤的記憶，哪些是正確的記憶。有什麼理由認為成年人可以完全防止孩子所犯的錯誤呢？
二戰時期在好萊塢度過的羅納德·里根總統，生動地描述了自己在解放納粹集中營中的受害者時所起的作用。生活在電影世界的他顯然將他看到的電影與他從沒有做過的事實混為一談。在他競選總統的過程中，他多次講述一個二戰時期英勇犧牲者的壯烈故事，鼓舞我們大家。但那個故事從未發生過。那是電影《飛行之翼與祈禱者》(A Wing and a Prayer)中的一個情節。當我九歲時看這個影片時，它也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許多同樣的例子在里根的公開報告中也時常出現。不難想像當政治、軍事、科學或宗教的領袖不能區分事實和虛幻時會導致什麼樣嚴重的公眾危機。
在準備法庭證詞時，證人們都受到他們的律師的指導。他們常常一遍又一遍地複述那個事件，直到律師說「行了」為止。於是，在證人席位上，他們記住的是在律師的辦公室里反覆講述的故事。細微的差異被隱去了，甚至在主要的內容上也與發生的事件真相不相一致。證人們也許很容易就忘掉了他們的記憶被進行了人為的加工。
這些事情涉及到對廣告和國家宣傳造成的社會影響的評價。但在這方面，國家宣傳倒認為根本就沒有外星人綁架的事情——儘管這種沒有任何證據的事件出現後一般都會在今後數年時間內有跟蹤報道——治療專家必須非常謹慎，他們不會意外地接受或選擇他們從某人身上誘導出的故事。
也許實際上我們記住的只是一系列記憶的碎片，然後按我們自己設計的結構組合在一起的。如果我們的組合十分巧妙，那麼，我們能給自己編織出一個易於回憶的容易記住的故事。碎片本身沒有組合起來的話，檢索會難一些。這種情況很像科學的方法——很多離散的數據點可以在一個理論框架中記載。總結和解釋。這樣我們更容易回憶起理論而不是那些數據。
科學領域中，理論總是不斷地重新評估並接受新的數據。如果這些事實之間產生了很大的差距——超過了誤差允許的範圍——理論可能就不得不進行修改了。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少會遇到很早以前發生的事件又產生出新事實的事情。我們的記憶幾乎不會受到挑戰。但是，記憶會凝固在某個地方，不論這個記憶中存在什麼樣的錯誤，或經過不斷的藝術化修改而成為一件作品。
被證明是最好的幽靈的是那些遠多於神和魔鬼的聖者，特別是從中世紀晚期到當代的西歐國家的聖母瑪麗亞。然而，外星人綁架的傳說帶有強烈得多的世俗氣息。魔鬼的影像，對UFO的神話的洞察力也可以從被描述得很神聖的幻想中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