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送給我的孫子——托尼奧
祝願我們的世界擺脫惡魔的糾纏，充滿陽光。
我們等待光明，但面前一片黑暗。——以賽亞
與其咒罵黑暗，不如點亮一支蠟燭。——民諺
那是1939年秋季的一個狂風怒吼的日子。公寓樓外面的街道上，落葉隨風旋轉，每一片樹葉都像是有生命一樣在舞動。我很舒適地待在溫暖安全的卧室里，母親在另一間屋裡忙碌著準備晚餐。在我們公寓里沒有那些經常無需借口找你麻煩的大壞孩子。只是在一個星期以前，我剛剛打了一場架——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已經忘記了是與誰打的架了，可能是第三樓層的斯奴尼·阿格塔，我狠命地向他掄出一拳以後，發現自己的拳頭打穿了斯奇徹特先生藥房的大玻璃窗。
斯奇徹特先生對我的傷勢非常關心：「很快就會好的，我保證。」他邊安慰我，邊往我手腕上敷一些令人痛苦難耐的消毒劑。我母親把我帶到設在本公寓的一個醫生的診所里。他用一把小鉗子取出了玻璃碎片，並用針和線給我縫了兩針。
"兩針！」當天晚上父親不斷地嘮叨。他知道針的意義，他是一家制衣廠的裁衣工。他的工作就是用非常鋒利的鋸將大厚堆的布料裁剪成服裝初樣，接著這些初樣被傳給一大排坐在縫紉機邊的女工。他對我能夠克服天生的羞怯而發怒感到高興。
奮起反擊有時是一件好事。我從來沒有打算使用暴力。這件事是偶然發生的。桑尼先推了我，而我是隨後用拳頭擊穿了斯奇徹特先生的玻璃窗的。我傷了自己的手腕，花費了一筆不該花的醫療費用，打壞了一塊平板玻璃，然而卻沒有人對我發火。就連桑尼對我也比以前友好多了。
我對事情的結果為什麼會是這樣而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待在溫暖的公寓里，邊透過卧室的窗戶凝視紐約灣，邊考慮這個問題，比起到下面街頭再去冒險要舒適得多。
像往常一樣，我母親換了衣服，化了妝，等待著我父親回來。太陽快要落山了，我們一起眺望著波濤洶湧的水面。
她用手粗略地指了指大西洋的對面，說：「那邊的人正在打仗，彼此殘殺。」我聚精會神地向那面瞭望。
"我知道，」我答道，「我能看見他們。」
"不對，你不可能看見，」她反駁說，口氣幾乎是嚴厲的，她說，「他們太遙遠了。」然後返回廚房。
她怎麼知道我是否能看到他們？我不明白。我眯著眼睛眺望著，我認為我確實看到了地平線上那一小條土地，在那上面有很小的人影，他們相互推打，用刀劍決鬥，就像我的漫畫書上畫的一樣。但也許她是對的。或許這只是我的想像，有點像是午夜時分偶爾將我從沉睡中驚醒的怪物，我的睡衣被冷汗浸透，心砰砰直跳。
當一個人在想像的時候，你怎麼能知道呢？我凝望著灰暗的海水，直到母親招呼我洗手吃晚飯。讓我高興的是父親用雙手一下子把我舉了起來。我可以從他一天內長出的胡茬上感覺到外面世界的寒冷。
就在那年的一個星期天，父親耐心地向我解釋0是算術中的一個佔位符號，教我讀那些發音古怪的大數字的名字，還告訴我為什麼沒有最大的數字。（他說：「你可以永遠在一個數字上再加1。）」我忽然被要求進行兒童必須接受的寫出從1到1000的所有整數的必修課程。我們沒有成疊的紙張，但父親給了我一疊灰色的硬紙片，那都是他將自己的襯衫送到洗衣房時積攢下來的。我興緻勃勃地開始了這項訓練，但是使我感到驚訝的是，進展非常緩慢。當我剛剛寫到幾百的時候，母親告訴我已經到我洗澡的時候了。我很不情願，我決心寫到1000。就像他一生中常扮的調停者的角色一樣，父親介入了：如果我能很高興地去洗澡的話，他將幫我繼續寫下去。我非常高興。當我重新接手時，他已經寫到將近900了，於是當我達到1000時只不過是比平常上床的時間晚了一點點。這些大數字的重要性在我一生中都沒有忘記過。
同樣也是在1939年，我的父母帶我參觀了紐約世界博覽會。博覽會在我眼前展現了科學和高技術可能帶來的美好前景。萌芽時代已經結束，這裡展示著我們這個時代能為未來的人們帶來利益的各類產品。但很有可能令人感到驚訝的是，未來人對1939年的人並不很了解。「未來世界」將人人身強體壯、乾淨整潔，工作效率很高，就我所知，看不到任何窮人。
"看聲」是一個令人困惑的但卻吸引人的展品。確實如此，當用小錘敲擊音叉時，在示波器的屏幕上出現了美麗的正弦曲線。另一張海報上告訴人們：「聽光」。確實如此，當光線射到光電管的時候，我可以聽到類似在頻道之間調頻的時候，靜電在摩托羅拉收音機中產生的那種聲音。世界清晰地向我展現了我從未想像過的奇妙。聲音是如何變成圖像，而光線又是如何變成聲音的呢？
我的父母不是科學家，他們幾乎對科學一無所知。但是他們通過讓我了解既要具有懷疑精神，又要保持求知慾望的這種方法，教給了我這兩種難以結合在一起的東西，而這卻是科學方法的核心所在。他們的生活幾乎可以說是貧窮的，但當我宣稱要成為一位天文學家時，我得到了毫無保留的支持，儘管他們（像我一樣）對什麼是天文學並不了解。他們從未勸我考慮周全一些，提出成為一名醫生或是律師也許會更好的建議。
我真希望能夠講一下在我小學、初中、高中階段里激勵我從事科學事業的老師，但當我認真回想時，這樣的老師竟然沒有一位。能夠回憶起來的只有元素周期表、槓桿和斜面、綠色植物的光合作用、無煙煤與有煙煤之間的差別等呆板的記憶。全然沒有不斷增長的對新事物的新奇感，沒有接觸到任何進化的歷史演變過程，也沒有任何人給我們講過每個人所曾信奉過的錯誤思想。在高中的實驗課上，我們得到的都是由猜測所得的結果。假如得不出結果，我們就得不到及格的分數。那時，我們根本就得不到追求個人興趣的鼓勵，也沒有人讓我們去探究那些知覺的或概念性的錯誤。在課本的後面，才有可說是令人感興趣的材料。學校的時光通常都是在你尚未真正體會到的時候就已經結束了。你可以在圖書館裡，而不是在教室里找到有關天文學的美妙的書籍。教師將多位除法像教烹調書上的配方一樣灌輸給你，卻不解釋單位除法、乘法、減法是怎樣組合起來以得出正確答案的。在高中時，教師恭敬虔誠地傳授求平方根的方法，似乎這種計算方法是西奈山親手所授。我們的學習僅僅是記住自己被要求做什麼，並得到正確的答案，而你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並不重要。在二年級時，我遇到了一位非常稱職的代數老師，從他那裡我學會了很多數學知識。但他也非常嚴厲，常常使得一些女孩子哭鼻子。在上學這些年中，我對科學的興趣是通過讀科學和科幻的書以及雜誌而保持下來的。
大學是我實現夢想的地方：我發現大學的老師不僅懂得科學，而且還確實能夠對科學作出解釋。非常幸運的是，我進入了對於學習的時代來說非常好的學校——芝加哥大學。我成了以恩里科，費米為宗師的物理系的一名學生。我從撒布拉曼揚·昌得拉基卡的理論中領略到了數學的真正優雅迷人之處；我有幸可以與哈羅德·尤里討論化學；在夏季，我又成了印第安納大學H·J·馬勒的生物學徒弟；我跟G·P·柯伊伯學習行星天文學，他是當時唯一的全蝕研究者。
在跟柯伊伯學習時，我第一次知道了什麼叫做信封背面的計算：一個可能解決某個問題的想法突然湧現在腦海里，你立即找出一個舊信封，用你的基礎物理學知識，在信封上寫下幾個粗略的公式，填上可能的數值，檢驗一下你的答案是否能夠解決你的問題。如果不成功，你再尋求另外的解決方法。這樣尋找錯誤，就像刀切奶油一樣容易。
在芝加哥大學我還非常幸運地修完了羅伯特·M·胡欽斯開設的一門普通教育課。他的課程將科學作為人類知識燦爛輝煌的織錦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展現在你的面前。難以想像一個有抱負的物理學家會不去了解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巴哈、莎士比亞、吉本、馬林諾夫斯基和弗洛伊德以及其他的著名學者們。在一堂科學概論課上，他將托勒密關於太陽圍繞地球旋轉的學說講得生動感人、引人入勝，使得一些學生對哥白尼學說的研究有了更新的認識。在胡欽斯的課程中，老師的地位與他們的研究幾乎毫無關係。與今天美國大學的標準不同，那時對老師的評價卻是根據他們的教學水平，以及他們是否具有向下一代傳授知識和啟發學生的能力。
這種活躍的學術氣氛使我得以填補上了我過去所接受的教育中的許多空白。許多以前非常神秘（不僅是在科學方面）的東西在我的頭腦中變得清晰明了起來。我同時也親眼目睹了那些能夠發現一些宇宙規律的人所享受到的榮幸。
我一直對50年代的那些輔導我的教師非常感激，而且一直在試圖知道他們中的每一個人是否都知道我的感激之情。但是，當我回首往事時，我似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