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農業」、「農民」是當前中國政界、學界關注多年的涉「農」話題，也這就是人們所講的「三農問題」。而在山西社會發展實踐中，我們發現除了「三農」外，還應該再加一「農」，就是農民工（礦工）。從發展的角度看，我們認為，我們眼前的「四農問題」遠比當前國人關注的「三農問題」複雜得多。也就是說，我們對「四農問題」的認識和研究還遠遠不夠。
我們知道，中國的改革開放從農村開始起步，而農民工（礦工）則是我國改革開放背景的「新生群體」，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他們是我國社會在特定的「轉型期」的特殊產物。
可以肯定，在我國經濟建設過程中已不能忽略他們農民工（礦工）存在，他們已成為社會建設不可缺少的力量。
然而，在中國經濟一日千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這些農民工（礦工）的生活現狀依然沒太大改變。
為了生活，他們攜妻帶子，跨過萬水千山，不辭勞苦地到異地他鄉去打工掙錢，然後養家糊口。
在吊塔林立的施工現場有他們的身影，在機器轟鳴的車間有他們的面孔，在地下狹小的採煤坑道中有他們的汗水。
在打工的過程中，他們時刻要面臨無盡的思鄉痛苦，工錢被扣，人身自由被限制甚至遭到無情的人格侮辱。
我們認為，這些問題應該得到政府有關部門關注和重視，同時應組織力量深入研究農民工（礦工）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及其權益保障問題。換句話說，政府應該把農民工（礦工）問題作為我國所面臨的「四農」問題之一。
據有關資料顯示，中國社會科學院曾於1999年初成立了一個《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專門就「新時期我國社會結構分層發展變化」進行專題研究。
按照當初課題規劃，他們對山西省進行重點考察，先後多次組織力量對山西省範圍內的大同市、臨汾市等地市以及一批產煤產區的廠礦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的深入調研，在此基礎上取得了11000多個樣本和近千份各類成員的訪談錄等大量調查資料。
在這份《研究報告》中，他們把我國新時期所形成的社會分層結構狀況集中概括為「五大社會等級、十大社會階層」這樣一個結構圖式——一個呈「金字塔」型的社會分層結構圖式。
從這個「金字塔」型的「社會分層結構圖式」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內產業工人階層（國有煤礦）」居於第八階層（倒數第三層），「農民工階層（礦工）」居於第九階層（倒數第二層），「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居於第十階層（最底層）。
這就是說，無論是從他們實際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還是政治地位來講，都毫無懸念地處於弱勢社會群體階層，很明顯，農民工階層（礦工）處在了這個社會「金字塔」階層結構圖式的最底層。「最底層」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一個人在社會階層中「身份意識」的「末位」情結。
而農民工身份地位的低下導致了自身社會權益的喪失，如勞動者的勞動權益和政治權益在實際生活中屢遭侵害，或者是勞動者的社會權益在實際中得不到保障，自身社會權益的喪失導致了生活信心的喪失，從而會形成一支不穩定的社會力量。
所以，我們在這裡說「四農問題」比「三農問題」更複雜，其核心要義就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