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令人尷尬的現實：山西的人均GDP排在全國25名以後，可山西的世界頂級豪華車卻排在全國的前列。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有媒體曾這樣說，當煤老闆們在北京一次購買一棟房子並且「一把清」的時候，他所在的家鄉卻每年都要發生數起煤難，使成百上千的礦工成為坑下冤魂。
而成就煤老闆們的財富「夢想」的，就是一種在當前煤政機制和市場條件下嚴重錯位下的「黑金」經濟環境。
這與數理化公式必須在一定條件下才能成立的道理一樣，我們可以想像一下，當每生產1噸煤在一個特定條件下就能為煤老闆們賺來數百元純利潤時，他們擁有的財富大廈會何等雄偉！
至此，當地煤政經濟生活中的「黑金」現象開始悄悄浮出水面，從而進入社會大眾的視野。
我們在關注「黑金」現象的同時，首先還得認識這種現象的另一種版本：「官商勾結」。
有專家說，官商勾結自古有之，它一直伴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而在某些特定的社會階層者心中，再沒有比「官商勾結」這種形式和手段更容易積累財富的了。在一些產煤區，這種「官商勾結」的「乳名」又叫「官煤勾結」。
「長期以來，我國對礦產資源的管理，大多數都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無償劃撥給煤炭生產部門開採。如今，雖然現在礦產資源實行有償使用，但由於當時實行的是『先開採後交費』的政策，這實際上就是降低了進入開採業的『入行』門檻。」
一位長期研究山西經濟現象的專家說。
於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煤老闆們在這個「低成本窪地」里完成了「速成致富」，就有了實現自己「高收入」發財夢想的可能。
這意味著，誰擁有資源，誰就有「一夜暴富」的可能。
有了錢，事業就要有更大的發展，自己的小煤礦就要有個「名份」，於是煤老闆們都會想法設法取得證照，而這時手中掌握相關權力的地方官員必然成為他們「尋租」的對象。
果不其然，煤老闆燒的這一炷「香」還真「顯靈」了。
也許是「天規仙律」的「法力」太弱，於是這些難耐寂寞的「神仙」，開始下界「思凡」了？
在當地，這些下界「思凡」的不是神，而是我們的「父母官」。
由於相關監督缺位或監督不到位，一些掌握資源配置權的官員得財後違心違德地對煤老闆們言聽計從，把黨和政府給予的權力「私有化」了。
從對礦難頻發背後的深層原因分析，我們似乎不難得到答案：許多煤礦礦主之所以敢於違規經營，不顧安全地超負荷生產，乃是因為他們的背後都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地方官員在暗中支持。
在當地，這些官員都直接或間接地與礦主有著千絲萬縷的經濟利益上的聯繫，不少政府官員甚至直接在煤礦擁有股份。
有了官員撐腰，煤老闆就有了恃富欺世的戾氣。
於是，在煤炭生產過程中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他們不惜犧牲礦工的生命，也不惜損害國家的利益。
在具體經濟生活中，「官」、「商」二者「各取所需」，「權」、「錢」二者「互通有無」，這就是所謂的「黑金效應」。「黑金效應」的明顯表現，就是煤炭財富與政府行政資源的「互補聯姻」，由此導致煤老闆在生產過程中鋌而走險，恣意妄為。
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他們對於煤老闆的違規行為，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有的還為煤老闆大開方便之門。這種公然姑息、縱容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這些不法者的「事實幫凶」。
至此，我們可以認定，國家在行業管理體制方面的缺陷與漏洞，正是「官煤勾結」的滋生之源。
事實證明，「官煤勾結」的情況的「自然」出現，必然為「黑金經濟現象」的「客觀成型」提供了某種「催化作用」。同時，由於「黑金」現象的出現，必定會導致社會中一定範圍內的群體組織思維和行為的「整體異化」。這種「整體異化」的主要標誌就是，個人或集體的財富慾望得到急劇膨脹和社會價值觀的「絕對扭曲與變形」。
一切向錢看，一切向財靠。
人人以鑽營投機、巧取豪奪為榮，人人以行特權事、以結交權貴為能，由此引發社會貧富不均、公共道德觀淪喪，人生價值觀扭曲。
讓人揪心，讓人鬱悶。
當人們對這種「亂世亂象」狀態下的「浮世繪」產生了極度的「審丑疲勞」後，就出現了一代「黑金」社會裡的「成熟」民眾。在當地，老百姓對煤老闆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感，說不上「仇富」，更說不上「忌富」，更多的是一種漠然和麻木。
老百姓對身邊這些富人的態度是「你走你的陽光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在具體行事時，大家各行其道。你挖你的，我挖我的，我不「仇」你，你不欺我，腳下的、眼前的煤炭有的是，你挖我也挖，大家一起來，如此「成熟」國民成就了一個「萬幫盛世」的社會。
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山西式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