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這是摘自《論語·季氏》中的一句話。
關於這句話的解釋有多種版本，其中最易被大眾認可的一種解釋是：作為家庭、國家的領導者，不怕財物少而只怕分配不均勻，不怕貧窮而只怕不安寧不穩定。
為什麼這樣呢？
其原因就是：由於分配均勻就不會有人怨恨貧窮，和氣融融就不會顯得物資匱乏，安寧穩定就沒有家破國亡的危險。可見，如果社會分配不均，也就是今天我們說的「貧富差距」，那麼這個社會就會出現富人和窮人，就會產生貧富嚴重分化的現象。
如今，「貧富差距」已成為當前社會上民間熱議的焦點。
千百年來，在中國大地演繹了一幕又一幕風起雲湧、波瀾壯闊的偉大變革，無不是在「均貧富」的政治呼聲中交替更迭。
歷朝歷代的民主思想者為之呼籲、為之吶喊，仁人志士們都把「均貧富」的美好理想當作自己終身奮鬥的目標。
在今天，孔老夫子當年曾關注的「貧富差距」這一社會問題，依然伴隨我們進入了二十一世紀。
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解決了世界最多人口的吃飯問題，但是，貧富不均的問題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有人認為，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考量：
首先是政策均衡性問題。「政策均衡」的反面就是「不均衡」，而「不均衡」的政策必定是有「漏洞」的政策，比如當下一些人通過非正常手段取得收入，或者腐敗性收入，這實質就是讓這部分人鑽了政策的空子。
其次，是體制問題。體制問題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它涉及諸多不利社會和諧的「因素」，這主要是從政府角度來說的，比如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稅賦政策調整等。
再次，是區域經濟發展問題。發展問題是一個動態的「平衡」與「反平衡」此消彼長、角力博弈的過程，如城鄉發展差距問題、地區發展差距問題和「政治性」發展差別（如「行政中心城市」與「非行政中心城市」的「差別性發展待遇」），等等。
最後，是公共政策、公共服務方面的問題。這就涉及到地方各級政府如何促進低收入階層增收，如何保護低收入階層，保障其教育、基本醫療服務等。
今天，當我們把當前這種「貧富差距現象」還原為經濟問題時，卻發現我國資產千萬以上的富翁已達345萬多人，這其中有億萬富翁1萬多人，百萬富翁人群更大。
改革開放30年，中國收入分配的「二八法則」日益明顯，也就是說，80%的社會財富越來越多的集中到了20%的富人手中。也就是說，「均貧富」依然是我國亟待解決的國計民生重大的問題。
至此，我們認為，政府部門應該把當前社會存在「貧富差距」現象從簡單的一個「經濟問題」提升為「政治問題」。
就山西經濟現狀來看，社會不滿的焦點就是像煤老闆這樣的富人拿得太多，像煤礦工人這樣的窮人拿得太少。
專家分析認為，這說明問題根源還是出在煤老闆與工人兩個群體的收入無法合理地在「初次分配」環節取得平衡。
由此看來，公平合理地解決好社會財富的「初次分配」，應該就是熨平貧富鴻溝的「綠色拉鏈」。
顯然，政府應該把「公貧富」的思維重點放到初次分配環節。同時，為了保證「初次分配」的「公平合理」，就應該「立法制律」，通過用法律、規章制度等手段來保證「社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