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儲量豐富曾是山西人的驕傲，但是，這一行業的安全和經濟問題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影響同時也讓山西人感受到了空前的輿論聲討和道德價值觀的壓力。
這個壓力不僅僅來自於中國處於整個世界產業鏈的中低端，而且還來自山西處於整個中國經濟產業鏈的中的「低端的低端」。
「低端」的位置總是讓人有「老末」的「心理過節」。
「低端」的感覺更讓人看到煤炭大省的礦難重負。
事實上，長期以來，這種粗放式的生產方式讓山西傷痕纍纍。
而山西在「一煤獨大」思維主導下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現代市場經濟環境中的尷尬遭遇，著實讓山西人始料不及。
但這一切誰又能料到？
時至今日，誰也不曾想到，一個「扼制礦難」竟然成為山西煤炭經濟生活中的第一個也是最沉重的「發展命題」。
長期以來，山西煤炭業在「生產挂帥」、「生產壓倒一切」的思想引導下，形成「唯生產論」呈「一邊倒」的形勢，這種「只顧低頭拉車」的「唯拉車論」導致的一個惡果就是山西整體經濟呈「結構性傾斜」。
我們面臨的現實是，挖煤造成的生態欠帳問題日益嚴重。有人說，我們「頭頂上沒了藍，天腳底下少了碧水」，看來，要實現「碧水藍天」宏偉工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據資料顯示，山西每挖1噸煤就要損耗2.48噸的水資源。照此計算，每年挖5億噸煤，約使12億立方的水資源受到破壞。在今天，山西省城太原市的地下水水位已到千米以下已是不爭的事實。
而在當地一些礦區，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樣一幅場景：由於過度採煤，曾經山清水秀之地滿目瘡痍，河道乾涸，林木枯死，山體開裂。
如今，這種經濟「發展代價病」在山西遍地都是。
有資料顯示，目前，當地嚴重地質災害的區域達2940平方公里以上，每年新增加的沉陷區面積約94平方公里。同時，採煤生產對地表植被、生態景觀、生物多樣性帶來了嚴重影響，導致礦區水土流失和生態衰退問題嚴重。
當然，山西之煤也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有人說，今天的「山西」尚能指望煤，那麼，「後『山西』」咋辦？「後『後山西』」咋辦？
對此，有識之士無不憂慮：山西走了一條與市場經濟背向的發展道路，走入了「資源魔咒」——一個擁有大量資源的國家和地區將不能帶給這個國家和地區「好運」。用非洲人的話說就是：「上帝在賜給一個地方豐富的資源的同時也附帶上了一個咒語，它將詛咒這個地方的人得不到好運。」
放眼世界，這種說法並不是沒有任何依據，國際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在經濟發展﹑腐敗、衝突、新生兒死亡率和掃盲率方面，資源擁有國要比那些資源匱乏的國家差得多。而在非洲，剛果、蘇丹、安哥拉等擁有大量資源的國家在發展過程中走向衰敗。
專家認為，山西如果要徹底地進行結構調整，形成較為合理的產業結構，至少需要相同的時間甚至更長。當然，這還是在「手段得當」、「方法得當」和「措施得當」的前提下。
窮則思，思則變，變則通。
也許有人說，山西轉型需要時間，需要空間。可就山西的現實來看，這裡的「時間」和「空間」對解決山西問題的「法碼權重」和「性質權重」在論資排序上就要倒過來：首先是「空間」，然後排後的才是「時間」。
我們在這裡把山西轉型的「空間」放在首要位置，是基於它本身是一種複雜的「非線性狀態」，在這一層面上，有經濟問題，有體制問題，更有與之有重大關聯的「吏治問題」。所以，對今天的山西來說，狹小的「轉型空間」似乎要比「明日復明日」式「時間」的「重要度」還重要上幾個量級。
我們就說「吏治問題」吧，記得前文中曾有一句話：「地下『轟隆』一聲響，地上倒下一大片。」於是，有人就會問，山西有情況，換將是良策？
山西省社科院一位學者認為，「更迭官員」只是一種「事後警戒」，不是「良方」。
記得有一些地方官曾在私下竊議，說在山西為官，長期以來一直被外界稱之為坐在「火山口」上，而主管安全生產的官員則被稱為「在雞蛋上跳舞」。這真是應了山西目前一種現實：問責風暴愈刮愈烈，山西政界「樹欲靜而風不止」。
仔細分析，過去幾年裡，在山西省範圍內被「行政問責」的多是地方主政官員。尤為引人注目的是，2008年9月8日，山西臨汾新塔礦業公司尾礦庫潰壩，由此「成全」了山西地方政界在三年內，「限時速換」四任省長的「完美傳奇」，這在共和國發展史上實屬罕見。但是無論如何，山西省的「高層更迭」，事發地官員的重新任免消息頻頻，這是山西政壇當前的一個現實。對此，有外界這樣評述，說這樣「頻繁」的人事更迭似乎對山西地方經濟發展政策的「持續性」勢必會產生一些影響。
也有人評論認為，山西作為煤礦大省，儘管中央行政問責「戒尺」更嚴，但如不採取「釜底抽薪」式的「對症下藥」，而期待從「風暴」走向「常態」，那麼，安全問題恐怕會與我們善良的願望所違。
今天，當我們心存一切美好希望，並且把這種希望朝更美好的方向發展時，我們真切希望能看到一個擺脫礦難重負後，面向未來昂首闊步的「煤炭大省」。
我們真切希望能看到一個整體邁進政治清明與社會和諧的經濟大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