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摸摸掙「票子」，提心弔膽過日子。
這是煤老闆李國民的生活寫照。
前幾天，他剛剛掏了三萬送走縣「新農村建設執法檢查團」，這又接到鄉里來電，說鄉「計畫生育執法隊」下午就到。
他知道，這些人名為「檢查執法」，實則是強行收費。
「唉，真是倒霉透頂了，碰上這些人，沒轍。」李老闆一臉無奈。
對此，有人指出，一些地方部門這種動輒「霸王執法」的行徑，在某種程度上講是一種「庸政」的思維作祟。
而導致某些地方官「庸政」行為的原因，主要是他們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把自身的執法權力「自我」放大。社會學家認為，當權力只有受到約束時，才能發揮作用，而如今，在這些「執法者」的身上，廣大普通群眾似乎看不到他們手中的「執法權力」受到的「某種約束」。也許，他們一直未意識到這一點，張口閉口就說自己是「執法人員」，動輒對煤老闆「涸澤而漁式」地「收費」。
其實，這些在市場經濟環境蠅「違法」煤老闆並不歸他們管理，也就是說這些工作人員實際上才是真正的「違法行為」。
在實際工作中，如果執法者把自身權力「擅自放大」，就會直接或間接導致了這些部門執法意識的「錯位」。而面對這些部門動輒向以煤老闆為代表的財富階層實行「霸王執法」，當地政府也難辭其咎。
我們知道，在現代行政學的視野內，「行政主體」是國家「行政權力的執掌者」。這也就是說，作為政府部門，在具體生活中，你必須依法行政，必須依法「積極作為」。
要特別注意，這裡所說的「作為和不作為」，這不再是泛化的道德義務責任，而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法律責任。
在具體工作實踐中，假如執法者未能依法充分有效地行使權力，我們就可以認為，其實質上就是被動地「濫用權力」。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職能部門的這種「行政不作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府的形象，最終導致了政府的「行政權力」與「行政責任」嚴重脫節。
在今天，由於地方政府一些職能部門在「依職行政」的過程中發生的瀆職、失職和推諉拖延等「行政不作為」或「亂作為」，而導致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的現象，已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在實際生活中，一些煤老闆常被一些「執法部門」拉去「輪流過堂」就是一個例子。
對此，有人認為，國家應當通過法律手段將政府部門的「行政不作為」明確列為行政監察機關受理公眾投訴的重點。同時，將「行政不作為」的責任統一歸到國家賠償責任中去，並及時對具體擔責的公務人員給予相應的懲戒。
由此一來，「霸王執法」有望變成「人性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