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產煤區的「本地人」把來自全國各地的「下窯的」礦工統一稱為「流竄人」。這個稱謂在一般語境中就有含有「本地人」對「外地人」的一種「鄙視」、「瞧不起」等含有歧視的意思。還有，「本地人」對「外地人」的這種「特殊稱謂」，基本上就是像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人稱大陸來客為「表叔」或「北佬」一樣。
這些人中，來自河南、山東、四川和安徽四省的工人居多，另外，甘肅、寧夏、河北和東北的人也不少。
在往年，這些本地「土著」和外來「移民」由於生活習慣和語言文化方面的差異，雙方在交往過程中，難免發生一些摩擦和衝突，但幾大群體的相處總體上還算融洽。
現在來山西「下窯的」和以前的已經不同了，原來的人為生活所困，很多人出來是一門心思出門想掙錢養家糊口，所以處事穩重，為人隨和，能夠儘快適應山西人的生活。
「比如，山西人愛麵食，他們在家是吃米飯長大的，他們就盡量和山西人一起吃面。有意思的是，山西人在吃『撈麵』時，要把麵條和菜水攪勻，他們可不這樣吃，而是把面和菜在碗里分開，用筷子夾一口面，再夾一筷子菜。」
今年53歲的本地老礦工王福娃，至今還懷念當年和那些憨厚純樸的外地礦工們在「村大隊煤礦」融洽相處的歲月。
他說的「以前」是指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當時山西煤炭業還不是很火，「本地人」也在不經意間接納融入他們生活的「外地人」。應該說，外地礦工這種與人為善的處世原則和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很快贏得了本地人的認可。
現在算來，和王福娃相處的這些「外地人」，就應該算是第一代「移民礦工」了。這些人為生活所迫，不惜千里萬里跑到山西吃苦挖煤掙錢，確切地說，他們才是真正地來山西「闖蕩江湖」的人。
時間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山西煤炭產業「紅火」起來了，在到山西的挖煤大軍中，多了一些年輕的面孔。
「這應該算是第二代『外地人』了！」王福娃分析認為。
「但是，在今天，我們對眼前這批『外地人』在我們村裡的所作所為卻不敢恭維。」祖祖輩輩住在煤礦對面山腰上的村民張保才無奈地說，「這些年輕人租我家的房子不給錢不說，還偷我地里種的西葫蘆。這不，我家一隻正下蛋的老母雞，前幾天就被人家燉了。我去找他們論理，人家還要抬腳踹我，這和原來在我這兒住的那個『老山東』根本不是一號人嘛！唉！」
據張老漢說，村子東頭有一眼水井，由於附近幾座煤礦日夜不停地挖煤，把地下水源挖斷。原來經過一夜滀養，井水就能漫到井口沿壁，可如今只能滀到「少半井」，於是村民每天早上的「功課」就是「排隊挑水」。但這些人來了之後，不僅隨意插隊，迂迴排擠本地人，甚至有時自己挑走了井裡的清水不說，還故意把水攪渾。更讓他氣憤的是，這些人上夜班回來後在院子里整夜說笑打鬧，這讓本來「人老覺少」的張老漢痛苦不堪。
而事實上，在這場外地「移民」礦工和本地「土著」礦工的艱難「博弈」過程中，前者憑「強勢」往往佔有「上風」。
原因之一，是這些「移民」多是心高氣盛的年輕人，相互之間都沾親帶故，關係盤根錯節。他們本來就是親戚帶親戚，朋友拉朋友，來山西「打天下」的，他們又有打架鬥毆的「身體本錢」，所以，用當地人的話說，就是他們很「抱團」。
原因之二，大凡產煤區煤礦所在地，多是處於「山高皇帝遠」的偏僻農村，這一帶多是地方治安管理的「真空區」。地方警力對此多是「鞭長莫及」，而一個小村子裡一下有幾百年輕人瞬間「進村」，於是，調戲女人、打架鬥毆都是常事，這會給當地治安帶來不穩定因素。所以，這一帶基本上是「零治安」。
原因之三，是這些人身份背景複雜，個人修養參差不齊。據了解，當地政府曾配合陝西警方抓住多名在逃殺人犯。而在今天，讓本地人感到後怕的，是這些人中不知還有多少像這樣的「負命之徒」。
「我們就是這樣心驚膽顫地過日子。」張老漢說。
為此，當地村民曾多次和收容這些外地「移民」的煤老闆交涉，希望他不要讓這些「外來礦工」禍害當地人。
但煤老闆為了一己私利，他們總是充耳不聞，整日住在城裡用電話「遙控」，一有「風聲」，馬上通知讓這些人回家「避風」，等「風平浪靜」後，再電話「招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