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奈特並沒有想到可能會死，因為以前從未遇到過這種事；他既不考慮未來，也不追憶過去。他只是眼睜睜看著大自然企圖消滅他，而他則竭力反抗。
——《一雙藍眼睛（A Pair of Blue Eyes）》（1873）
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
《荒野獵人》所嘗試的，是一種講述故事的方式：因為全文完全是日記式的內心獨白，我的主觀整個嵌入到角色的主觀當中——這就表示，所有的敘事和描寫，也都是經過了角色主觀改造過的。在整個故事鋪開、甚至直到故事完結的過程中，我們能夠看到很多的相互矛盾、前後不一之處，但卻無法去數落他們的不是：在長達一年的時間跨度中，並且還要經歷一連串對情緒影響甚大的事件，每一階段的想法都不可能相同，回憶、思考及邏輯上也都會有遺忘、大意和疏漏之處。在寫作提綱時，這關於每個季度、每個日期在相同角色上的影響，我曾經特別留意過，為此我還重新瀏覽了四本日記體的書：《拉貝日記》《安妮日記》《長腿叔叔》（註：實際是十分特別的、沒有回信的書信體。在此將其看作不署日期的日記）和《愛的教育》，其中的前二者並非小說。無一例外的，這四部作品選用的體裁在描寫事件時都十分明確且方便，因為日期的切換統一和直白，這就省去了在時間過渡上需要費力完成的、效果也不見得會好的其它方式。只是這些和我所想要寫的尚有不同，因為我需要的是一群需要寫很長日記的角色，而這些的日記卻多半短小，也不包含太多和敘事無關的成分。
很多遊記散文也使用了日記體來記錄旅途見聞，但各個篇目之間的聯繫卻太不緊密，也不符合我所期待的格式。
有位朋友建議我使用《紫陽花日記》的方式，讓女兒通過一篇一篇地閱讀日記來展開劇情，同時慢慢發掘父母藏著的秘密：那傢伙是渡邊淳一愛好者，但我卻是自《失樂園》開始就不太喜歡這個人的。發掘模式用得好的，比如喬斯坦·賈德的《蘇菲的世界》，倒也可以算是寬泛的日記體：雖然是以第三人稱來講述故事，但若按照章節來改編成日記體，也絲毫沒有困難。尤其是那關於仲夏節的無限期待，用日期的推進來詮釋，說不定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因此，這樣就離我所想要的文體更接近了些：我需要一個通篇都是日記和摘錄的例子，而且行文的脈絡是憑藉或長或短的日記自身來實現。挖掘真相的過程，需要在日期逐漸增加或減少的過程之中，由讀者們自己去感悟和完成。如此的要求類似於馬克吐溫的晚期作品《亞當夏娃日記》，那樣的繁複交錯之格式，我差一點就直接拿來使用了：因為我擔心謎題和解答部分相隔太遠，會讓閱讀者們感覺不適——但這樣一來卻損壞了文章的整體性，就像是對四個發生在不同季節的密室故事分別進行解答，懸念架構也遭到了破壞。讀者一旦過早知道了局部的答案，犯人的自白太早出現，暗藏在後的布局格調便會下降數個檔次：當然，這只是我閱讀類似小說時的要求，可能並不適合所有讀者的口味。反正，我是那種習慣被不可能謎題壓得喘不過氣，然後一次接受一連串解答的類型——讀那樣的書，會讓我的心情十分舒暢：我猜，抱有此種閱讀偏好的，肯定不會只有我一個人。
最後我想到了久違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在重讀了6月16日和綠蒂小姐在舞會共舞的那一段之後，我得到了想要的行文韻律。
關於小說的名字，最開始的來源是出自《榮格全集》中那篇《論死後的生活》。這篇文章用大段的引例講述了關於回憶、願望、恐懼和死亡之間的種種現象，並以榮格慣用的推理方式進行了詳細的解說——這篇文章中的很多內容，包括其中為瀕死經歷、夢境和幻景所舉的例子及與之相對應的、言之有物的討論，對本文的背景設定和情感、心理線索安排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荒野獵人」這個詞的出處，源自其中：
「我已看到這頭猛獸，渾身上下頓時都涼了。它從我身邊掠過，我突然明白了，是荒野獵人命令它去摘走某一個人的靈魂。」
這是來自榮格在母親死前所做的一個夢，「荒野獵人」在此處所指的是日耳曼神話中的一位神明，正作為驅使狼群和猛獸的狩獵者化身，將逝者的靈魂帶往安息之所。神話、巫術、中世紀、鍊金術士和女巫等等元素，在基督體系中是十分重要的集體記憶之一。「荒野獵人」這個名字的妙處，在於能夠同時結合場景、人物和歷史背景的要素，進行最精鍊的概括——這顯然符合為小說選名的全部要求。
關於作家這個主體形象，正如我在後記的開頭所引用的、哈代的文句描寫的那樣：他對謎題中出現的不可能是有著天生的反抗精神的。其實這個形象，拋開他身上的固有屬性不提，應該會成為全文中讀者們嘗試代入的最重要形象——作為偵探小說，他代表了偵探們努力探索真相的過程。這位可憐的男主角既然已身兼偵探、連續案件線索人物和死亡詛咒威脅的承受人等多重身份，便完全不必背負偵探們通常所持的、各種各樣的道義需求，而是自始自終都堅持著設法自救的明確目的：從輕敵到受挫，再到自我放棄和依靠本能行事，最後折服於真相，並且能夠在自我被整個擊碎的廢墟上看到一切重新開始的跡象——他完全忠實於他自身所提出的願望，即使是自我欺騙，也不過是心理防衛機制的集中體現：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從作家的行為中分辨出仿同、隔離和幻想這些自衛機制來。
因此全文的基調還是向上的，結局的思考也沒有選擇放在一個殘忍陰暗的場景中展開；雖然在中途顯得岌岌可危，但最終也還是沒有偏向黑暗一側：這並非是出於捍衛道德的無聊考量，而是在權衡了兩個方向之後，選擇了認為在閉卷回味時能夠更有韻味的收尾。這當然表示——或許就是在下一篇小說里——一旦我認為有需要，去唆使通篇的溫暖陽光在收尾時突然化作傾盆大雨，並以電閃雷鳴的恐懼姿態來收尾，似乎也未嘗不可。
讓動物祭品的離奇死亡和逐漸逼近的神秘詛咒作為催促讀者們一頁頁讀下去的鞭子，應該還算是個不錯的主意。由動物們來作為被害人，可以實現以乏味單一的裸猿們作為死者時所不可能實現、或者限於道德約束而難於實現的兇案場景：比如極北蝰和赤狐的那兩幕場景，如果換成由人來承受那樣的儀式處理，大家可以試著想像一下，那會是一個怎樣可怖的場景。
另外，因為不同的動物具備不同的體型體表特徵，以及差別顯著的生活習性、愛好、運動方式等，這就給不可能犯罪的寫作開闢了一些嶄新的方向。這並非要求寫作者們都去嘗試一下在文字中虐待動物，而是讓思維能夠藉助那些形象有趣的生物特點得到拓展，從而創作出更富想像力的密室及不可能犯罪小說來。
完成這部小說的過程是愉快卻又滿布波折的。在這長達一年的漫長連載之中，我的《大眾偵探》專欄收到了數不清的讀者來信——讚揚的部分不必細說，批評也佔了很大的分量。還有一些自認為是評論家的傢伙，在他們的報刊陣地上對我的連載進行了十分不留情面的批判，幾乎將每一個段落都描述得一無是處：我對這些自我意識過剩的躁狂症患者們的行為深表反感，便借了主角的作家身份，在正式出版的自傳的第16節中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我對批評和讚揚根本毫不在意，因為我對文字的運用有自己的理解：我享受那個過程，不願在無謂的解釋和無理糾纏中浪費哪怕一秒鐘時間。
就在上周六，阿伏羅狄提（Aphroditi）製片廠的楊·拉金·杜馬拉（Jan Larkin Dumala）導演，這位加拿大籍的波蘭人找到我，希望能買下《荒野獵人》的影視改編權，將這篇小說里的故事拍成電影。我十分相信他的能力，因此選擇將這件事記錄在全書的末尾——那些流動的畫面現在就已出現在我的腦海中。希望他能夠找到合適的演員和拍攝地點，並且不要當真去虐待動物。
——夏哀·哈特巴爾
2008年9月15日於自由意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