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古代人和草藥醫生的植物分類
亞里斯多德也寫過關於植物方面的著作，但已經逸失。因此，植物學的歷史要從他的學生Theophrastus（公元前371－287）所寫的《植物調查》算起。Theophrastus的主要貢獻是在植物形態學和植物生物學方面，他並沒有採用正式的植物分類系統，植物的生長型（樹木，灌木，小灌木，草）是他分類的主要依據；有無刺棘、是否由人栽培等等也作為依據之一。他提到的很多植物類別顯然來自民間習俗，因而有一些是很自然的（橡樹，柳樹），另一些從分類學來說則是完全人為的，例如「月桂樹」就是一些長綠樹的總稱。
就與植物學直接有關的歷史來說最重要的人物是Dioscorid－es（公元60年左右）。
他是羅馬軍隊中的一位希臘醫生，他去過許多地方，並收集了非常豐富的對人有用的植物學知識。他的《藥典》（Materia medica）載有對五、六百種植物的描述。這些植物或者可作藥用或者能提供香料、油料、樹脂或水果。在他所寫的五本書中植物主要按實際用途排列（如藥用，調味品，香料等等），但是他有時也把相關的植物按次序列在一起，例如他提到的唇形科的22種，傘形科的36種。他確實也批評過已往的某些學者將植物按字母順序排列，因為這樣就把具有同樣性質的相關植物分隔開。Dioscoridos在植物學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主要是由於他的《藥典》在一千五百年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一直是主要的植物學教科書（Magdefrau，1973：4－11）。他被公認為是有關植物一切問題的絕對權威，特別是植物的醫藥性質方面。然而就和蓋侖在解剖學方面一樣，他的傳統後來也愈來愈加變成了書本知識，愈來愈加脫離自然界和植物有機體的實際。
但是，從13世紀開始出版了一大批植物志，從中可以覺察出重新回到實地觀察自然界的趨勢，這股潮流在發明了新的印刷術之後被大大加速。1478年Dioscorides著作的拉丁文譯本出版，1483年又出版Thecphrastus著作的拉丁文譯本，在這個時期還首次印刷了前幾個世紀植物志的手抄本。對植物鑒定的興趣日益濃厚、對Dioscorides所不知道的本地植物的大量發現、以及研究新發現植物的新醫藥性質等一系列情況導至了在歐洲的醫學校設立了教授講座，第一個這樣的講座是1533年在義大利的帕度亞設立的。
由於「德國植物學之父」Brunfels（1488—1534），Bock（1484－1554），Fuchs（1501—1566）的研究工作而開創了一個新時代。這些博物學家代表了回到自然和親自觀察的潮流。他們的著述再也不是羅列陳套和反覆抄襲的神話和寓言而是在野外觀察到的真實的、活生生的植物描述。他們也代表了描述和描繪本地植物的一種努力；由他們僱用的優秀繪圖員和木刻家所製作的插圖，其精確與熟練程度是以後幾代人都無法超過的。這些插圖在植物學上所起的作用就像維薩紐斯的插圖在解剖學上一樣。Brunfels的著作《活植物圖譜》（Herbarum Vivae Eies，1530）的原書名也強調了書中所記載的植物是在野外現場繪製的（由Haz繪製）。他們三人分別寫的三本植物志描述。與描繪了古代植物學家完全不知道的中歐的許多植物種。Brunfels描繪了200種植物，Fuchs則不下於500種。
Bock是三人中最富有創造性的。他用準確的、繪聲繪色的通俗德語寫就的全部描述無疑是根據他自己的觀察。而且他還公開反對其它植物志按字母順序排列的辦法，他把「將一切有關的和相聯繫的，或者在其他方面彼此相似的植物放在一起，但又保存差異」
作為他的方法原則。他不僅寫出了很精採的描述，而且還註明了他所描述植物的所在地與生境（包括土壤性質）以及開花期和生活史的其它方面。就此來說BOCk的著作就成為了一切未來地方植物志的典範，並和法國及英國印刷的其它植物志一起成為那個時代的暢銷書。
草藥醫生的分類
草藥醫生的「分類」最突出的一個方面也許就在於它們並沒有前後一貫的體系。草藥醫生所關心的根本不是分類而是各種植物的性質。Brunfels（1530）的分類順序是很隨便的，至少就植物的屬來說是如此。但是，一些密切相關的種，例如車前屬中Plantagomajor，P．minor，P.rubea，就先後緊接著排列。Fuchs（1542）則主要按字母順序排，頭四章的內容是：Absinthium，Abrotonum，Asarum，A。這順序在德文版（1543）中仍保留，雖然這四屬植物的德文名稱分別是Wermut，Taubwurtz，HacelwurtZ，DrawurtZ，正好與字母順序相反。滑稽的是Fuehs在談論時曾經提到他在大大簡化的德文版中沒有考慮這一點是因為「普通人」用不著知道。
在植物志的分類方面有三點值得單獨提出。首先，對種（物種）和類（屬）認識模糊，其次，很多已知的類，例如草，是十分自然的，但往往加進一些表面上相類似種類加以擴大。例如，在蕁蔴中就應當把真蕁麻（Urtica）和具有相似葉子的唇形科植物（假蕁蔴）區分開。又如，排列在小麥（草類）之後的是蕎麥（雙子葉植物），僅僅是因為在它們的俗名中都有一個「麥」字。這樣的排列在植物鑒定上雖然有一定價值，但就完善的分類而言則並無根據。最後，試圖制訂高級分類單位的努力很有限。例如Gerard在他的植物志（Hetball，1597。依據Dodoens，Lobel）的第一章中寫的是「草，燈芯草，菖蒲，球莖或洋蔥類植物」，即多數是單子葉植物。第二章則包含「供食用，醫藥用或香料的一切植物」——從植物學來說完全是大雜燴。
植物志傳統在出版了Caspar Bauhin的圖鑑《（Pinax，1623）後達到頂峰。它表明了自從Brunfels的《圖譜》出版後九十年來的顯著進步。它在12卷72部分中共描述了6000種左右的植物，並全部定出屬和種，雖然沒有屬的鑒別特徵。按整體的相似性或共同性質，往往把相關的植物排在一起。這樣構成的植物類別並投有分類單位名稱，也沒有列出高級分類單位的鑒定依據。然而卻隱約地認出了單子葉植物，並將九或十個科及亞科的雙子葉植物的種和屬歸攏到一起。雖然Bauhin從來沒有說明他的方法，但是很明顯他同時考慮了許多不同的性狀並將共同具有多數性狀的屬放在一道。鑒於《圖鑑》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份方便的植物目錄，因而Bauhin發現相關的屬並將之歸併在一起的才能的確令人驚嘆。
植物系統學後來幾乎每一樣發展的開端都可在草藥醫生的著作中找到：根據相似性或共同具有的性狀，將植物歸類的企圖；二名制甚至二叉式檢索表的開端；探尋新性狀；力求提供更準確更詳盡的描述。草藥醫生最可貴的貢獻可能是他們的經驗主義態度。他們再也不滿足於單純抄襲Dioscorides和Theophrastus的著作；他們在自然界實際地考察研究植物並「按種和屬描述每種植物怎樣生長，在一年中哪個季節怎樣開花結實，並在什麼土壤上最容易發現。」（BOCk，1539）但是每位草藥醫生都有各自的工作方法，而且所有的這些人無論採用什麼方法又都不是完全一致的。
因為當時知道的植物數量並不多，所以只要翻翻植物志遇到某些方面很相似的植物然後再仔細閱讀描述部分和察看插圖以便保證鑒定無錯，通過這種方式就可以查知種。
然而到了十六、十七世紀已知的植物的數字幾乎是按指數增長，所以這種簡單方法已不適用。Fuchs（1542）只知道大約500種植物，Bauhin（1623），6000種，瑞（1682）時就已經達到18000種。按字母順序排列或其它的隨意排列已不再合適。為了適應新的植物「種類」的雪崩式增長，在較廣的「種類」（屬）之內更仔細地辨別種就很必要，而且還要把相關的屬歸納成高級分類單位。此外，還需要有能相當快地鑒定某一標本的方法或系統。
4．3邏輯分類的下行分類
分類學說看起來非常之簡單：根據相似性將要分類的東西加以整理歸類。當涉及生物有機體時馬上就遇到這樣的問題，怎樣確定或計量相似性？答案是仔細分析性狀（特徵）。因此選擇和評價性狀就成為近年討論的中心問題。然而如果一開始就考慮性狀，就無法理解從切查皮諾到林奈時佔主導地位的分類學說和自達爾文以來流行的分類學說之間的差異。因此必須首先討論可能有哪些分類。
實際上根據相似性來分類並不是文藝復興時期制定分類的依據。鑒定是當時的